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毛澤東主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步驟》評析

本文評析的《告別毛澤東主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步驟》一文，來源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作者叫木然。原文見：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634

毛澤東主義的實質是專制主義、革命主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按意識形態的說法是社會主義民主，如果不按意識形態的說法應該是憲政民主。意識形態也好，非意識形態也好，民主應該是官方與民間的共識，也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觀念力量。無論如何，只要是搞民主，就必須告別毛澤東的專制主義、革命主義。 　　

評：毛澤東主義（思想）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如果作者把這界定為專制主義，那我們愿意要這樣的“專制”，而不是要搞金錢選舉的所謂憲政民主。在美國等西方社會里，由于憲法規定必須搞私有制，整個社會財富被一小撮資本家寡頭統治，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無法實現政治民主，歷史證明，美國的整個選舉早已被寡頭操縱控制。所以說，生產資料所有權是最根本的人權。如果把制約破壞為人民服務的階級斗爭定義為革命主義，那么人民也愿意要這樣的革命主義，而不要所謂普世的自由。如果把毛澤東發動人民群眾制約官僚主義及其走狗的文革說成是革命主義，我們更愿意踐行制約官權泛濫的有序文革。　　

　　專制主義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是絕對權力的絕對濫用。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是絕對的世俗權力，另一個是絕對的精神權力。絕對的世俗權力在建國后沒有任何制約，表現在：已經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形同虛設，甚至十幾年不開會。政黨制度名存實亡，黨內派別消失殆盡，黨外政黨成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花瓶。　　

評：如果人大代表、政協代表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也不必搞什么形式化的會議，勞民傷財。如果每位干部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那么他們之間本身就是互相監督的機制。也不必搞什么三權分立。關鍵是干部代表是否有這個覺悟。尤其是是否愿意讓人民監督，比如今天有多少干部自己公開自己的財產接受人民監督。毛澤東自上而下的大文革，就是大民主，讓人民真正可以在官僚干部面前以國家主人姿態出來，而不是分成三六九等后還說什么民主。　　

各種民間組織不是被徹底消滅就是成為擺設，他在革命時期贊揚的農會組織灰飛煙滅，社會自組織功能、自治功能嚴重萎縮。他號稱的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成了他手中整人的工具，他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與權術共謀。通過《人民日報》的社論的人治方式取代了法治，甚至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把林彪定為接班人成為政治上的天方夜譚，林彪的政治出逃成為政治上的黑色幽默。他統治所依據的原則不是美德、不是平等、不是民主、不是共和，而是恐懼，他不但讓身邊的元帥、將軍、官員感到無所適從，更讓恐懼的原則彌漫整個社會。　　

評：是毛澤東讓各種自組織消亡的嗎？那么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民間自組織又是誰興起的呢？如果整人整的是官僚主義、整的是封建主義肉身，那難道不是歷史的進步嗎？今天出現的各種現象無不說明，雖然當年有些過，但其中一部分整頓的對象是整對了。將民主集中制與權術共謀對應，這只能說明對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一知半解，甚至惡意攻擊。有良心的人治比沒有良心的法治要好得多。說他對同志不平等，讓人民去說才好，而不是脫離群眾的人說，如果與哪些脫離群眾的人也講平等，那就是對人民不平等，讓對人民不民主的人民主，就是對人民的不民主，你說的不是共和，那就看是誰具體執行了不共和，否則他也不會維護人民主權、維護共和國而發動文革，如果不讓人民敵人恐怖就是對人民的恐怖。只要百姓不恐怖，官員將帥如履薄冰是應該的，因為為人民服務擔當重任的人，稍有不慎就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對此，可能有人會舉出1945年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的訪問觀感來反對上述觀點，即毛澤東是主張搞民主反專制的，其實并非如此，其原文是這樣的：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作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評：還認識到了這則關鍵材料。　　

　　從毛澤東作答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民主觀是具有民粹特點的民主觀，就是他的這一個“讓”字也會使人大跌眼鏡。也就是說，他的民主觀是以“讓”字當頭的民主觀，是恩賜的民主。何時讓，在什么地方讓，讓到什么程度，讓給誰，讓的時間、地點、人物、性質和范圍都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讓”的民主是不是受到法治和憲政的約束，建國后的所謂的大民主實踐就是讓的結果，而且毛澤東這種“讓”字當頭的民主觀并沒有跳出歷史的周期率，反而在歷史周期率的泥潭當中陷得更深，讓的背后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專制權力，在專制發展的歷史上，抽象的人民總是與現實的專制權力共存共榮。　　

評：認識到了，卻沒有認識到其中的價值，馬上扣個帽子——“毛澤東的民主觀是具有民粹特點”，為什么不說是適合中國國情呢？這就是立場不一樣的結果，他站在西方民主觀立場來批判中國的民主觀才會有這樣的效果。是不是走出歷史周期律不是看“讓"不讓，而是看大民主起不起監督作用。只有經過人民領袖的專制才會走向人民民主的落實，事實上現在就是當年培養起的紅衛兵們更勇于站出來為人民利益抗爭，這就是人民領袖培養出的民主因素。　　

　　毛澤東絕對的精神權力就是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他的思想不容絲毫懷疑。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說，而毛澤東“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是古代“三立”在當代的翻版。毛澤東本人最喜歡的就是“偉大的導師”，愿意做精神上的領袖，其標志就是毛澤東思想。既當世俗領袖又當精神領袖是所有專制者的共同夢想，在西方經過宗教與世俗的爭斗之后，使得世俗權力與精神權力二元化，即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專制者幾乎再也不能管精神上的事，絕對的權力受到了削弱并受到宗教的約束。中國沒有西方意義的宗教，所謂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對絕對專制權力約束不大，中國的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又為絕對權力涉及道德精神層面打開了巨大的缺口，在毛澤東那里達到了頂峰。當時就有人調侃“全國八億人民不用思想，就靠毛澤東一個人思想就行了”，這話有些絕對，卻道出了絕對精神權力的真諦和實情。毛澤東思想與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相悖，嚴重地窒息了人們的思想，禁錮了人們的頭腦，囚禁了人們的靈魂。即使人們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實事求是也成了教條，否則就不會在后面又加上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之類的內容。　　

評：西方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描述就是素王（哲學王）當君主就是理想國。這是東西方共同的追求，不要因為西方近代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后，退而求其次的改革就是好的了。能把億萬民眾積極性調動起來的領袖，就是踐行民主的領袖。所謂”靠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就行了“的謬論實在不值一駁，依然是對真民主不理解的誤讀，只不過是形式民主崇拜的書生之見罷了。　　

　　毛澤東的革命主義與當今的建設主義更是格格不入，他對暴力革命的歌頌、對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偏好，對階級斗爭手段的推崇和廣泛普及(比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八億人民不斗行嗎?還有當時流行一時的并寫進小學課本的順口溜：階級斗爭松一松，階級敵人攻一攻，階級斗爭抓得緊，革命政權掌得穩)把傳統文化窩里斗的“醬缸文化”(柏楊語)發揮到極致，嚴重侵犯了人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幸福，顛倒了人們的是非觀，深深地毒化了人民的靈魂，激發了人們吃人般的野蠻狼性，在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影響，時至今日仍在一些群體中有廣泛的市場，在社會中如幽靈般游蕩。中國古代就有一句話，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革命的手段不能用到建設當中來，古代帝王都懂的道理在毛澤東那里被遺忘。毛澤東用革命的方式來指導建設，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用革命的方法解決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每一階段的建設都充斥著革命的硝煙，他建國后一錯再錯，不但使國民經濟達到崩潰的邊緣，也使政治上的專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評：毛澤東不懂中國文化嗎？一部二十四史的批注就夠作者學一輩子的了。看下今天的兩極分化就可以說當年抓階級斗爭培養接班人的必要性，如果沒有當年的培養，尤其是沒有文化革命的發動，也許我們早已迅速回到了晚清腐敗挨打的歷史時期。光抓經濟建設行嗎？當人變成了獸，即使再富裕也無從談起幸福。現實是最好的教育。一個三十年完成工業化體系的農業國，這樣大的建設成績，說人家不懂建設。我們可以斷言，奧巴馬和未來的中國領導人都會贊成未來中國的發展模式只能走毛澤東式的建設道路，地球才會太平和諧。　　

　　綜上所述，不告別毛澤東主義，就是不告別毛澤東的那種不受限制的世俗和精神的雙重絕對權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因此步履維艱。告別毛澤東主義，中國才能走上政治現代化之路，才能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人權。建立憲政民主，政治才文明，社會才和諧。　　

評：誠如作者所言，如果真告別毛澤東主義，中國也絕不會走上所謂憲政民主，只會走上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現行社會之所以還安穩，也就是因為毛澤東一代人一手締造的政治體制還在發揮效能，如果改變拋棄，就必然倒退到五子登科社會全面潰敗時代。作者理想化不合國情的憲政民主只能是無法實現的愿景。毛澤東的憲政民主才是未來的方向。連李敖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關鍵在落實。　　

　　在這方面，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的話可能會對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啟示，他在接受俄羅斯著名《消息報》采訪時，就應該如何評價斯大林問題表示說：“如果談到應如何評價斯大林時期的統治這個問題，那么實際上從新的俄羅斯誕生以來，這個評價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斯大林針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雖然說他在管理國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在他的統治下，前蘇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對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無法饒恕的”。　　

評：沒有文化革命的斯大林是俄羅斯人民的悲哀，毛澤東偉大之處就在于他發動了文化革命，盡管文革兩點錯誤即全面內戰和打倒一切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傷害，但那卻為共和國江山培養了兩代護衛者和一套嶄新的民主模式。伴隨歷史長河的流淌，他的功績將越來越凸顯出超拔的價值。　　

中國的體制是照抄照搬蘇聯的，如果中國政治體制不改，蘇聯在何時、何地、何人、何組織出現的問題也同樣會在中國出現，這種情況，權力者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不但“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而且不改革政治體制，是絕路加死路。當時的蘇聯通過公開性、民主化、人道主義打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通道，掃除了改革的障礙，告別了斯大林主義。中國也得走這條路，告別毛澤東主義，不走也得走。往前走，融入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是一條活路。往后走，是專制主義的萬丈深淵，是一條死路。 　　

評：說中國體制完全照抄蘇聯的，這是不客觀的，一則這種論調本身就是忽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一則更漠視了毛澤東領導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克服體制弊端成果，而這恰恰是這種體制有強大生命力遠超于蘇聯的體制。如今在權力加資本狂奔多年后，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左翼改革路徑是恢復體制本身的靈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右翼則想走蘇聯解體道路的改革。但實際后一種道路，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經提高了這個改革的成本，甚至遠大于前一種改革的成本，無論是民眾還是右翼主要人群都不會輕易走后一種道路，一些右翼書生理想之見只能留在媒體的囈語中。承認毛澤東這位歷史巨人的存在，連同他主導建設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客觀存在，是無法繞過去的高山。作者所謂告別毛澤東主義只不過是全盤西化派再次的囈語，甚至沒有超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西化派論調，此論調可以休矣。君不見，人民群眾在互聯網時代已經覺醒主動參與到新時代的政治運動中來嗎？不是文革的魂不死，是華夏民族遇到危險時候本能的自我反應，只不過今天有了互聯網之后，民意表現得更直接罷了。毛澤東偉大的靈魂再次向中國人走來已經成為擋不住的潮流。人民可以再次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答案已經很清晰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