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些關于“校園血案”方面論述，在許多文人墨客的筆下，這些殺人兇手幾乎成了民間政治家了，把兇手的殺人動機做太多的聯想，甚至聯想到體制、主義，這種論述也太“專業”、太“辯證”了，專業到云里霧里，辯證到唯心唯虛，實在叫人不敢恭維。我們尊敬的楊恒均先生（香港某大學教授），常常把許多細小的問題都要從體制的角度把中國與西方做個比較，但這次談到“校園血案”倒是更多的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殺人案的，相對理性和中肯。至于楊恒均先生拿西方的案例和在反兇殺方面的做法來給我們提供一些借鑒，倒是無可厚非，我們本來就應該借鑒任何對我們有益的經驗。
有一些先生，他們在談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時候，本應該去做一些辯證的、聯系的分析，卻人為地把許多歷史政治問題簡單化，靜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復雜的歷史政治問題。而對于“校園血案”這類純粹屬于“犯罪心理學”范圍的問題，卻如此大談特談體制問題，把兇手的犯罪動機純粹地理解為“報復社會”，這真的很滑稽可笑。好像這些殺人兇手都是精通政治學的民間政治家，他們在以自己的行動警示我們的社會，他們的行為是多么的偉大；而真正曾經在共和國歷史上叱咤風云的偉人，在他們的筆下，卻成了小丑，可謂是非顛倒。簡單的問題可以復雜化，復雜的問題又能簡單化，這樣的文人墨客，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絕種過，代代相傳，總在給本有漣漪的水面激起浪花。
試問這世界上有哪一塊土地是絕對平坦的？沒有，總有坑坑洼洼，社會也是如此，總會有不平和不公，不管是什么樣的體制，都不能幸免。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所一直贊美的，被稱作英雄。可在現在的法治社會，這種個人英雄主義也是不被提倡的。盡管如此，真要是有人懷有俠肝義膽，去殺貪官污吏，去殺倚強凌弱的惡棍，就算法律不會饒恕他，中國人在私下里還是要贊美他的。
這些“校園血案”的兇手拿弱勢群體出自己的悶氣，他們也叫人嗎？社會的不公的確讓人氣憤，一個人對社會心存怨氣本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怨氣撒在無辜的弱者身上，就是一種畸形心理，有一些人把這種狂徒當英雄歌頌，只能證明他自己也是一個具有畸形心理的人。如果把這些本來很無知的兇徒所做的蠢事政治化，也只能證明他自己是一個政治上的無知者。
20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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