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毛澤東（舊文）
郭松民
·
2010-07-03
·
來源：烏有之鄉
| 反思文革反思毛澤東 |
|
| 作者: snbssnbs 發布日期: 2009-4-12 查看數: 2054 出自: http://www.fyjs.cn |
BAIDU_CLB_singleFillSlot('11067');
-
人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實正是毛澤東的一種自況，愚公移山也是對毛澤東一生經歷的一種真切描摹。因為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樣，不斷地進行著“移山”工程——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棄，不言敗。
公平地說，大部分的“移山”工程，毛澤東干的都很成功，年齡稍長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等都曾經被成功地移除過（它們現在的卷土重來則是另一回事），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卻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隨著一次懦弱的政變，文革成了一場慘敗。
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毛澤東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他想通過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誰？文革為什么會失敗？
毛澤東是追求徹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中，問來訪的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個“窯洞對”的故事，近年來被引用的比率相當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執政黨履行歷史承諾，也有人想以此來證明毛澤東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來，毛澤東對這個承諾是相當認真的，并且始終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發動以“大民主”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群眾進行“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負責”。今天，由于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官僚階層——的長期妖魔化，政治運動似乎成了“瘋狂”的代名詞。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的，歷史的真實是：“政治運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這可以解釋新中國前三十年，干部隊伍為什么基本是廉潔的，為什么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1970年代末，一恢復高考制度，幾乎所有的考生都覺得自己面前有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的缺位，對社會下層的學子來說，向上提升的機會是充分開放的）。
從邏輯上說，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與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應該是同時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為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精英對精英的監督變得不再可能，只有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開辟大眾對精英進行監督的渠道，才能防止執政精英的變質和腐敗。既堅持一黨執政又否定政治運動，實際上就等于拒絕任何監督。1980年代以來，執政黨宣布“20年內不搞政治運動”，同時又明確拒絕全盤西化，不搞三權分立，演變到了今天，已經到了“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的地步，豈非偶然？
如果說，在文革前進行的政治運動，還強調黨對運動的領導，因此常常被當權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順勢用來排除異己的話，那么到了文革時，毛澤東顯然想糾正這種錯誤，轉而號召“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20日）。而官僚對這一口號意味著什么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二月逆流”，就有當權派官僚借陳丕顯來京問題向這一口號發難：“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形而上學!”當然，當權派的“辯證法”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現在也心知肚明。
令人費解的是，主流知識精英在否定“政治運動”這一點上和官僚保持了高度一致，完全不愿意承認政治運動有任何民主性，這和他們在口頭上經常表現出來的對民主的熱愛頗不相稱。他們為什么會這樣？究其原因，我想和他們在政治運動中也同時成了大眾的監督對象，失去往日的優越地位，和官僚成了難兄難弟（尤其是在文革中）有關。看來，民主并不是主流知識精英所真正熱愛的，他們能夠主導、領導的“民主”才是他們真正熱愛的。
毛澤東的努力，也得到了“窯洞對”另一方黃炎培的認同。1952年8月4日黃炎培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盛贊國家的建設成就。當天晚餐后毛澤東向各個黨派征求意見，黃表示：“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復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復的周期率是正確的。”當其時也，黃已逾74歲，和毛有著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純粹是為了奉承而故作諛詞。
關于民主，毛澤東還有一段比“窯洞對”更為透徹的論述。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經歷了“廬山會議”的風波之后，毛澤東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秀才”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根據“批注與談話”的記載，蘇聯教科書在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毛澤東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并發表議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我們會發現，毛澤東對民主的解釋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了。從這段批注和談話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文革時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舉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此時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不是單純的懷舊，其本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態。這段談話表明，毛澤東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語言說，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了。在毛澤東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制衡，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在中國實行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愚公毛澤東的難題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澤東，其所面臨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一般用“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來概括，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概括其實忽略了一個當時最強有力的階層，即官僚階層（或者叫“黨—國精英”）。這個階層應該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副產品”——由于中國革命被迫選擇了武裝斗爭的道路，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培育出了千千萬萬的職業革命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各級官僚，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崇高威望，斗爭經驗豐富，具有捍衛政權的強烈意志，并且壟斷著包括黨、政、軍、人、財、物在內的全部資源。
當時的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禮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或曰精英集團，已經蕩然無存——地主階級已經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也已經被“贖買”；西方勢力已經退出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處于被改造的狀態——唯一有組織的強大力量，就是官僚階層。在中國這座伊甸園里，官僚儼然龐然大物，沒有天敵：工人農民對他們表示擁護，知識分子也很恭順。
愚公毛澤東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對他來說，麻煩的是，這個官僚階層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年代親手締造的，并在他的帶領下從勝利走向勝利，但現在又成了他領導中國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礙。如果毛澤東能夠成功找到解構官僚權力的辦法，或者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對官僚階層構成有效制衡，則中國不難從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反之，如果聽任官僚控制一切，中國革命就會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已經獲得的革命果實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喪失。
當然，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為止，這個官僚階層基本還是“紅色”的，它的革命銳氣和理想主義色彩還沒有完全褪去，在毛澤東的嚴厲監督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沖擊之下，它還沒有來得及腐敗（這一點后來給文革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在人民群眾缺乏民主權利，不能對其進行制約的情況下，“紅色”有可能變成“灰色”，甚至有可能變成“黑色”，所以，不能因為這一點就不實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為官僚階層還是“紅色”的以及還不夠腐敗這兩點，不僅黨內干部對文革不理解，甚至黨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國慶節，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時，曾親口向毛澤東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我一向以為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這么多的好干部都變成了走資派了？”但后來的歷史證明，是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階層的本質及其演變趨勢。
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會發現，由官僚階層或“黨—國精英”壟斷一切權力的社會主義，必定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必定是一種暫時的狀態。其前景，要么是繼續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一個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要么是向后倒退，回歸“世界主流文明”，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
這兩種可能性，后一種變成現實的幾率最大，而且幾乎成了所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規律性現象。主流學者對此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來作終極解釋。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因為，官僚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天敵，在列寧、毛澤東這樣對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們的領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決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幾乎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必然會打破所有關于社會主義的神話、意識形態、教條和制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號變得虛偽。社會主義的失敗，使資本主義顯得很“成功”，重建資本主義于是成為“潮流”。至于第一種可能，則除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悲壯實驗之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付之闕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官僚們擁有壟斷性權力，他們不可能發動一場以自己為對象的革命。
實際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黨—國精英”長期保持紅色，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在描述社會主義的時候總是徹底堅持民主的。在他們看來，經濟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人民直接當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統治集團來統治的社會，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換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所以，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一再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原則”：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恩格斯認為，只有堅持這些措施才能夠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愚公毛澤東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的一次偉大的嘗試，是對官僚壟斷權力的一次史無前例的沖擊，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眾民主的一次偉大實驗！概括來說，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大眾擁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
這一權利的最大特點，是拆除了表達權的全部門檻，無論是地位、財產、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構成表達的障礙。綜觀人類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被發明出來并合法化以前，話語權一直是被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四大自由”的出現使得最底層的大眾也可以在不經過精英許可的情況下，直接行使話語權，他們因此擁有了反抗官僚壓迫，監督精英階層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這種權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國推上了世界人權發展的最高階段，處于人權發展的領跑者的地位，并在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今天，我們站在互聯網時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體會它的偉大意義。在互聯網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網上的輿論對中國政治生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們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聯網，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所以我認為，凡是熱愛互聯網并且體會到互聯網好處的人，都應該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憲法》，是一份空前偉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侖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國主流精英視為圣物《“五月花號”公約》。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對官僚進行監督，一個最被人詬病的方面是許多批判和指控并沒有事實根據，這也成了它后來被取消的一個主要借口。但事實上，由于大眾和官僚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以“舉證責任倒置”（所謂“逼供信”）就成了大眾監督精英時的一種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也必然會導致出現一些冤假錯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權力的人，在民眾的質疑面前有義務自證清白，這也是當今政治文明的一個通例。一味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則在客觀上保護了擁有絕對信息優勢的官僚集團，使得巨量腐敗分子逍遙法外成為一種必然。兩種方式，孰優孰劣，大家可以去考慮。
二是大眾擁有了空前的社團自由。
有組織的少數永遠可以戰勝無組織的多數，這幾乎可以說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總人口中居于少數，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眾，也不外乎因為他們是有組織的，而大眾是一盤散沙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文革時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類歷史上社團自由程度最高的時期：不用申請，也不用注冊，幾個人一商量，一個新的政治社團就產生了。如果考慮到只是在進入21世紀后，一些最為寬容北歐國家才剛剛達到成立社團無須注冊的程度，我們就能夠意識到當時中國大眾所享有的社團自由是世界所僅見的。在今天，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極力推崇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嗇地使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個超越任何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的時代，這種矛盾的態度是令人費解的，也讓人們懷疑他們追求自由的誠意。
文革的群眾組織，其雛形和靈感，應該是來自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如果假以時日，它定能成長為嶄新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并成為大眾監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對一切事務管理權”的主要平臺，它將使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二字名至實歸，為創建一個真正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創造條件。
三是創立了草根民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制。
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簡稱革委會。1967年上海首先發起一月風暴奪權運動，由群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級政府的權力，組織了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由張春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澤東的建議下，改為“革命委員會”，在文革中，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部改名為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領導，取消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人員采取“三結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沒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眾組織代表，和“工宣隊”、“農宣隊”（全稱為《工人（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要是進駐機關、學校和文化事業單位的工人、貧農、下中農的代表）或部隊軍管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干部由于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工農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針，群眾組織代表則負責維護本單位下層人員的利益。
“革命委員會”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批注與談話”中談到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具體化，這一組織形式使得各級政權和管理機構中，都有來人民大眾的新鮮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陳永貴、吳桂賢這些來自基層工農干部。為了防止這些人再次脫離大眾，毛澤東還根據陳永貴的經驗，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使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總之，文革無疑是中國實現民主理想的一次嘗試，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它失敗了。文革的失敗，除了說明民主在中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還能說明什么？
愚公毛澤東為什么失敗？
文革之所以失敗，一個直接的原因是文革關于大民主的實驗，威脅了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因此也招致了他們本能的或有意識的反撲。其中標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漢“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眾組織和一部分部隊，在明知毛澤東坐鎮的武漢的情況下，仍然綁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形勢，毛澤東被迫緊急離開武漢轉往上海，用當事人王力的話說，毛澤東蒙受了他成為黨的領袖以后的空前恥辱。在一定意義上說，“七二0事件”對文革歷史的影響，堪比“西安事變”。它使毛澤東意識到，文革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復才能達到，為避免迫在眼前的內戰危機和全國徹底的無政府狀態，毛澤東不得不著手對文革的進程作出重大調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個表面上的原因，在我看來，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澤東所希望喚起的“上帝”——即工人階級——其實對毛澤東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學生紅衛兵只是一股突擊力量，并不能決定整個文革的勝負，農民則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對象，而知識分子也對文革持反對態度，因此文革的勝負就取決工人階級的態度。毛澤東曾經發出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對工人階級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來，工人階級也熱烈地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成立了各種群眾造反組織，積極參與了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三結合”領導班子，并組織了“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筑”，但實際上，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文革的意義并沒有能夠真正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工人階級在“起來”之后，很快就分成了兩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爭無法自拔，這不僅嚴重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創的官僚能夠以整頓派性為名東山再起，即使在毛澤東明確發出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沒有必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后，情況仍然沒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復雜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無法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鎮壓造反群眾的情況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觀上扮演了官僚近衛軍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沖鋒在前，逼走毛澤東的“百萬雄師”，其基本成員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階級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一種政治不成熟的狀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階級是文革前“17年”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政治地位很高，社會聲望很好，福利待遇也優于許多其他社會階層。單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產階級會成為西方體制的革命力量嗎？
但工人階級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他們不能像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起來占領上層建筑，作為一種團結的、革命的力量制衡乃至取代官僚，則他們現有的地位和利益會在一種名叫“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喪失殆盡。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失敗于工人階級的政治不成熟，并不為過。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千萬工人的“飯碗”，作為一種改制的代價，被輕易地“付出”了，工人階級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總之，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敗，已經并且將繼續付出慘重代價，究竟伊于胡底現在還很難說，但歷史女神不會在短時間內給工人階級第二次“領導一切”的機會，則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實取決于這樣兩個因素：第一，敢于向不可能挑戰，挖山不止，永不放棄；第二，感動“上帝”，“上帝”（即毛澤東所指的人民）的傾情加入，這才是“移山”成功的關鍵一環。
在“七二0事件”后，李訥及毛澤東身邊的人，都曾聽到毛澤東常吟一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開始李訥還以為毛澤東是在感嘆被審查的王、關、戚等人，后來才意識到毛澤東是在感嘆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澤東意識到，在這次“移山”工程中，他無法徹底感動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復，也許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無法實現了。
如何面對毛澤東的遺產？
文革不是敗于1976年，也不是敗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徹底否定”，而是敗于1967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從那時起，由于意識到工人階級是分裂的，毛澤東無法給官僚最后的致命一擊，文革被迫偏離了它走向徹底民主的目標，而以一種夾生飯的形式曖昧地延續著。在中國一勞永逸地實現徹底民主的機會，至少暫時地失去了，已經“運去”的毛澤東，也無力根本挽回這種局面，實現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遙遠的將來。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革的主觀條件是成熟的，因為毛澤東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標，但文革的客觀條件是不成熟的，官僚的“紅色”猶在，“上帝”對毛澤東的努力將信將疑。文革的失敗，是毛澤東的失敗，也是中國第一次嘗試大眾民主的失敗，任何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都應該繼承毛澤東遺產，完成毛澤東未竟之業，而不是與之一刀兩斷。
在沒有毛澤東的情況，我們應該怎么辦？答案很簡單：讓我們每個人都成為毛澤東吧！讓我們每個人在面對官僚這座“大山”時，都能像毛澤東那樣“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棄，不言敗”吧！毛澤東已經證明，實現大眾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毛澤東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們不能繼續把我們自己的責任推到他的身上，相反，我們只能在毛澤東失敗地方繼續前進。毛澤東的文革的失敗，常常成為許多人懷疑大眾民主是否可行的原因，這是荒誕的——難道因為毛澤東也失敗了，我們就不再追求民主了嗎？
郭松民附言：
這篇文字，是在看了陳永苗先生的《有毛必有鄧，有鄧必有毛》一文后寫下的，我力圖對陳文中提出的質疑，做一個總體的回答，在文中，我也集中闡述了自己這些年來的一些思考。
在陳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認為有必要原封不動地引在下面：
在毛澤東那里，我很佩服的一點，是他一個人和自己所締造的政黨和國家機器的對立。對此，我心存感激。中國從古到今，從來沒有如此對皇帝、主權政黨和官僚從來沒有如此，把他們當作潛在和實在的敵人。這種不顧一切做實驗，實現理想的精神，把毛澤東強化到一種化身和象征意義，因此成為民眾的神話。這一種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間對毛澤東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義。幾千年以來，底層的最強烈的感受，從來沒有這樣過的。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一樣，讓民“心中像火一樣燃燒”。而這種最深層震撼，可以與只有基督福音傳進來，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敵基督者。
作為一個旗幟鮮明的“憲政自由主義者”，陳永苗先生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也讓我很佩服，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只要對自己所秉持的主張是真誠的而不是嘩眾取寵的，只要能夠跳出意識形態的窠臼，只要能夠以嚴肅的態度去面對歷史，那就不難接近甚至發現歷史的真相，就不難從中引出有意義的結論。
附錄：有毛必有鄧，有鄧必有毛
陳永苗
不管是社會主義理想，還是改革理想，在特權官僚的領導下，都被虛無，推到遙遙無期的彼岸，此岸留給人民的，是專制和腐敗，這二者是一個整體，文革專制多腐敗限于高層，改革專制略少腐敗全面蔓延，是一個總數不變或者上升的過程。單純結果來看，文革強化了極權的黑暗，而改革同樣延續，頸上的扼換成“高科技”的。
從意圖來看，文革與改革，都有一個象征彼岸自由與富裕的人物，在人民心中若有若無的毛澤東與虛擬的鄧小平，來對黨和官僚進行打擊和遏制。可是他們同時是專制官僚的總后臺，總司令。就像封建時代的皇帝，與官僚階層又合作，又斗爭，可以打擊豪強，同時使好強的總后臺。
1945年7月初，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訪問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50〕此時誰都跑得沒有毛澤東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還快的，至少是在主觀上。
有毛必有鄧，有鄧必有毛。文革浪漫派回到毛澤東的象征意義，社會主義理想，與改革原教旨主義，回到鄧小平的改革理想，同樣是失敗的。從封建皇帝，到鄧小平，從來沒有成功。
皇帝，毛澤東或鄧小平，可能站在人民一邊，更可能站在官僚階層一邊，在雙方對這種符號資源的爭奪中，官僚階層有壓倒性優勢。也就是一旦人民打起這個牌，獲得更大利益的官僚階層，而不是人民。按照官僚階層的牌理出牌，肯定玩不過他，只會輸得很慘。例如毛澤東好像非常站在人民一邊，可是當訴諸于毛澤東這個符號，更有利于官僚階層，只有形左才足以霸占權力，可以實右，把權力轉化為金錢。即使訴諸于毛澤東再次爆發了革命，那么也會想上一次那樣，由新毛馬上圖窮匕見，轉化為新鄧。有毛必有鄧，有鄧必有毛。
我一直想對文革浪漫派說的是，用毛澤東這個牌子打鄧小平，同樣為鄧小平所利用。實質意義上，毛澤東與鄧小平，是一個鏡子的兩個面。我一直想對改革原教旨主義說的是，鄧小平這個牌子打毛澤東，同樣為毛澤東所利用。
毛澤東有足夠的彈性來容納鄧小平，鄧小平同樣是毛澤東思想的新階段的表達。即使可以用毛澤東重來一次，那么將來也必須會重現鄧小平，出現腐敗。毛澤東在戰爭中出來來的絕大權威，誰都沒有改變，連他自己。再來一個毛澤東，又何用？在很難再出現一個新毛澤東的中國，鼓吹一個毛澤東式政治，根本就缺乏首要條件：世間再無毛澤東。毛澤東的意圖，在文革浪漫派看來，可以是美好的，但是連毛澤東都沒有實現，那么誰還敢重來一次呢？
如此說來，我必須揭露文革浪漫派心中的狂妄和僭越，他們心中隱隱約約自詡，自己是毛澤東。這種狂妄和僭越，根本沒受到壓制，即使讓文革浪漫派上臺，他們只會嚇搞，連毛澤東的后更腳跟的碰不到。
當我表達了這個觀點，我就可以對鄧小平不置一詞，因為改革還是鄧小平小手在毛澤東的大手中搞，鄧小平躲在毛澤東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澤東處理為影子，這樣展開改革的。從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邏輯是一致的。鄧小平并沒有騙我們，改革還是社會主義的。可是我們不聽他的真話，自己欺騙自己，不顧殘酷的現實。
不管是毛澤東時代的專制，還是鄧小平時代的權威主義，有一個根本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無所不在強化。那就是思考一切出路，必須在一個原則之上思考，而這個原則是不容任何質疑的。錯誤總是別人造成的，自己總是正確的，即使一段時間錯誤，改正了又是正確的。而是覺得道義就在他身上。拒絕法律，也拒絕高于他們的東西，覺得天理道義就是他們，就在他們身上。這一點被當作絕對律令：是所有人政治思考的前提。總而言之，從來不會考慮到，自己就是萬惡之首，是一切災難的源頭。
革命一成功，他們自己就成為口頭上的理想主義者，實際上的獨裁者。人是自私的，每一個人都喜歡享受別人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為自己缺乏自我克制而得意。貝卡利亞寫道，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愿意束縛他人的契約沒有束縛自己，每一個人樂意成為全部世界的中心。
在毛澤東那里，我很佩服的一點，是他一個人和自己所締造的政黨和國家機器的對立。對此，我心存感激。中國從古到今，從來沒有如此對皇帝、主權政黨和官僚從來沒有如此，把他們當作潛在和實在的敵人。這種不顧一切做實驗，實現理想的精神，把毛澤東強化到一種化身和象征意義，因此成為民眾的神話。這一種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間對毛澤東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義。幾千年以來，底層的最強烈的感受，從來沒有這樣過的。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一樣，讓民“心中像火一樣燃燒”。而這種最深層震撼，可以與只有基督福音傳進來，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敵基督者。
當然我并不因為如此，就把毛澤東從這種統治者通知與被統治者的古老矛盾中拯救出來，從罪惡中撈出來洗干凈。毛澤東還是沉淪在這種罪里面，但是他試圖反抗。就像尼采還是沉淪在西方新而上學的偉大傳統中，但是他試圖反抗。這種反抗，令我感激，他的失敗，令我扼腕，他的殘暴，讓我痛恨。
為什么要堅持“形左”。就是為了掠奪，沒有專政的主權，到那里掠奪？官僚權貴不僅要掠奪財產，還要掠奪人民的名義。例如石油漲價，要說了人民。官僚權貴不會放棄專政的主權。而且要有各種美好的理由掩蓋，強化專政的主權。所以不要青紅皂白述說美好的理由，例如改革理想，先要看看，這種美好的理由，到底是為了真正的美好，還是為了邪惡。
1949是一場克拉瑪依大火，而改革是在找出口。可是出口已經被領導改革的專制者，腐爛臃腫的身軀堵住。而改革這個意識形態，只是越加惡化這種情形。官僚權貴就是癌癥，乃國弱民窮之源也，大國舉起的絆腳石。一切的出路，都被擋住。救中國，必須亡專制。
盧森堡對列寧質問過，如何防止革命政黨腐敗，這種質問不絕如縷。這樣的質問有兩種指向，一種是為了完善，另外一種是根本性質疑和摧毀。如果墮落是必然的，這種失敗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挽救的，還有就是原來的路本來就可以改革，不必要這樣走極端，那就可以否定掉社會主義極權革命的正當性，當然并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必須從1949豬圈的詛咒中走出來，必須刪除1949，恢復1911。這么說來，當經歷無苦難和無數代價之后，完善之路根本就是錯誤的，改良并不是對1949年的改良，而是對1911的恢復。終結軍政訓政，恢復憲政。所以文革浪漫主義的左傾完善肯定是錯的。必須有根本的質疑，而且必須排除意識形態對質疑的干擾。 | |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烏有之鄉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