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人們的時間、精力和大腦會在不知不覺中被眼前的事情所侵蝕和吞噬，本來應該是非常簡單的常識，卻漸漸被派生的概念和手段所掩蓋，最為原始和核心的要素反而鮮為人知。本文所提到的8個概念，都屬于人們容易陷入常識性誤區的概念，筆者希望通過本文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激發朋友們一起尋找更多常識性的誤區，正本清源，返璞歸真。
貨幣。從貨幣的演變歷史來看，經歷了以物易物、金屬鑄幣、金銀、紙幣、電子貨幣等發展類型，但無論其如何演變，具體形式怎么樣，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交換媒介以及價值尺度。只要能有效具備這兩大價值，無論是何種形式，都是可以用來充當貨幣的。從人類長遠的發展歷史來看，以上5種形式基本上可以代表五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后來的發展階段上不可能再出現前面幾個階段的貨幣形式。事實上，人們在某個特定階段或者特定的交易中，選擇什么樣的形式來作為貨幣，是考慮其現實的便捷性和其他一些具體因素的。這也就是說，盡管貨幣的表現形式在整體上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發展階段性，但在某個特定條件下，人們會采取哪種形式來作為貨幣，有著很多不確定因素。在法定貨幣形式由于惡性通貨膨脹等原因失去信譽，主流貨幣供應嚴重不足，或者交易者手中主流貨幣極度匱乏的狀況下，人們就會選擇其他貨幣形式進行交易。這也是為什么盡管有了紙幣和電子貨幣等非常“先進”手段的情況下，貨幣處于“高度現代化”的歷史時期，在很多具體的交易中仍存在以物易物，或者金銀充當貨幣的現象。我國早在北宋時期就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但由于元代紙幣的泛濫，到明清又恢復到了以銀本位為主導的貨幣體制。全國解放前夕，國統區由于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很多人在日常交易中，不得不采用以物易物這種最為原始的貨幣形式。在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廣大農村地區，由于農民手中的人民幣比較短缺，當時以小麥、大豆、淀粉、胡油交換日常用品的現象相當普遍。甚至在紙幣和電子貨幣一統全球的今天，很多專家和學者還以“法幣”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金銀價值超常穩定為由，主張為了人類的福祉，全面恢復金銀本位的貨幣體制，這種呼聲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以物易物”這種盡管原始，在目前的國際貿易中也屢見不鮮，“項目換石油”、“工程換資源”其實質就是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易。筆者認為，盡管貨幣形式還會有所創新，但在一些特殊的環境下，以物易物、金屬鑄幣、金銀、紙幣、電子貨幣這5種形式還會在具體交易中出現，金銀本位固然具有很多獨特的優勢，但并不能夠徹底取代其他貨幣形式。
價格。價格是商品同貨幣交換比例的指數，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從其終極意義上來看，價格在具體交易過程中執行的是價值度量的功能，如果沒有這個功能，任何交換都無從實現，再好的貨幣形式也都成了“水中花”、“鏡中月”，變得不可捉摸。價格實質上是貨幣派生出來的一種功能，其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貨幣順利發揮作用，或者說促使交換更為順暢地實現。如果將放在整個社會體系中進行考量，貨幣又實實在在是財富的分配手段，而價格則是財富分配的比例關系。一個經濟體系能否正常運轉，自然跟貨幣以及商品價格的絕對值有關，但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比例關系。價格變化，亦或各類商品價格比例關系的變化，實際上就意味著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某類商品價格太高或者出現暴漲，社會財富和勞動成果的分配，就會向生產這類商品的部門傾斜。比如，在房價奇高和仍在持續暴漲的情況下，社會財富就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向房地產及其緊密相關的行業集聚，房地產行業的產值與全國農業總產值相當，開發商、地方財政及部分官員成為最大的利益既得集團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與此同時，某類商品尤其是必需品在社會價格體系中的比例過高，財富和其他社會資源都會往提供該類商品的行業集中，在價格比例或者分配比例嚴重失衡的情況，其他生產部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會被深深抑制，難以得到有效釋放，“內需不足”自然成為了困擾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一大頑疾。談到這里，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來另外一個邏輯，就是在社會經濟運行中，最為關鍵的不是貨幣的絕對數量和價格的絕對值，而是紛繁復雜的各類商品價格之間的比例關系，一個均衡的比例關系，才是老百姓真正的福祉。假如這種比例結構均衡，無論出現通貨膨脹還是緊縮，無論商品表面的價格是漲還是降，對老百姓的生活都沒有太大影響；假如這種比例結構失衡，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無論是漲還是降，社會的有效需求都難以真正釋放出來。如果理解了以上內容，我們很好理解價格最為根本的職能是價值衡量和社會分配，也就很好理解為什么近十多年來糧價水平和農民的收入一直在增長，但日子卻越過越難、幸福感越來越低。價格本質上體現的分配比例關系，在經濟生活中非常容易被價格高低這一表象所掩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商品。與產品相比，商品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概念，只有用來交換的產品才是商品。在商品所具備的眾多功能當中，最為核心的價值實際上還是其最為原始的價值，即商品的使用價值，因此商品本來用途的質量才是經營活動的關鍵。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在商品身上附著的經營性功能逐漸豐富了起來，標準、VI、包裝、定位、品牌、廣告、公關和公益、營銷、概念、互動、口碑等各種各樣的手段不斷闖入企業運營人員的“法眼”。在現代營銷理念和體系的沖擊下，數以萬計的老板們和職業經理人滿腦子都是細分、定位、包裝、產品線、廣告、品牌、渠道、網絡等概念，進而在這些概念中迷失了自我，將自己所經營商品使用價值遺忘在一個角落里，讓這些經營活動中派生出來的概念“反客為主”。在筆者接觸到的個案中，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因為過分迷信營銷、品牌、廣告和包裝的神力，不太重視產品本身的質量，甚至信奉“好的營銷，即使狗屎也能賣得很好”。但多年持續跟蹤下來，發現過分迷信營銷等派生手段而不太注重產品本身質量的企業，雖然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確能夠風生水起、業績驚人，其風光往往也只是曇花一現，沒幾年的功夫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那些看上去營銷、品牌、廣告和包裝等方面都做的不算太好，但非常注重產品本身質量的企業，發展雖然速度一般，反而顯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慢慢地做大做強。其實，商品的“靈魂”還是其本身的質量，而包裝、營銷、品牌和廣告等手段只是一些錦上添花的東西，如果缺乏質量上的保障，這些派生手段做得再好，也難以達到雪中送炭之功效。放棄商品本身質量，而將賭注壓在那些派生手段上，這種經營無疑是一種舍本逐末之舉，親手將自己的事業引入歧途，斷送美好前程。
管理。管理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行為，應該與人類文明史一樣悠久漫長。自從1911年美國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正式出版《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以來，人類社會就開始進入了“科學管理時代”，此后各種各樣的管理理論層出不窮，如雨后春筍般的不斷涌現出來。時至今日，給經營界留下的印象是，如果一個企業的管理不能做到“指標化”、“精細化”、“定量化”和“人性化”，就算不上真正的管理，就是粗放、落后及沒有效率的。運籌學、KPI、ERP、六西格瑪、計算機系統控制等管理手段，似乎都成為了攻克管理難題的法寶，沒有這些手段管理注定是低效的。然而，從最為原始和最為基本的功能看，管理實際上是要解決如何有效配置人、財、物等資源，來達到某種既定目標的問題的。只有切實理解了這一點，才算真正掌握了管理的內涵。在解決這一問題基礎上派生出來的一切管理理論和工具，其實質都是可供選擇和參考的手段，而即使是最為精細的手段，都不能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有效地推動目標的實現，其中還涉及到其與具體環境的“適配性”問題。拋開具體環境去抽象的談論某個管理理論或工具的作用，沒有多大實際意義，其水平也只能停留在“學究”階段。正因為沒有領悟管理的本質，沒有掌握管理手段的適配性問題，許多企業雖然KPI、ERP、六西格瑪等先進管理手段一應俱全，其管理狀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愈加混亂和低效。本文并沒有絲毫貶低這些管理理論和工具的意思，它們都是人類管理智慧和實踐新的結晶，對一大批企業進一步提高管理和運營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它們畢竟有著自己的適用范圍，離開這些范圍，其效力就會大打折扣。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貶低現存的各種管理方式，各種管理手段并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而只有適合和不適合之別。檢驗某種管理方式是否適合自己的標準，是在現有條件下能否最為有效地配置人、財、物等資源達到既定目標，而不是其他。每一個老板和管理者都應當根據自己企業的現狀和發展階段選擇合適的管理方式或者進行調整，切忌急于求成、簡單模仿，吃冒進主義的大虧，同時還應該處理好知識儲備和實際應用的關系。
舍得。舍得一詞，本是佛家用語，最早出自《了凡四訓》，佛學認為，舍就是得，得就是舍；道家認為，舍就是無為，得就是有為；儒家認為，舍惡以得仁，舍欲而得圣。在當代話語中，“舍”就意味著付出、貢獻好投入，“得”則意味著成果、產出和認同。如果用商業語言解釋，“舍”就是投入，“得”就是產出，“舍得”就是一個投入和產出關系的問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很多人在講，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就在“舍得”問題上，不少人解讀為“付出就有回報”，“付出總有回報”，甚至在經營活動中用非常精細化的方式考核產出投入比。在這種思維框架下，投入者不但關注整體上的產出投入比，還特別在意較短時間內的產出投入比，和每一次具體行動的產出投入比，將考核指標落實到了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上面，似乎唯有這樣才能做到科學管理，做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解使得相當多的經營者在實踐中進入了誤區。實際上，“舍得”是一個總體和長遠上的概念，如果套用在經營領域，大致上可以這樣理解，“要想獲得回報和收益，自己必須主動付出，這種付出應該是大范圍的、持久性的；付出之后，有的付出可能會有回報，有的付出可能沒有回報；有的付出可能回報時間比較短，有的付出可能回報時間長；有的付出可能回報時間早，有的付出可能回報時間晚；有的付出可能回報的比較多，有的付出可能回報的比較少；單次付出的回報情況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但從總體和長遠上來看，這無數次付出的回報會非常可觀；我們不能因為某次付出沒有回報，或者回報不太理想而放棄后續的付出”。從這個角度上來講，“舍得”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個盈利目的性很強的經營性概念，而我們更應該以一種“投資組合”的積極心態去看待和運作“舍”與“得”。大道至簡，觸類旁通，在人脈關系的打造上，這種方式同樣適用，畢竟人性當中都有講感情、經不起別人對他好的一面。
勤奮。在我國市場經濟大潮中，勤奮雖然被官方和正統理念所認可，還是社會的一個主流價值觀，但在現實中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在不少人的話語體系中，“勤奮”一詞帶有明顯的貶義，甚至成為愚鈍、沒頭腦、不靈活、賣死力的代名詞，事事偷奸取巧、削頭鉆營和尋求捷徑，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勤奮”的本義是指“不怕吃苦，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干好事情，以此得到自我提升和社會認可”。對于“勤奮”這個概念的認知，筆者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大致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讀大學之前，受父母教誨和學校正統教育的影響，本人雖然對這個詞沒有深刻的體會，但還是深信不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根本就談不上對“勤奮”這一概念的掌握，天天喊在嘴邊，那也只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上大學之后直到畢業后兩年，受社會上各種反傳統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接觸到很多靠關系、投機、鉆營而取得“成功”的案例，本人原來篤信無疑的很多傳統價值觀漸漸開始垮塌，甚至認為再談這些概念就是迂腐、不諳世事的表現，“投機取巧”才是與社會和市場經濟接軌。從畢業后的第三年開始，由于因緣際會，筆者結識了年齡長自己不少的一些朋友，開始對眾多名人的簡歷進行研究，并對那些靠偷奸取巧而取得“成功”的人士繼續保持關注，另外隨著自己實踐的深入，對諸多問題逐漸有了切身的體會，最終發現，靠勤奮去發展的人，雖然成功的會慢一些，但要穩當得多，最終能夠發展到一個較好的高度，而靠旁門左道去發展的人，盡管很容易取得“階段性”成功，但幾年下來，大多數早已難以找到蹤影，剩下的最終的發展高度都不太理想。根據筆者的體會和與朋友們的交流，發現勤奮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只有善于把握細節的人，才能委以重任，才能真正取得成功，而對眾多細節的領悟和把握，也只有通過勤奮才能獲得；第二、成功就是簡單的事情不斷地重復做，這是目前越來越被人們接受的一個道理，但也只有走“勤奮路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第三、魔鬼存在于細節當中，一些非常實用的技巧和道理，根本就不可能在書本和別人那里學到，只有靠自己努力去不斷揣摩，才能真正掌握，沒有勤奮努力，火候不到，就難有所獲；第四、做任何事情，可能涉及到的問題點都非常多，一兩次實踐根本就不可能窮盡這些關鍵點，只有在“勤奮導向”下不斷實踐，才可能遇到過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自己在這個領域的專業化水平才能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高度；第五、上學都有過做習題的經歷，不管老師講例題的時候理解的如何透徹，如果不做5~10道習題，我們對某些定律和公式的掌握程度還是要大打折扣，基本功不到位，不能很好解決一些建立在簡單問題組合基礎上的疑難問題，而任何領域的實踐都是這個道理，勤奮在其中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商業模式。泰莫斯認為，商業模式指的是一個完整的產品、服務和信息流體系，包括每一個參與者和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個參與者的潛在利益和相應的收益來源和方式。在目前眾多的商業模式探討過程中，人們主要關注的是某類企業為用戶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類型和方式，在市場中與用戶、供應商、其他合作辦的關系，以及由此派生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而在數以萬計的創業者和經營者口中，商業模式這個概念似乎更為簡單，直接指為用戶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類型和方式。也正是在這種一再簡化的理解中，人們常常會誤入歧途，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商品和服務類型及其提供方式，以及潛在的盈利點來源和組合方式上，而忽略了商業模式的本質。商業模式的要害是“商業”，其實質是要通過一系列資源配置活動，已有系統能夠實現盈利和滾動發展，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大做強。如果從中長期來看不能做到盈利和自我滾動發展，還需要依靠從外界“輸血”來維持運作，這種所謂的“商業模式”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商業模式，而是公益性項目，充其量也只能叫做服務模式。在這里特別應當提到的是，某一企業的“商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實際上直接決定了該企業能否實現收支平衡，甚至決定了他們是個體、私營、股份還是上市公司等發展狀態。要想改變一個項目的經營狀態，在相當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對“商業模式”進行改造或者優化來實現。與商業模式相關的另一個誤區，就是不顧實際情況，簡單復制別人的“成功模式”。殊不知，別人商業模式之所以會成功，是有著他們一系列獨特配套條件的，除非那些條件自己也大多具備，否則很難復制成功，拋開具體條件去一味模仿別人的“成功模式”，沒有太多出路。這一鐵律，在商業實踐中一再被證明，但總有重蹈覆轍者，真像一個段子描述的那樣，“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后浪接著變前浪，還是死在沙灘上”。其實，成功的商業模式，基本都是對自己原有各種資源整合的結果，其商業模式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通過對自己各種資源的梳理整合出來的，在這方面因果倒置，最后很難取得成功。這也是模仿別人成功“商業模式”而導致自己成功的現象，其出現概率極低的重要原因。
高技術含量。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文章，提高利潤水平的有效辦法是提高技術含量，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意味著更高的利潤，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意味著更低的利潤，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一定比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更賺錢，或者說高技術含量就意味著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意味著更大的話語權。經過許多年來專家們和媒體的一再宣傳，這一邏輯已經深深地印入了國人的腦海之中，幾乎沒人對此提出疑問。稍有常識的人們都知道，鐵礦石的技術含量要比鋼材甚至是生鐵低得多。然而近些年來，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CVRD）以及力拓（RioTinto）三大鐵礦石供應商通過連年大幅漲價賺得盆滿缽滿，我國鋼廠的利潤卻一再滑坡，利潤率也難以跟三大礦商同日而語。在歷年的鐵礦石長協價格談判中，中方雖然每次都據理力爭，但最終還是被迫接受對方提出的價格，連還價的余地都沒有，根本就沒有什么話語權。眾多評論家再三分析，其原因多歸結為國際鐵礦石供應的高度壟斷性，而作為需求方的中國鋼鐵行業，其產業集中度偏低。“鐵礦石事例”不但是對我們業已形成的高技術含量邏輯的一頓當頭棒喝，也向我們揭示了高附加值和強話語權的真相。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技術含量會導致高附加值和強話語權，然而高技術含量并不一定會產生高附加值和強話語權，其中的奧妙在于高技術含量一方的壟斷性如何。如果高技術含量一方壟斷性高，而對方較差，則就會擁有高附加值和強話語權，反之亦然。人們感覺到“高技術含量就意味著高附加值和強話語權”，并將其奉為公理，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高的技術含量就意味著更高的壟斷性。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無誤的意識到，高壟斷性才能真正帶來更高的利潤率和更大的話語權，而人們習以為常的邏輯只是一種表象。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