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與袁騰飛的厄運

章文與袁騰飛的厄運

章文被刪，發生在相對開放的博聯社，還真是稀罕的事。袁騰飛被裁則已經大張旗鼓地開始了，有關報道稱，相關單位"目前正在對袁騰飛本人進行教育批評過程中，對整個事件進行調查處理過程中。"

章文反黨事件與袁騰飛反毛澤東事件有四個特點：

1、與目前社會發生的殺童事件相呼應；

2、與近代史上崇洋賣國思想一脈相承；

3、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對社會而言是逆流卷動的漩渦；

4、章文與袁騰飛二案似了未了，不了了之，因為事本卑微。對章、袁群體而言，則注定是厄運。

章文自己的定位是為"民主"代言，章文的身分是英國衛報的一個嘍羅--不一定在編制內。盡管章文認為他的"民主"就是民主，也就是說他是以西方代言人出現的，是以中國社會的救世主出現的。章文利用中國即將開始的政治改革為契機，在博客上集結了一個小隊伍，為西方擾亂中國充當打手，他發出的《九位大人向全國人民鞠躬謝罪》的文章很有幾分沖鋒號的味道，他自以為可以把弒童事件的戰果擴大為推翻共產黨的大運動。

于是這里就出現一個問題：章文的"民主"是不是民主？

一、首先我們簡略地看看中、西方的相互影響：

從文化上說，歷史上中、西方關系可以分成兩個大階段，即歐亞大陸上的交往和海洋上的交往。

1、關于大陸的交往，我們一般稱之為絲綢之路，西方則稱之為黃禍，對西方來說，這種交往絕對不是愉快的回憶，先有匈奴，后有蒙古，黃禍說起來就是惡夢；現在，高速鐵路事業方興未艾，但是，誰也不知道火車輪子會不會是拿破侖戰馬的鐵蹄？

估計從大陸時代進入海洋時代，再返回大陸時代不可能一蹴而就，起碼可以從西方死守阿富汗高地，覬覦伊朗，窺視中國西藏等一系列外強中干的行為中測知。當然，這一大段日子是沒有西方文明的立足之處了，更別說什么"民主"，從現在中國大陸出去的蠻夷都足以做西方社會的明師。以后的歐亞大陸上的交往不一定演繹舊模式，但是東風壓倒西風卻是基本趨勢。

2、關于海洋的交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其一、1580年開始的，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看中國。

菲力浦二世并不了解中國，這個當其時歐洲的領袖人物，僅僅只是企圖奪取中國的人力物力為其延續"十字軍"東征，就象小布什要日本人出錢幫他打伊拉克一樣。只是他發現了一個遠遠比歐洲強大的大明朝，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打開東學西漸的海上大門。

這些觀點集中于德－門多薩于1585年寫成的《中華大帝國史》。當然，以章文們的學問，是無法達于此處的，筆者就給他們一點點啟示，也算是啟蒙。

其二、滿清道光皇帝看西方。

滿清于中國是帶來了一個文明大倒退的歷史，到了道光時期，道光已經不能夠象他的祖父乾隆一樣趾高氣揚了，滿清的黑暗和西方的啟蒙促使中、西方關系在這里有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這是一個產生洋奴的時代，章文們的"民主"觀即根源于這一個時期。

其三、毛澤東看西方。

實質上，毛澤東時代并沒有扭轉中、西方關系原有的構架，但是毫無疑義，"東風壓倒西風"是毛澤東說的，不僅僅是一類祈盼，而且是已經開始的確鑿的事實。章文、袁騰飛為什么仇恨毛澤東？湖南人的毛澤東又得罪他們什么了？說到底就是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讓這些洋奴失去了二洋人的威風。

二、其次，我們簡略看看章文的"民主"是什么類型的民主：

章文的"民主"不是從天而降的，是中國近代史生成的一類"民主"，是殖民主義形態下的一類"民主"，在這里應該展示章文的根。

這個事情應該從滿清道光皇帝看西方說起，道光看西方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1）林則徐、魏源類：

林則徐是道光皇帝派到前沿與西方鴉片商打交道的一個欽差大臣，林則徐只看到了西方勝于中國的科技--之所以有這樣的觀察，其原因在于林則徐是一個實戰指揮者而不是理論研究者。林則徐把他的觀察交給魏源，魏源寫成《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于是展開中國的洋務運動，其影響直至現代。

因此林則徐、魏源重于實踐，而不在理論，如果他們談到了"民主"，這個民主肯定與章文們無關，而且是章文一定要反對的--因為現代中國所做的事情主要的就是洋務運動的延續。

2）徐繼畬類：

徐繼畬也是道光皇帝派到前沿與西方打交道的另外一個大臣，主要職務是福建巡撫。徐繼畬重于理論研究，尤其是他接觸的不是那些令人厭惡的鴉片商，而是那些至今還值得我們紀念的美國新教系列的傳教士。于是徐繼畬聽著聽著大為感動，于是寫了《瀛環志略》，有言曰：

"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稱首哉。"

又曰：

"華盛頓異人也，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

清朝文人的文章不大好讀，所以后來的胡適要搞白話文，可惜胡適也不譯這一段話，一定讓章文們為難了。不過我以為這一段話與章文們沒有大關系，要是真讓他們看懂了，又要罵大街，有失本人對徐繼畬的尊敬。

3）洪秀全類：

說章文、袁騰飛們屬于洪秀全類，顯然他們不服，可是如果說那些弒童犯屬于洪秀全類，章文、袁騰飛們就不能不承認了。當然洪秀全類并不是那么糟糕，從政治上說，洪秀全們是為推翻暗無天日的滿清統治揭竿而起的，即有民族主義的因素，也有民生主義的因素，這兩點卻是章文、袁騰飛和那些弒童犯們完全不具備的--至少在博聯關于左黎女士的幾篇文章的辯論中可以看出。

說章文、袁騰飛和那些弒童犯們屬于洪秀全類，指的是他們的思想意識，筆者在《從明治維新到平成維新》中討論了這個問題，摘錄于下：

《從明治維新到平成維新》之三：戊戌變法思想準備。

。。。。

洪秀全是以《勸世良言》為綱領組織了拜上帝教的，何謂《勸世良言》？

有關考證，《勸世良言》出自一個投靠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中國印刷工人梁發之手。馬禮遜是一個殖民主義分子兼職鴉片商，梁發于一八三二年寫成的《勸世良言》，經過馬禮遜修改校訂出版的，《勸世良言》的政治傾向大致可知。

一本吹捧梁發的傳記告訴我們，當其時的中國人評論梁發，"說他是受英政府的雇用，作中國的內奸，以助成英人滅亡中國之計劃的"(《梁發傳》)。馬禮遜也承認，工人們怒斥梁發為"賣國奸賊"。

。。。。。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本人還沒有來博聯，當然不可能針對章文們，但是在博聯中看章文，怎么這樣眼熟，活脫脫的一個現代梁發。

三、結論：

寫上述文字，實在只是為了記錄一個事件，一種現象。應該說章文、袁騰飛們是很可笑的，也很無奈的，至少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章文、袁騰飛們不可能回答的問題：

為什么在東風壓倒西風的時候，中國人卻必須放棄自我而匍伏在洋人腳下，難道中國人天生是站不直的奴隸？

綜合上述，當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結論，對章文、袁騰飛的否定，不是來自博聯，也不是來自中國執政者，而是來自中國社會--來自從歷史自然演變而來的社會。

壺公評論寫于10－05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