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前美媒報道稱，赴美旅游的中國游客在美國人均花費高達6000美元。根據該局最新統計，中國游客在紐約的主要活動中，95%是購物，其次是享受美食，商家看到中國游客無不眉開眼笑（2月19日環球時報）。
這個在紐約人均花費高達6000美元的千人旅游團，一次購物消費約合人民幣近5萬元的，顯然不是一般中國人，而是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如果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像水稻之父袁隆平那樣富起來的，那是全國人民之福，乃至全人類之福；如果先富起來的人群屬于合法致富，如何花、花到哪里，也不是我們應該過問，但問題是在這些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中，除極少數人正常致富外，還有大量的非正常致富者。一是靠權力和資本尋租；二是靠房地產聚斂民財；三是靠采礦等掠奪公共資源；四是依托壟斷性行業得天獨厚。
權力是當前最容易獲得高收入的因素。除了可直接貪污受賄外，國家的不少資源還掌控在官員及其家屬、代理人手中，比如土地、道路等。官員通過與巨商的結合迅速致富，是對國家根基的侵蝕。
房地產業、資本市場成為富豪們最主要的財富來源。波士頓咨詢公司對中國富豪財富來源的評論稱：四成多的中國富裕家庭，是房地產、工業制造業領域的企業家。不斷上漲的房價源源不斷的幫助他們致富。資本市場則是靠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致富。像土地、煤炭業等壟斷資源在國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領域，在中國卻快速成就了一代財富者，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各行業間收入不公平問題最是有目共睹，如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創剩余價值，使社會財富快速流向城市，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二是收入差距拉開的速率非常快；三是相對于收入分配來說，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和過程的不公平。即人進入市場的機會不平等，發展機會不平等，從比較貧窮的階層提升的機會自然也是不平等。
對于中國富豪財富積累的時間超短一事，在中國從事富豪排名已10年的胡潤百富榜董事長胡潤說：在國外，掙一個億的財富，平均需要15年時間。把1個億變成10億，國外需要10年時間，而在中國只需要3年。中國千萬資產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齡39歲，億元資產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齡為43歲，整體上比國外年輕很多。波士頓咨詢公司在其財富報告中說，中國“一些原本名不見經傳者，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皆知的富人。”
正是因為富人的財富積累過于容易，因此，這些先富者不僅對財富的珍惜感不強，奢侈、浪費、超前消費現象嚴重，而且社會責任感、正義感嚴重缺乏，血管里很少流淌道德的血液，也很少對弱者、窮人有同情心、憐憫心。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造成的現實是：處于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往往吃最差的、穿最次的、住最破的，而一些貪的、騙的、黑的卻花天酒地，吃山珍野味，穿凌羅綢緞，住賓館別墅，享天下著色。
正常的社會應是廣泛地藏富于民，讓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多少不等的財富，而不是讓巨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穩定而和諧的社會應是一個橄欖型社會，而不是兩頭差距越來越大的啞鈴型或“倒丁字”型。如果任公平狀況繼續惡化，短期看會危及社會穩定，中期看會威脅經濟可持續發展，中長期看可能會導致經濟轉型被鎖定，長期來看就可能會導致合法性的危機。正應了鄧小平曾說過一句話，老百姓的感覺來得比我們更加真實。如果搞兩極分化，中國就會出現鬧革命的問題。
該如何調節呢？在筆者想來，應以法律為突破口，去尋求讓富人承擔社會義務與責任的途徑。一是要規范富人的財富集聚，堅決堵住各種非法行為、腐敗行為；二是通過物業稅、奢侈稅、社會財富調節稅等調節貧富差距；三是要加快社會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者收入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比重。從而避免在中國過早“出現鬧革命的問題”。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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