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發生的前因后果和教訓

大躍進發生的前因后果和教訓

    為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特別是對毛澤東主席的全面認識，大躍進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大躍進是新中國建國后的第一次重大失誤，給國家造成了很大損失，給人民造成了不少痛苦。為什么會發生大躍進？大躍進中得與失，大躍進所造成的后果，人們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為了正確地對待歷史，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也要議論一下。　　

（一）大躍進時期都發生了什么？　　

1958年在中國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這是以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稱為三面紅旗）為標志的運動，后來人們簡稱為大躍進。　　

大躍進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解放后我國完成了恢復經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項任務，不久又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制訂了正確的發展路線。人們在這一系列的勝利面前有些飄飄然了，全國上下都有一種迅速改變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中國人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必須搶時間爭速度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相信人定勝天的毛澤東主席更是熱血沸騰，五七年剛剛糾正了五六年國民經濟冒進失調之后，他就批評這次糾正是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并把五七年稱之為右傾頑癥造成的馬鞍形。毛澤東主席于1958年發出了反對右傾保守，大干快上的號召，中央決定首先要把鋼產量翻一翻，即把１９５７年的５３５萬噸增長一倍，為完成１０７０萬噸鋼鐵的任務，就把煉鋼煉鐵的任務指標分派下去。一些不具備生產條件的部門，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就用了一些土辦法，在全國形成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不少地方煉出的東西是廢品，造成了很大損失。　　

全國躍進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在此氣氛之下人人躍躍欲試，不久就冒出來很多小工廠。原有的一些小廠也要擴大，去干高級產品。國營廠礦更是雄心勃勃，都要擴大規模，紛紛到農村招工。在這不顧現實條件的大發展中，市場供應就出現了問題。甚至連民用的小五金在市場上都買不到，整個國民經濟都失調了。　　

在這種全國上下都想快速發展的急切心情的氣勢之下，河南省出現了人民公社化的經驗，把農業合作社提到更高級的水平，也就是把以村為單位的合作社組成大隊，再把幾個大隊組成人民公社。報上一公布，全國迅速學習，人民公社在全國推廣開來。報刊、電臺更是一馬當先。在“共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通欄大字標題下報導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和各式各樣的平均主義作法，好像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就在眼前，有的聲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越刮越兇，浮夸風逐步露頭，畝產幾千斤甚至萬斤的消息在報上出現。農村中大搞不計勞動多少和勞動報酬的水利工程，人們一律到集體食堂吃飯，對這種一刀切的作法，干多干少一個樣的生產方式，農民很不滿意。急于過渡的平主義大鍋飯比鋼鐵高指標更為嚴重，因為它傷害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久毛澤東就發現了問題，并批評了共產風和浮夸風，但是要剎住這種向前跑的極大慣性是需要時間的。等到全國清醒時，后果已經出現，造成了農業的全面崩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外國逼債，1960年底出現了大饑荒的嚴重后果。　　

毛澤東黨中央已經發現上面的鋼鐵高指標和下面的浮夸風，準備糾正。1959年黨中央召開廬山會議，這本來是想糾正左傾冒進，由于會議中間殺出一個彭德懷，導致把糾左變成了“反右”。彭德懷到農村調查，了解到農民的不滿，寫了一個萬言書（實際只有三千字）彭德懷所寫內容完全屬實，反左的意見非常正確，但彭的性格過于直爽，以前同毛也有過爭吵，這次二人吵得更兇，又有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彭站在一起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如果彭向大會遞交萬言書和發言之前，先和毛溝通一下，事情可能是另一個樣子。經過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打著反對個人崇拜的旗號，全面否定斯大林，后來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尤其是在反右擴大化以后，毛澤東對政治問題特別敏感，曾傳說彭德懷出國訪問時，赫魯曉夫接見過他，并對彭說：“你們中國也要反一下個人崇拜，應換換領導了。”這些都是引發毛澤東對彭、黃、張、周四人做出反擊的因素。后來還有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的傳說。廬山會議最后把四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廬山會議后在黨內開展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各個地方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不滿言論的黨員干部定為右傾分子。使這次廬山會議錯過了糾正左傾冒進的時機。　　

這種急躁冒進、共產風和浮夸風等違反經濟規律的作法不久就受到了懲罰。經過1958、1959兩年的飛快發展，到1960年末就出現了問題，造成了全國大饑荒的嚴重災難。過去稱那次大災荒為三年自然災害和外國逼債造成的困難。實際上局部天災幾乎年年都有，而那一次卻是經濟，特別是農業的全面崩盤。作為主要掌舵人的毛澤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后來他作了自我批評。　　

（二）改革開放后對大躍進的兩種評論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確是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造成了農業崩潰，發生了三年饑荒的嚴重后果，而且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這是全國的共識，對這一點沒有人持有異議。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滿意這一結論，而是認為五八年的大躍進是一場反科學胡鬧，而且注入了愚蠢和野蠻的含義。這些人從群眾的土法煉鐵這一事實出發，給大躍進的全過程加上“反科學”、胡鬧”、“愚蠢”和“野蠻”這四頂帽子。對這一觀點不敢茍同，因此不能不重復幾句。　　

1、產生失誤的原因　　

（1）五八年大躍進失誤的原因有兩條，一是急于發展鋼鐵的高指標，二是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歷史經驗中深切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全國上下都有一種迅速改變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必須搶時間爭速度才能在全面封鎖的險惡的國際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毛澤東主席的心情更為急迫。　　

五八年制定了不切合實際的鋼產量指標以后，又大批右傾保守思想，提倡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這種群眾運動的氛圍之下，刮起了一股頭腦發熱之風。河南省發表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以后，人們頭腦中的平均主義意識急速膨脹，導致全面的人民公社化，隨后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浮夸風越刮越兇，這是導致農業崩潰的主要因素。　　

（2）認識問題：如前所說，社會主義怎么搞法，怎樣發展生產，怎樣走向共產主義只有一些輪廓認識，誰也說不清楚。特別是對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沒有認識，不知道只有市場機制價值規律才能迅速提高生產力，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這個共產主義的第一條件。毛澤東沒有識到這一點，中央其他領導人當時也未必認識到這一問題。　　

（3）中國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兩大勝利之后，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局良好。人們在這一系列的勝利面前有些飄飄然了，一貫反對主觀主義的毛澤東這時也不自覺地脫離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他又拿出大搞群眾運動的老經驗，過高地估計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為大搞群眾動動就能創造人間奇跡。毛澤東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　　

（4）、急于求成的冒進情緒是我國歷史積淀下來的小生產意識的通病。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中分析了產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歷史與社會根源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中的急性病。這種思想意識對毛澤東以及后來的黨中央領導人都是有影響的，1977年提出要在五年內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再建十來個大慶也是急躁冒進情緒的反映。這種急進情緒對后繼者就沒有影響嗎？不論前人有多大錯誤，也應客觀地給予評說。王明等人給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損失，黨和毛澤東還是耐心地分析犯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沒有人說他們是反科學胡鬧。　　

２、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實際情況　　

一提到大躍進，人們就會想到全民大煉鋼鐵、畝產萬斤浮夸風等負面的東西。卻不知道全國人民特別是工人在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精神鼓舞下，意氣風發，豪情壯志，干勁沖天，他們干出來的不完全是廢鐵亂渣，也有不少我們過去沒有的產品，他們的口號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上！”如開始造汽車時，我們設有外護板的壓型設備，心靈手巧的工人把一些零件用手工敲打的辦法愣是一點一點地干出來，被人稱之為敲打工藝。搞一個大設計項目，那時我們連手搖計算器都很缺乏，用最原始的珠算和計算尺計算出幾億個數據。這些工人和技術人員就是在這種艱苦條件下干出了我們急需的產品。還有各工廠出現了無數的小改小革，如某廠的二百多斤的產品或零件在車間內要用空中吊車搬運，吊車經常是忙不過來。工人和技術人員共同搞出在車間運輸二百多斤重物的小撅車。這東西很簡單,彎成∩形的鐵管,兩端裝上帶有軸承的小轱轆,作為著地的支點,∩形鐵背處焊上一個長鐵管作為杠桿,這杠桿一端成一彎曲鉤,用以插入重物頂部的吊攀孔,以杠桿力撅起來,一個人很輕松地就能把它運走。辦法雖土，但解決實際問題。類似的小改小革何止成千上萬。舉小改小革的事例是為了說明工人群眾對國家發展的作用，他們并不全是蠻干，更不是胡鬧。　　

在急于發展的思想作用下，為了完成下達的高指標，確是有不少地方用土法強干，蠻干，出了不少廢品，土法煉鐵就是人們全面否定大躍進的事例。但大躍進時期也不是一無是處。那時各廠礦除了大干技術革新以外，也干了不少對國家有舉足輕重的大項目。如萬噸巨輪、萬噸水壓機、第一臺轎車、大慶油田、電氣化的寶成鐵路、兩彈一星、核動力潛艇┅┅┅等等都是在1959年前后起步，或組建班子，或迅速上馬。除了大煉鋼鐵中有一些錯誤做法外，過去的人們還真是創造了奇跡, 這些都是讓西方人側目的事項。如果不是那時人們的敢想敢干和艱苦奮斗精神，中國人的腰可能一直還是彎的。　　

3、不要給大躍進扣上反科學、胡鬧、愚昧、野蠻這四頂帽子　　

五八年大躍進的確有不科學的地方，如對社會發展規律認識得不夠清楚，企圖不經過市場經濟歷史階段，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前就想消滅三大差別，靠進共產主義。發展速度過急過快等等。那時國外封鎖我們，我們又不能坐以待斃，只能是土洋結合，以土為主，拼命苦干。有不少地方是不夠科學，但不能說是反科學胡鬧。反科學與胡鬧連在一起就有故意搗亂之意，哪有不想打勝仗的將軍？由于了解情況不清，判斷失誤，指揮不當，打了敗仗，你能說他是反科學胡鬧嗎？就是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錯誤，造成那么大的損失，只能說他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也沒有說他是胡鬧，反科學胡鬧的罪名，這對于毛澤東主席以及全國人民都太不公道了。只能說是好的動機做錯了一些事情，何況全國人民，特別是工人拼命地苦干，用很多土辦法干出來只有洋設備才能干出的產品和科技成果，創造了大量的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土設備、土工藝、土辦法。六十年代的大慶也是用土辦法干出來的，大慶工人用人推、肩扛，水一把泥一把，工人們用身體堵住井噴的感人情景還歷歷在目，他們就是用西方人不能理解的土辦法愣是為祖國打出了最寶貴祖國最需要的石油，如果大慶會戰沒有成功，沒有打出石油，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反科學胡鬧，他們是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哪！　　

在外國封鎖的國際環境之下，我們只能自己摸索著前進，確實有不夠科學甚至可笑的地方，從不知到知是一個摸索前進的過程，只能說這種過程不夠科學或違反了科學。但不能加上反科學胡鬧的罪名。　　

至于說愚蠢，現在就不愚蠢嗎？當人們對某種未知領域做出一些不夠合理的事，也可以說是愚蠢，但后人不能對前人的“愚蠢”探索冷嘲熱諷。對萬戶這樣探索飛天夢而犧牲的先驅者，你能嘲笑他愚蠢嗎？　　

在大躍進中人們有些作法近乎亂干，甚至蠻干，但那是蠻而不野，因為他沒有傷害他人，所以不能加上野蠻的帽子。現在的城市拆遷中組織打手，毆打被拆遷戶，那才叫野蠻，當然不論是五八年的蠻干，還是現在的野蠻拆遷都是個別地方的局部現象，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大局。　　

（三）、大躍進的后果                                                 　　

五八年大躍進在工業方面有得有失，在農業方面后果嚴重。三年災荒中損失極大，雖然是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但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氣勢之下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大躍進催生的事物。人民公社化可以說是得之極少，失之極多，后果嚴重，國民經濟幾乎全面崩潰。那幾年不但老百姓經受了糧食奇缺，物質匱乏之苦，餓死人的事也時有發生；而且使我國經濟停滯了幾年，別國（如日本）卻大步地前進了，這就等于我們又落后了多少年。我們與世界的差距又拉大了。在當時盡管問題很多，但執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以后，不到三年時間就解決了，　　

大躍進造成了那么嚴重的局面，卻能很快地好轉，其原因除執行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以外，還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第一、全國人民和各級干部經過多年的教育，有著極高的社會主義覺悟，第二、黨和毛澤東主席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全國人民聽黨的話，各級干部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存在“下有對策”的問題。全國上上下下扭成一股繩，共渡難關。　　

大躍進期間，一些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日用品工廠紛紛轉去生產高、精、尖產品，結果是粗制濫造；各地都出現了一大批小的工礦企業，中央對各地的企業實行關、停、并、轉。各地認真執行了這一決定。關閉、封存、合并了一大批小工廠，一些轉產的工廠退回去干原來產品。中央要求在大躍進期間從農村新召來的青年工人，一律返回農村，以減少城市商品糧供應的壓力。這一工作可真難壞了基層干部，面對憤怒、哭泣等各種表情的青工群眾，他們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極為艱巨的任務。如果沒有人民群眾高度的覺悟，各級干部的敬業精神，特別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極大威望，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由于急于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這種平均主義大鍋飯造成了農業的全面崩潰，1961年發生了饑荒，人們吃不飽，油水更少，不少人得了浮腫病，這時餓死人的事肯定會有，尤其是老、弱、病、殘。但餓死3000萬（還有說是4000萬的）之說，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是什么權威部門統計的，哪個人首次發布的？不能由某個人一拍腦袋，以后大家就跟著講。3000萬可不是小數，不但有老弱病殘，青壯年可能也在這3000萬之內。人餓急了是要造反的，年青人會等著餓死嗎？可是沒聽說那個年代有鬧事的事件發生，如果有，當時可能不報，改革開放后，即便媒體不說，在網上也會有人說，尤其是反毛的人。在下孤陋寡聞，以后有了較權威的信息發布我才相信。最好不要人云亦云隨大流。　　

　（四）大躍進的有益經驗和教訓　　

1、小生產思想意識起到關鍵作用。小生產意識有一特點：“做事性格  易走極端  慢慢悠悠  不知爭先  感到危機  冒進超前。急躁冒進是發生大躍進的思想根源。人民公社化是在平均主義思想驅動下，犯了更大的急躁冒進錯誤，企圖在生產力很低的情況下，立即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工農、腦體勞動的差別），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靠近。這是小生產意識對我國造成的最大的一次錯誤，所以對小生產意識必須反思。　　

２、對大躍進中的群眾運動要一分為二。　　

１９５８年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產生了不少廢品，造成很大損失。那是缺乏有效領導和沒有經驗造成的。其正面意義是辦工業也要走群眾路線的首次嘗試。　　　

  新中國建立后搞經濟建設，特別是干工業，我國沒有經驗，照搬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工礦企業的產、供、銷完全由中央各主管部少數專家安排。這種“少數人干，多數人看”的體制安排，與人們要求快速發展的急迫心情相矛盾。也不符合依靠人民群眾，走群眾路線這一傳統精神。1957年毛澤東提出把部分國企下放給地方，要求地方領導人也要抓工業，抓經濟。1958年大躍進中發動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都來干工業，全國各地冒出來很多小工廠，有的是縣級企業，還有不少是公社和生產大隊辦的。那時雖然有粗制濫造現象，但在思想解放轉變觀念方面對后來影響很大，干工業并不神秘，不是大專家的普通群眾也可以干，外行也可以領導內行，領導、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工作方式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人民群眾辦企業的思想深入人心。這就為改革開放后的大發展準備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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