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事件”的檔案材料在蘇聯亡國之后解密，當時葉利欽急于討好西方，凡是能作踐蘇聯歷史的事都特別來勁兒，于是將相關的文件交給了瓦文薩，以此作為蘇聯是“邪惡帝國”（里根語）的又一鐵證。
關于這個事件，在數學說的西方意識形態操縱的基礎上，我補充一些看法，歡迎批評。
首先，“卡廷事件”本身未必能完全正當化。因為槍決反蘇的——這一點基本可以肯定——波蘭軍官如果是堂堂正正的行為，就沒有必要把它說成是德國人干的；既然作了掩護，就會讓人有心虛的感覺；1992年公布的“卡廷事件”的文件中，有當時的克格勃主席謝列平于1959年請求赫魯曉夫銷毀相關文件的報告，即證明了這一點。我在此作一個推理，即當斯大林下決定時，未必覺得這是件需要做如此掩蓋的事，因為波蘭當時是敵國。但之后波蘭成了對德的盟友，戰后又變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這些變化斯大林無法逆料，如果這一事件的真相曝光，勢必使具有歷史性反俄心理的波蘭發生動蕩，資本主義陣營乘虛而入，社會主義陣營將面臨分裂的危險。因此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這一事件就此封印，直到蘇聯解體。
其次，斯大林有仇必抱的性格看來是造成“卡廷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在日本簽署投降書當天的著名演說中，把他的這種性格表現得非常典型：“我們也有帳和日本人算......這些帳中的一件就是日本發動的1904-1905年的俄日戰爭......這一失敗給我們留下了痛苦的回憶,給我們的國家留下了污點。我國人民相信擊潰日本，洗血污點的時間將會到來。我國人民，老一代的人們，等待這一天已經有40年。這個時刻終于到來了。”老資格的蘇聯情報機關領導人蘇多普拉托夫曾對“卡廷事件”有如此分析：“處決波蘭人可能是一種憤怒情緒的宣泄，是對極端反蘇的波蘭軍官算舊帳，因為1920年紅軍在華沙城下失敗后，有4萬人（不同的資料數字不同）在波蘭集中營被殺害”，副帶一提，當時波蘭集中營的紅軍戰俘大約為5萬人。斯大林是波蘭戰爭時期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而且因為第一騎兵軍問題曾被迫向政治局做出過說明。如果與斯大林并無直接關系的俄日戰爭都讓他銘記不忘，那與其密切相關的波蘭戰爭之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領導人當之無愧，但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標準來衡量，決非無可挑剔。比如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風燭殘年，如喪家之犬，又何必非殺不可？結果搞得往后的托派，無不以此“歷史悲情”自是，這是斯大林的局限。我們其實大不必為斯大林和蘇聯處處辯護，只要堅持左翼的批判立場就可以像數學兄說的那樣，“站在正確的立場上”。
最后必須指出，無論對“卡廷事件”以及類似的事件——如蘇軍在東北地區的某些行為或是日本戰俘問題——持何種觀點，都無法否定蘇聯在衛國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總體正義性。還要強調指出：美英在二戰期間對德國和日本所進行的無區別轟炸，美國使用原子彈對整個城市的屠殺——受害者不光是日本平民（有人認為他們也有罪，是活該），還包括大量受日本奴役的朝鮮人——造成幾十萬的平民死亡，難道不是更應該懺悔和道歉嗎？二戰后，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直接或間接犯下的累累血債，美國總統難道就不該到受難者們的墳前，誠心下跪，一灑懺悔之淚嗎？我們期待那一天,也許......
補充：關于“卡廷事件”，蘇聯時期一直把它作為德國人的栽贓行為，其實直到蘇聯解體，仍有人堅持舊說，如俄羅斯歷史學家葉梅利亞諾夫指出：“為什么蘇聯當局在1940年4月決定殺死斯摩棱斯克幾個集中營中的一萬名波蘭軍官，卻保留了在蘇聯其他集中營的幾萬名同樣是波蘭軍官的生命。同樣不言而喻的是，證明波蘭軍官直到德軍占領斯摩棱斯克還活著的文件資料，都被德國人在制造卡廷挑撥事件期間付之一炬。”但這不足已解釋那些解密文件及謝列平的行為，放在此聊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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