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勝利后,在列寧的倡導下,組建了第三共產國際組織.對該組織的定位,共產國際二大通過的<章程>規定,"共產國際實際上應成為一個真正的統一的世界性的共產黨;在各國進行活動的黨是他的支部".共產國際成立后一直都扮演著各國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和勞動人民斗爭事業的堅定而可靠的組織者的角色.
中共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系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中共是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直接幫助下,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要"聯合第三國際";通過的決議還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每月應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在必要時,應派遣全權代表一名到駐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去.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第三國際是代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中共完全認可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這樣,中共接受這種隸屬關系,形成了以共產國際為中心的格局.
處于幼年的中共,基本上是把共產國際的決議當成自己的行動綱領.1929年7月遠東事件發生后,共產國際連續對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央決定貫徹共產國際指示,不僅發表和通告,還制定冒險計劃.王明也是武裝保衛蘇聯的擁護者,"九一八"事件后把反對進攻蘇聯作為黨的中心任務.此外中共中央人事變更也是由共產國際決定.陳獨秀被瞿秋白取代及中央改組,向忠發當總書記,李立三上臺與下臺,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被抬上中央實際領導者的高位,都是由共產國際一手操辦.
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前夕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斷.但中共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后并沒有改變隸屬關系.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恢復后,共產國際的中心地位通過下述方式來體現;一是由中共六大設立的共產國際常駐機構---中共代表團(王明,王稼祥,任弼時,等都當過負責人),來溝通;二是中共中央不定期派代表去莫斯科匯報工作以獲得指導,如遵義會議后,中央派陳云途徑上海去莫斯科匯報遵義的情況,紅軍到達陜北后,又派鄧發前往莫斯科,1938年派任弼時,次年冬又要周恩來去蘇聯療傷時向共產國際報告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黨的工作,共產執委會主席團都作了相關決議;三是中共中央直接向共產國際提交報告.如1937年12月會議后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作了<中共關于政治局會議情況及決定事項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以獲得共產國際的認可;1937年1月2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放棄蘇維埃制度和普遍沒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將蘇維埃政府改為人民革命政府,將紅軍改為人民革命軍的建議.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了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中共中央表示贊同,認為它已經不適應斗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留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回妨礙各國革命斗爭的發展,現在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共產國際的解散,結束了中共以它為中心的歷史.
二,支持以蘇聯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但毛澤東認為聯共(布)仍是世界共產黨的總司令,形式上共產國際沒有了,而實際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不注意蘇聯的廣播,中國也不例外.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并為中共贏得發展的空間,毛澤東深謀遠慮,通過各種途徑.主動加強與莫斯科的聯系,希望的到來自遠東的支持與指導,自覺認同以蘇共為中心.1947年九月,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雖然它聲明不是共產黨的國際中心,但會議發表的宣言卻認為世界已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同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已經形成.次年11月他在紀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去.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談到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制度大大削弱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發帝國主義陣線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長了,這為中國奪取最后勝利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新中國成立后得到了蘇聯和東歐國家 的首先認可,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毛澤東在訪蘇時強調;"目前的重要任務,是鞏固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陣線,反對戰爭的挑撥者,鞏固中蘇兩大國家的邦交,和發展中蘇人民的友誼;在中共七屆三中全的報告中,毛澤東認為,隨著世界各國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的人民運動的發展,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線比去年更為壯大.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在討論起草<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認為,過去提以蘇聯為首還是對的,現在仍然要這樣提,同時針對國際共運中流行的所謂"多中心論",應明確提出以蘇聯為中心,因為它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這是歷史形成的,不是人為的.
中共倡導蘇共為中心后,一直致力維護這一格局.1958年3月,南斯拉夫發表了即將提交給南共七大討論的綱領草案.蘇共立即向中共通報了他們即將采取的措施.中共接到蘇共中央的信后,決定與蘇共采取一致的步驟,共同批判南聯盟的修正主義;并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中,批判南共"對于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進行了一系列惡意攻擊,而對于全世界人民 最兇惡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則表示逢迎和感恩戴得.
1959年1月蘇共二十一大召開前,蘇共致函中共,以在報告中取消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蘇共為中心的提法.對此,中共中央表示不贊成.中共認為,以蘇共為中心將有利于同西方帝國主義作斗爭.中共代表團向蘇共領導人反映了我黨的意見并為蘇共所接受.周恩來在為向大會致詞中指出,自莫斯科會議以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以蘇共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有了重大的發展.
從1960年開始,中蘇兩黨在有關時代,和平共處,和平過度,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問題存在分歧并發生爭執.中國雖然有人提出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已移向中國,我黨應該把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但并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既沒有向莫斯科提出挑戰,也沒有從蘇聯手中奪取共產主義的領袖地位,相反,中共一直倡導并竭力維護以蘇聯為中心的格局.1960年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面對蘇共的突然襲擊,中共在反擊的同時,呼吁團結,并從大局出發,在大會公報上簽了字.同年11月召開的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蘇共提出不要再寫什么為首,并說蘇共當不了頭.中共表示同意.此后,中共雖然參加世界共產主義會議一再呼吁維護國際共運的團結,但因兩黨分歧升級而不再堅持以蘇共為中心.
三,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
1965年3月蘇共一意孤行行召開的莫斯科會議,由于中共的抵制,只有9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到會,會議不得不更名為'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莫斯科三月會議標志著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已分崩離析,統一的國際共運不復存在.從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各國獨立自主發展的新時期.以意共,西共法共為大表的歐洲共產主義各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各黨相互關系問題上與蘇共展開了激烈論爭.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三黨在馬德里發表聯合公報,明確提出了處理共產黨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即在獨立自主,權利平等互不干涉,尊重在自由選擇符合各國情況的爭取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的基礎上,發展國際主義的團結和友誼.
由于中蘇論戰而引起的文化大革命,在左傾思潮的支配下,1967年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時,<人命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編輯部發表文章對外宣布,中國是世界的革命中心,我們就是要當領導中心.中共九大提出要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在與兄弟黨的關系上,常用中國的標準處理各黨的關系.到1976年,全世界89-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有78個先后同中共斷了黨紀關系或停止了交往,使自己在國際共運中陷入孤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指導下,總結了近幾十年來國際共運中黨紀關系的經驗教訓,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固然離不開一定的國際條件和各國人民的支持,但在根本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賴別的國家或者什么國際指揮中心發號施令.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
1980年5月,鄧小平強調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和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 .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他倡導應在新的原則基礎上建立黨與黨之間的新型關系.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發展我黨同各國共產黨和其它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寫進了黨章.1983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印共中央代表團時指出;任何國家的革命道路問題,都要由本國的共產黨人自己去思考和解決,任何大黨或老黨都不能以最高發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1986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時談到,世界各國共產黨應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認為國際共運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高什么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次年6月,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有一點最重要,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該隨便指手畫腳,所以,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我們也不贊成有什么中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相繼同世界很多國家的共產黨恢復或建立了正常的黨紀關系,為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出,中共關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三種主張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他是中共在國際共運中成長的歷史寫照,從當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現狀看,各國黨各自為戰,未能形成統一的力量,無疑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在當今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統一世界的歷史背景下,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如何聯合起來,加強在理論和行動上的交流與合作,以便推動國際共運的復興,是亟待探索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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