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個人權力之爭嗎

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個人權力之爭嗎

　　文革前，人民被告知，中國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這是一個黃金般璀燦水晶般透明的時代”——我記得中學課本里就是這么描繪這個時期的。在很多人看來，文革完全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腦殼里臆想出來的。紅衛兵全部都像孫猴子一樣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其實歷史哪有這么簡單呢。建國后的經濟發展，雖然造成了高薪階層，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的階級源頭。但同時也毫不例外地造成了高薪階層的對立面--人民的不平和憤怒。人民群眾雖然對上層斗爭未必清楚，但自己的切身體驗卻使他們感到毛澤東是對的。

　　徐友漁回憶自己上山下鄉的經歷時說：我們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雖然兩年多的運動使人對原有的政治信念產生動搖和懷疑，但有些東西仍然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腦子中，比如“新舊社會兩重天”，“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這一類宣傳。到農村后，這些神話迅速地破滅了。同學們懷著驚奇的心情，紛紛交換他們的所見所聞。

　　曹為平回憶說：“現在許多人都在大說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對毛主席搞個人崇拜。其實如果要說個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嚴重得多呢！那個時候，全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薩，黨組織的每一層，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被當成了大家必須崇拜的對象。每一個黨員都被看得很神圣。一個最經常見的事實是，幾乎任何時候有了任何成績，都歸功于最直接的黨組織的領導。……認真推究文化革命造神實在不但出于大多數群眾的感情，我們中國在當時也的確必須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許多平時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個時候都在毛澤東思想的檢驗下原形畢露了。有的人其實也不過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卻要做出一付高貴的姿態來，有的人實在是一些偽君子。”

　　青年學生任毅來到農村參加了社教運動。“這就使我察覺到了整黨和純潔黨的隊伍的問題。我們看到腐敗，命令主義，高壓手段……我們看到群眾是怎樣容忍那些黨內的壞干部的。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們還是開始產生疑問…”任毅理解了毛為什么考試“革命接班人”的問題及整黨的問題。（韓素音《再生鳳凰》）

　　現實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因。

　　與蘇聯相類，文革前的中國是一個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在職業和婚姻問題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極其嚴格。在政治上，宣揚劉少奇的《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那時候的一個普通工人，工廠里的班組長有權剝奪他的自由和經濟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把他捉將官里去。其他地方無不如此，支書，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都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反對他們就是反黨。到了1966年初，則變成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劉少奇代表的方針，則更多地重視通過強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壓”）來提高生產效率。這一路線的標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內容模仿蘇聯“馬鋼憲法”即蘇式官僚主義管理體制制訂的《工業管理六十條》，以及1964年前后擬建立的“托拉斯”工業組織。毛澤東則始終是想試圖探索一條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線。1958年鞍鋼提出的所謂“鞍鋼憲法”提供了這種探索的一種標本。

　　在文革前，人們被告知，黨是絕對正確的，但人們看到有些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卻在玷污著黨。人們從經驗中直覺到什么地方有問題，有毛病，但有些領導人以自己的權威，以自己的宣傳機器讓人們相信，錯誤不在現實生活中，而在人們自己的頭腦中。對現實的批評、懷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頭腦中的舊思想在作怪，應該改變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認識。人們多年來一直以黨的權威和革命理論來抗拒生活經驗，甚至抗拒自己的親身遭遇。在毛澤東的教育下，這一層紙一下就給捅破了。原來事情如此！其實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鎖一旦去掉，人們的良知、價值標準和經驗事實馬上一致起來。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懷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騙的結果。人民要真正做人，這既是發自內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代表的真理。在當時，毛的革命路線恰恰被歸結為這樣一句話：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4年毛澤東閱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接著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話：“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陳正人在信中還寫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又寫了一段批語：“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澤東在陳正人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４日關于在洛陽拖拉機廠搞社教蹲點情況給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

　　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他擔心，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

　　毛澤東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①（①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但是，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干部很難接受這種主張。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長方志純回憶道：“我從南昌坐火車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華東局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都是華東局委員、華東地區各省市的負責同志。會議的內容是傳達貫徹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憑著多年的政治經驗，大家事先已感覺到政治氣候的嚴峻。在討論會上，發言的同志不像以前開會那樣踴躍，而且話語顯得有些謹小慎微。許多同志雖然根據自己的認識水平，發表了一通講話，但是對于文件中這樣一些文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是一個，也不是幾個，而是‘一批’。大家琢磨來琢磨去，越琢磨越覺得不可理解，越覺得不對勁兒。結果，華東局會議開了幾天，氣氛總是不那么活躍、熱烈、和諧。”（《我與毛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３８、３９頁。）

　　毛對黨內大多數人的不清醒，是有充分估計的。所以在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條中，特別寫明“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xx寫了一封長信。信寫好后，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后，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結果，里面有許多話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毛澤東給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文革第二年，196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這天晚上，臨時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除毛澤東外，參加的有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沒有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李富春。吃飯按他的慣例，四菜一湯，每人一小碗面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澤東講了很長的一篇話，就像是舉行了一次會議。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十分重要，但沒有留下正式記錄。據參加這次晚宴的王力說，毛澤東講話中給他印象很深的話是：

　　“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

　　“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

　　“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①（①《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第６９３-６９６頁。）

　　對各地各級黨政機關領導人中相當大的一個多數，毛澤東已經明顯地失去耐心，認為他們利用領導者的身份，玩弄兩面派的手法，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努力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舊框框，提倡無條件服從，挑動群眾斗群眾，阻撓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同他們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決問題。不排除這個障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便不能進行到底。他認為，最近已出現新的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圖阻擋這股歷史潮流的人都要被沖走。

　　吃飯時，毛澤東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

　1970年12月18日　，斯諾問毛：“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就反對。”斯諾在文章中這樣記述：“（文革）是個人爭權的斗爭嗎？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沖突首先是由于，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到了今天，還有很多人認為文革僅僅是毛與劉的個人權力之爭。一個外國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勝過我們的許多國人嗎？

　20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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