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中央宣布，毛澤東主席不再會見來訪外賓。
7月6日，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朱德逝世。
禍不單行！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發生7.8級強烈地震，死亡24萬人，傷者不計其數。這場災難還殃及了天津、北京兩座大城市。就在華國鋒領導黨、政、軍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救災時，江青一伙竟攻擊這是“以救災壓批鄧”，還喪盡天良地胡說什么“抹掉個唐山算得了什么”。人災天禍，天怒人怨。國難當頭，“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人民群眾的極端憤怒。
天災人禍一并襲來，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外面是一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喧囂，而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院子里到處是一片抗震防災的景象。葉飛伯伯從交通部運來一些油氈、帳篷，幾家男孩子聯手給各家搭帳篷。院子里很快布滿了帳篷，每頂帳篷里橫七豎八地擠滿了行軍床和板鋪，大家都一家一戶地住在里面。加之悶熱的天氣，大家都感到很壓抑。葉小楠當時在環保局工作，跟地震局有一點聯系，得知專家認為不會再有地震，但誰都不敢解除預警。而且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各種小道消息不斷傳來，令人真假難辨。例如，地震前有一次預告說主席身體不太好，但地震后有人說主席身體又好了，還可以游泳了。后來才知道這是訛傳，是毛澤東身邊的人為了防地震，將他從長住的游泳池搬到中南海內新建的“二〇二”號平房去了。小楠等幾個同齡人經常在一塊議論，覺得局勢時刻在變化，一旦主席去世，很可能會天下大亂。
我當時遠在江西，始終密切關注北京發生的動態。我經常到黃知真叔叔家里與他討論時局。我們談到了因人民群眾深切緬懷周總理而引發的“南京事件”、“天安門事件”。我還把我從上海等地了解到的一些人民群眾與倒行逆施的“四人幫”作堅決斗爭的精彩事例講給黃叔叔聽，例如，1976年4月，上海黃浦區中心醫院一位叫馮新華的進修軍醫在隨民兵野營拉練期間，公開表達了對“四人幫”及其在上海余黨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他說：“我看鄧小平很好，有魄力，上臺后做了很多工作，沒有什么錯誤”。他還說“鄧小平是打不倒的”，“批鄧是錯誤的”，是“政治陰謀”，并譴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是反黨集團，譴責江青有野心。他尤其對王秀珍在上海市萬人“批鄧”大會上誣陷鄧小平“比胡漢山還胡漢山”等言辭表示強烈憤慨。他說：“王秀珍的批判發言是放屁，我如果是警備師師長，就拿槍斃了她。”馮新華這些言論被黃埔區的有關當局密報給市委，王秀珍十分惱怒，立即展開對馮新華的迫害行動。她給部隊領導寫信將馮新華抓起來，布置黃克動用民兵和公安抄了他的家，還組織專案組對馮新華審查。馮新華的父母、親屬、同學等一大批人也受到了株連。
黃知真叔叔和我都感到，“四人幫”一伙雖然很猖狂，但他們已越來越不得人心了。
8月份，中央連續發出三次特急電報，向有關領導通告毛澤東病危。9月2日，毛澤東病情更加沉重，8日進入了彌留狀態。
9月9日零時十分，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全國人民感懷他領導推翻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把中國從深重苦難中解救出來的恩情，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這一天是農歷八月十五，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中秋節。八月十五云遮月，真是不祥的預兆！住在萬壽路招待所的老同志們，再次陷入無盡的悲痛之中。不過，與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因為大家對主席病危的消息早有耳聞，似乎對此噩耗已有心理準備，場面上相對平靜一些。
全國各地、各單位舉行了各種悼念活動。9月18日，首都各界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最隆重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他在悼詞中憂心忡忡地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他想維持安定、團結，但是冰火不同爐，善良的意愿難以違背事物發展的規律，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意識到，正義與邪惡的總決戰已經不可避免！
“四人幫”知道，一旦失去毛澤東的庇護，他們是個什么處境。張春橋曾對其女兒哀嘆：“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們斗吧！斗得過就斗，斗不過就千刀萬剮。”所以在毛澤東病重之時，“四人幫”便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加緊批判所謂的黨政軍內“新老走資派”，揚言揪出“走資派”的層層代理人，鏟除政敵，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一方面大肆制造輿論，宣揚“暴力解決問題”。
江青唯恐人們不明白她們的導向性輿論準備，直截了當地點撥，“在氏族社會，是女的當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是女同志。”“女人也能當皇帝，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 9月8日，在毛澤東彌留之際，江青又竄到新華印刷廠大講“文官奪權”。
于是在“四人幫”的布置下，清華、北大、新華社等單位有人給中央寫來“效忠信”和“勸進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
于是江青在天津特制了“登基”用的禮服；王洪文拍攝“標準像”，準備上臺后在全國懸掛。
然而，天不從人愿，毛澤東沒有把大權交給她們。不死心的“四人幫”在毛澤東追悼會召開前，炮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的社論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上發表，偽造了“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澤東“臨終遺囑”，企圖自封為毛澤東指定的“正統”接班人。毛澤東追悼會后的第二天，“四人幫”要求召開中央緊急常委會，江青在會上足足鬧了四五個小時，蠻橫地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書籍交給她和毛遠新保存，其目的是想源源不斷拋出毛澤東的“既定方針”來壓制、轟擊反對派。
面對“四人幫”的搶班奪權，老一輩革命家們和全國人民都嚴密注視，針鋒相對。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廠勞動。在江西，黃知真一直與“四人幫”死黨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江西的造反派把黃知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向“四人幫”狀告黃知真“不批鄧、不轉彎、不糾正錯誤，反而想方設法轉移批鄧斗爭的大方向”。當時，江渭清因病住進軍區醫院，白棟材因眼病在廣東治療、休養，只有黃知真首當其沖，承受壓力，頑強地堅守在省委領導工作的第一線。那段時期，母親經常給我打電話，把北京的消息告訴我，并關心我在江西的情況，使我知道了父親他們也在為國擔憂。葉飛伯伯因為當了交通部長，還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這些文件送給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別是像我父親和宋任窮這樣還沒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們就經常用各種方法與黃知真等老戰友保持聯系，通報情況，出謀劃策。
“四人幫”感受到老革命家們和廣大人民大眾的無畏抗爭，心虛了，大限在即，不惜垂死掙扎。中央發出毛澤東病重的通知后，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開會議，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游擊”、“打巷戰”，并親自視察民兵裝備，帶領民兵訓練。8月，王洪文向上海基層民兵組織發放了7萬多支槍、300門60迫擊炮和1000多萬發彈藥，拉起了所謂的“第二武裝”。9月21日，張春橋在北京聽取了上海突擊發槍的情況匯報，交待“要注意階級斗爭的動向”。9月28日，張春橋送口信給上海同黨：“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姚文元叫囂：“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斗爭還是暴力解決問題”，聲稱要用民兵武裝“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斗爭”。
10月3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縣講話，惡毒地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打倒！”
當日，“四人幫”陰謀策劃，準備隨時指揮坦克開進北京城。王洪文為掌握全國動態，還擅自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盜用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各地，凡有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
“四人幫”劍拔弩張，正義的人們也做好了最后的準備。由于我與黃知真叔叔關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關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澤東身體不大好，毛澤東不再接見外賓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幫”已下準備暴動的密令。黃知真對我說：“如果‘四人幫’上臺，許多人會被抓去坐牢，會被殺頭。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準備再次發動群眾，再次上山打游擊鬧革命。”他密切關注著江西“四人幫”死黨們的動向，作了應急準備，甚至還跑到井岡山查看線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澤東不再接見外賓后，黃知真果斷下令，讓掌握著全省武裝警察指揮權的江西省公安廳廳長周克用以拉練為掩護，命令全省武裝警察向南昌靠攏。這樣，如果一旦形勢發展需要，就可以在一個晚上，把在江西緊跟“四人幫”的那些人一網打盡。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車附件廠，我也把廠武裝部和保衛科的槍支都準備好了。這些槍都經過細心的擦洗和保養，還到野外試射過。
自1975年以來，隨著國家前途命運面臨嚴峻考驗，那些老一輩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覺地把國家的生死存亡責任肩負起來。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對我說：“如果我們國家出現打內戰的情況，我們家跟定葉帥了。”
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當時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也是準備在國家出現大動蕩時上山打游擊。當時羅瑞卿正在福州養病，皮定鈞找到羅瑞卿說：“羅總長，到時候你就給我們出主意，我們背你上山，一定保護好你。”
我父親1977年調湖北任第一書記時，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跟他回憶說，他們當時也做好了跟“四人幫”拼死斗爭的準備。楊得志還說，不僅是我們這一輩人，就連小一輩，像張體學的小兒子等，都準備跟“四人幫”作斗爭。這些小一輩還說：“楊司令要做準備，如果‘四人幫’篡取國家最高領導權，我們請楊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們也會逼你楊司令起兵。”
就在1971年10月初，“四人幫”余孽們在社會上散布10月8、9、10日將有“特大喜訊”的傳言，這是他們要起事的訊號。地聲隆隆，一場政治大地震臨近了。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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