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7月9日登陸央視10套以來，“百家講壇”已進入了第十個年頭，該講座式欄目以“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為宗旨，鼓勵思想個性，追求學術創新，強調雅俗共賞，重視傳播互動。“百家講壇”選材廣泛，曾涉及文化、生物、醫學、經濟、歷史等諸多，目前以文化題材為主，并較多涉及中國歷史和文化。“百家講壇”在向大眾普及相關文化知識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明星”，其中最受大眾推崇的就有易中天、王立群、馬未都、錢文忠、于丹、蒙曼、曾仕強、閻崇年、鮑鵬山等人。非常客觀地來講，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民眾對國學文史知識的了解，除了中小學歷史課本粗淺的框架之外，主要來源于歷史題材類的影視作品與小說演義，對很多歷史問題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或多或少都有詳盡了解歷史文化真相的沖動。連筆者這樣的號稱是某所“211工程”綜合大學文科畢業生都尚且如此。“百家講壇”欄目正好迎合了這種較為普遍的社會需求，廣受追捧也自在情理之中。
在“百家講壇”欄目延請的數十位主講人當中，受個人知識儲備、思維框架和風格偏好的影響，所表現出來的水平也參差不齊，有以王立群為代表學術嚴謹的教授，有以袁騰飛為代表戲謔調侃的教師，有以商傳為代表野史串燒的專家，更有以劉心武為代表揣測臆想的學者。基于收視率等方面因素的考慮，“百家講壇”選材越來越集中于歷史領域，但評書和媚俗化的傾向也越來越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尚未定論、仍存在巨大爭議的公案當作歷史事實來對待，并避而不談其他說法。在2010年5月以來商傳主講的《永樂大帝》節目中，將明成祖朱棣的生母非常明確地認定為蒙古族女子碽妃，將以此為基礎進行“合理推斷”。實際上，關于朱棣生母問題，學術界至今仍存在著爭議，其中有四種說法，在找到非常有力的直接證據之前，碽妃只能算作“疑似”朱棣生母。退一步來講，在民間存在其他說法的情況下，即使蒙古族女子碽妃被證實確屬朱棣生母，商傳先生也應該在“生母之謎”專題中將其他三種說法逐一剖析，否則節目的嚴謹性會大打折扣，有失中國明史學會會長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身份，畢竟觀眾對一流國學專家的要求和高中教師的要求是有著很大差別的。央視作為國家電視臺，其學術類欄目價值導向和講述模式很容易在潛移默化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并成為眾多學子效尤的對象，一旦形成風氣，給中華民族學術研究和創新帶來巨大危害毋庸置疑。就事論事來說，“百家講壇”節目的娛樂化傾向之所以愈來愈明顯，也不一定是后來的主講人水平不夠，或者說平時的研究工作不嚴謹，而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前面一些主講人的“成功經驗”，延循了他們的解析模式。在這個過程中，“百家講壇”節目的策劃者、主編和制片人也存在著某些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部分可查性很強的細節問題未經核實，就脫口而出，給數以萬計的受眾帶來誤導。還是以《永樂大帝》為例，商先生在“永樂盛世”專題中講到開國幾代皇帝廟號并稱“祖”的始于明成祖，是朱棣之前都是沒有的，而清代順治和康熙的廟號中都帶“祖”字就是效法明成祖的故事。事實上，在我國歷史上數位皇帝并稱“祖”的做法，開始于曹魏，曹丕為世祖、曹睿為烈祖，而在元朝，鐵木真為太祖，忽必烈為世祖，此類先例早自有之，只要簡單查閱一下歷代帝王世系即可知道。廟號中帶有“祖”字是對后代對帝王一生貢獻和歷史地位的超常肯定，朱棣在廟號中被稱作“祖”是有先例可循，并非“朱棣之前都是沒有的”。當然，商傳先生畢竟不是超人，在多若繁星的細節當中，偶爾出現幾次疏漏都無傷大雅、瑕不掩瑜，再嚴謹的專家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但如果明顯的細節性錯誤過多，則帶來的問題就比較嚴重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觀眾是不會對一些細節性問題進行核實的，他們出于對央視和專家們權威的信賴，其中的一些提法即使錯誤，他們也不會產生任何懷疑。但如果存在的錯誤太多，一則會褻瀆廣大受眾的信任，二則傳遞了太多的謬誤，這都與頻道及欄目本身的學術宗旨不符。長此以往，央視及專家們的公信力都會大打折扣，不利于社會的整體和諧。
第三、按照利己主義價值觀評價歷史人物，與傳統真善美價值標準存在一定沖突，用個人和局部意義上的理性來替代整體和全局意義上的理性，在正確輿論導向方面產生了偏差。袁騰飛在《兩宋風云》節目中，將岳飛刻畫為一個屢屢觸碰官場潛規則、不諳世故、愚忠報國的形象，給很多受眾留下岳飛最終風波亭蒙冤或多或少都有些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印象。誠然，如果站在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立場上，袁先生所言極是，或者在私人談話和學術爭論中，這種導向也無傷大雅。但畢竟該節目是在帶有很強社會輿論和價值導向的國家電視臺播出，就不能不說存在一些欠妥之處。每一個民族，要想生存下去，永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須有“民族脊梁”，能夠超越世俗的紛擾，舍生取義，做出自我犧牲，為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奔走。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岳飛這種不諳世故的人物，南宋恐怕連偏安東南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沒有抗戰時期無數英魂舍小家為大家、不怕犧牲、取義成仁的慘烈抵抗，也許我們早已亡國滅種，與曾經的“琉球人”不會有太大差別。很多時候，類似于岳飛這樣的人物，并非自己“情商”不夠、沒有悟透“潛規則”，而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全局和長遠利益，以一種“螳臂當車”、“凜然赴死”的精神去踐行自己的抱負。這一點，在林覺民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身上顯現地淋漓盡致，他們明知辛亥年廣州起義毫無成功的希望，卻仍毅然舉事。岳飛之所以千百年來受到國人的景仰，其原因也在于此。作為國家和政府形象代表的中央電視臺，自然應該將弘揚民族大義作為自己不可或缺的一個責任，在尊重世俗的基礎上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
第四、節目史料敘述性內容的比例越來越大，對背后隱藏的內心世界、歷史規律和人生哲理的挖潛程度不夠，講述角度更加側重于朝廷內斗、陰謀詭計和宮闈之爭，缺乏讓人耳目一新的全新視野。在《百家講壇》數十位主講人當中，易中天和王立群兩位教授之所以最受歡迎，固然與其功底扎實、學識淵博有很大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對史料背后人物內心世界挖掘，對正史和野史都不盲從，在眾說紛紜之中能提出自己獨到見解，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啟示。說句實在話，除卻這些東西，所謂精心制作的節目，跟歷史題材的評書和連續劇沒有太大區別，惟一的好處就在于比演義和戲說更接近史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歷史的研究早已超越權力斗爭的局限，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生態、人口、國際關系等眾多視角為史學提供了更為豐富和多維的內容，這些角度都可以列入《百家講壇》的選題范圍。北大教授韓毓海就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和“世界大勢”3個維度來詮釋明清歷史，撰寫了《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不落權力斗爭的俗套，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百家講壇”應該多多選擇韓毓海這樣的學者，以多維視角來錄制節目，也只有這樣，節目本身才會煥發新的活力，于己于國于民都是一大幸事。
第五、部分節目明顯存在幻想、臆造、娛樂八卦、嘩眾取寵的傾向，不夠嚴謹，與“百家講壇”學術色彩濃厚的定位相悖。做學術可以創新、可以爭鳴，但所有的一切都應該建立在求真務實、論據充分的基礎之上，偏離了這個方向，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是一種“小說”、“娛樂”、“炒作”。從這角度上來講，“紅學”新索隱派的劉心武，已經不再是一個“學者”，而是一個“作家”和“商人”，我們并不否認《劉心武揭密“紅樓夢”》和《紅樓夢80回后真故事》的創造性和前沿性，但這更多的是建立在娛樂而非學術基礎上的。作為一種娛樂或者文學作品，劉心武的“研究成果”無可厚非，但作為一種學術成果來傳播，就有些偏離主題了。劉心武的“學術講解”比那些“野史專家”都要差很多，基本上可以視作“演義”與“戲說”的同類，看似很多有道理的地方，其實琢磨起來都比較勉強，存在著大量的幻想和臆造成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是，小說畢竟是小說，即使是寫實主義小說，也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很多小說里面的人物的確在現實當中有“原型”和“影子”，但小說畢竟不是紀實文學，人物和原型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如果將人物和原型等同起來，無疑違背了這一常理，在學術上是非常不嚴謹的，更何況“原型”們的很多“故事”都無據可查。如果硬將小說性和娛樂性很強的文學作品冠在“學術研究”的名下，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學風的毒害是很大的。
學術就是學術，娛樂就是娛樂，二者需要嚴格地區分開。人類數千年來的文明史告訴我們，嚴謹有據的學術，一絲不茍的學風，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福祉，也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應當遵守的法則。作為擔負著重要輿論和價值導向的中央電視臺，以及人文社科領域的精英們，也自應擔負起塑造社會良好學風的責任，并將多維視角下的文史知識呈獻給電視前的觀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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