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騰飛事件絕非“言論自由問題”那么簡單，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它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相當多的人對于歷史和傳統的認知變化及與其他人的認知沖突，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文化和革命傳統道德文化解構的表現，也是目前和將來國家發展路線之爭的表現。
在袁眼里，中國歷史根本不是個什么玩意兒，袁的言論充滿了對傳統史學結論的反動，袁顛覆了歷史，也顛倒了是非，至少是傳統觀念中的是非，而且多數是大是大非——
“義軍里面最著名的是八字軍，……每個人在臉上刺著八個字‘赤心報國，誓殺金賊’。臉上刺字就是毀容了，不要臉了，而金國人最怕跟不要臉的打仗。這幫人太厲害了，臉都不要，只要殺金賊。”
“中國少數民族被分的特別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中國為什么沒有大的民族問題？漢族人數占了絕對的優勢。”
“1989年達賴佛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反抗中共對西藏的武裝侵略。”
“事實上，民國建立以來，西藏一直處在半獨立狀態，有自己的國旗：雪山獅子旗。”
“毛澤東這人多二啊！你想想，治國無方，擾民有術，狗屁不懂的這么一東西，是吧？”“把他（毛澤東）當做普通人，還要加一個‘渣’，人渣。”
“五星紅旗從美學的角度上看特別難看。”
“我小時候經常聽到這話：‘犧牲了兩千萬先烈建立起來的人民共和國。’今天一想，毛骨悚然啊，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骷髏塔上，白骨堆上，是吧？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血淋淋的國家。”
…………
這些曠世之論，從一位參編過教材、上過百家講壇的歷史老師口中說出來，即便是如此的駭人聽聞，袁騰飛的言論仍屬于個案，頂多是教師職業道德問題，如果視頻未傳上網而為公眾所知，本身夠不上重大事件，但既已引起一場大爭論，便構成了大事件，由個人問題上升為社會問題。受到熱捧越烈，得到支持越多（包括主流媒體和政府的支持），越說明這不是一起簡單的事件：它深刻標志著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文化和近現代革命傳統道德文化的徹底解構。
這么一件將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事，終于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由零碎敲打，輕微震蕩，到東倒西歪，歷經數載，終于徹底解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是資本、是市場給了它們最后致命的一擊。風雨飄搖中的老宅子，一時嘩啦啦傾覆，精華與糟粕，悉數掩埋。在一個以懷疑和顛覆為主要特征的時代，這其實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我們根本用不著悲嘆道德淪喪、世風日下，因為固有的道德和世風已經消解了，我們的任務，是艱難地重建與重構。黃侃在1911年曾說：“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今日重溫，頗有道理。物極必反，禍福相生，鳳凰涅槃，亂之至，即新秩序之始也，只是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斗爭交織的過程。
至于袁騰飛個人是言論自由還是違法違憲問題，且另作別論。袁騰飛講史雖別開生面，敢于否定，但觸及教師職業道德與學術道德尤其是國家法律，如果袁騰飛依規依法受到懲戒，個人認為并非不可，國家教育部門和司法機關不必忌憚，右派也無可批評。
袁騰飛事件從文化上講是文化解構問題，從政治上講，其引起的廣泛爭論本質上卻是國家發展路線之爭。而其核心話題，是毛澤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無論是討袁還是挺袁，其實關鍵是毛澤東。而毛澤東話題的本質，是國家發展路線要不要做重大調整的問題。很多網友不明就里，斷章取義，以為只是言論自由問題，或因個人好惡，對討袁擁毛者一頓亂批，其實根本不是這回事。近年來“毛澤東熱”在民間持續升溫，稍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原因。對于左派的擁毛，很多的人也不理解，以為他們的目的是要簡單地回到毛澤東時代去。重返毛澤東，不是要重復那個時代的錯誤，而是理性地重樹毛澤東精神。當然，更多的挺袁者是因為個人既得利益與地位及由此產生的觀念差異，以及對底層人民試圖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重新組織起來的畏懼（劉三英事件就是明證）。
如何看待毛澤東，是推倒，還是繼承，早已不是歷史問題，而是現實問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歷史的車輪卡在這里了。袁騰飛之爭再次表明，在中華民族發展路線存在重大爭議的背景下，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已經提上歷史日程。
誰來做這件事呢？在所有的歷史真相未真正顯露之前，恐怕誰也做不了，也做不好。黨內在文革后雖有過結論，叫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東西，有些問題當時并未浮出水面，未必都看得分明，把握得準確，評價得客觀。所以作為后輩和小輩的我，更不敢妄議，只能根據所掌握的資料，扼其大要，說個大概，聊勝于無。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評價，還需等待更多有識之士與相關機構。
盡管不斷有人尖銳地指出毛澤東犯過的各種各樣的錯誤與后果；盡管有人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肆意品評毛澤東時代的貧窮落后與種種不合理；盡管有批評者溫和地認為，非常遺憾毛澤東未能超越時代與歷史局限，在其晚年建立一套先進的民主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將文革的正面成果制度化和穩固化，但我依然認為：毛澤東的方向，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方向。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講，毛澤東開創了一個時代，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時代；從民主主義的角度講，毛澤東也開啟了一個時代，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雖然遺憾的是未能開創一個民主制度化的時代。
也就是說，無論毛澤東的手段如何，或者犯過何種錯誤，其核心精神是可取的，是正確的，是代表中華民族發展的大方向的，那就是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毛澤東終其一生，始終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包括發動屢遭后人詬病的文革，打擊走不同路線者，其本意也在此。正如尼克松所評價的那樣，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是戰斗到最后一刻的戰士。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全部否定他，全部否定毛澤東，實際上就是全面否定民族利益與人民利益。當然也不是一股腦地全盤繼承，全盤繼承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取的。我們需要重返毛澤東，把握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精神，堅持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并在此前提下，吸收西方先進思想與制度，進行思想超越與制度創新，實現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先進化、現代化、最優化，步入中華民族崛起的快車道。
基于目前國家資本化以后種種無法破解的深刻問題與愈演愈烈的尖銳矛盾，全體國民和國家領導層到了該認真反思當前路線和慎重考慮與選取下一步發展路線的時候了。袁騰飛之爭，如果能爭出這么一個有意義的話題，并使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國家下一步發展的正確路線，以及投入到民族新道德文化的重建中來，那袁的過激言論給歷史和人們造成的感情傷害，也就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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