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是如何評價孔子的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斗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寫的一首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從崇信到批判——毛澤東評價孔夫子　　

一部《論語》，大量地記錄了孔子的言談主張。可以說，《論語》就是一部“孔子語錄”。要真正讀懂《論語》，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澤東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說的。　　

孔子名丘，一說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說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國貴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禍由宋逃到魯國，便成為魯國人。他父親名紇，字叔梁，做過魯國陬邑的地方長官。孔子出生不久，父親死了，家庭也貧困了，不得不做各種雜活，一則贍養寡母，一則自己生活。他做過倉庫保管員，也做過牲畜管理員，都很負責任。最后做到魯國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處學習，不懂就問，所以見聞廣博。一生得意時少，失意時多。晚年便專門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講學傳授學術。他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傳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國古代文化的流傳以至后來的擴大和發展，不能不歸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東周的社會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時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等人的言行。春秋時代重視“禮”，認為“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卻改以“仁”為核心，認為沒有“仁”，便談不上“禮”。孔子對于“仁”有各種定義，概括起來是“愛人”。孔子所愛的“人”，是包括各個階級、階層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他所收留的學生，絕大多數出自下層，只有屈指可數的學生是來自上層。　　

孔子自三十歲招收學生，一直到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因此博得學生的無限愛戴。他死后，許多學生在他墓側結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傳子貢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學生，如子路、冉有、子貢，跟著他奔走四方，為救世而斗爭。他晚期的學生，如子游、子夏、子張、曾參，便接受他講學帶徒的衣缽。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孔子晚期的學生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孔子自己說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報酬厚薄，只要學生拿十條干肉的拜師禮品，便教導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個學生的資質、性情、能力、愛好的不同，所以同一個問題，孔子的答話因人而異，甚至有時相反。師生間的相處有時好比父子。學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說顏回(他最喜歡的學生)，平日聽講，只聽不提問，好像“笨伯”，回去后，卻能發揮，并不愚笨。從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學生，一般用啟發式方法。　　

毛澤東的一生，對孔夫子的態度是很復雜的，是集評論、批判、繼承和發揮于一體的。　　

早期崇信　　

從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澤東的大量早期文稿來看，他在長沙求學時代還是頗為崇信孔子的。毛澤東求學長沙時期，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對康有為等人掀起的“尊孔”復辟逆流進行了猛烈抨擊。孔子“圣人”的權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澤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很崇拜。但在對孔子的態度上，他與陳獨秀顯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論述體育之重要及怎樣開展體育運動。該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卻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他仍稱孔子為“圣人”，贊揚孔子講衛生重體育。在該文中毛澤東說，“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接著他又將孔子與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舉，稱“此皆古之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　　

這里明言孔子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范工人夜學。他主持的夜學開學儀式上，有一個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他在《夜學日志》中親筆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圣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　　

孔子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的深刻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毛澤東受時代思潮和傳統思想的雙重影響，認為改造中國“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是探討宇宙大本大源的學問，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學”的治國之道。他說，“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學”可使“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可見，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及其實現的途徑無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并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言。　　

毛澤東注重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現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繼承了中國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貫穿于毛澤東的整個一生。　　

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也頗受孔子的影響。孔子主張“博學于文”，毛澤東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是“學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對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張“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循“博學于文”的學習之道，毛澤東博覽群書，對各種學說“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　　

《論語·雍也》中記載了孔子贊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顏回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青年毛澤東對顏回也推崇備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顏回的影響，毛澤東“身無分文”，而“心憂天下”。他曾設想，“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畫粥”，辦一所自修學校。在生活上，毛澤東主張節儉，反對奢侈，甚至不屑與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國學似乎占主導地位，因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的文獻、典籍；然而從思想實質來講，占主導地位的是民主主義思想。青年毛澤東的裝束是長衫布鞋，一身“國裝”，而非時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動的卻非國學，而是西學。孔門主張三綱五常，毛澤東主張個性解放，說:“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縛”的鮮明個性。孔子主張中庸，毛澤東主張抵抗、斗爭，“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雖然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導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也是為什么他后來能很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　　

中期“一分為二”　　

毛澤東對孔夫子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澤東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而第一次來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當一名助理員。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西方思潮在校園競相傳播。毛澤東在李大釗指導下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參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盡量了解各種學說。從長沙到北京，毛澤東又一次開拓了視野，他自己說“思想起來越激進”。　　

1919年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題之一的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全力參與并領導學生運動，再也無暇去讀經、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四則揭露康有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評，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標志著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權威已開始動搖。　　

毛澤東在1919年7月21日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來，湖南省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在論到學會章程中“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毛澤東說:“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主辦《湘江評論》時，毛澤東的筆下再很難見到贊賞孔子的話了，也很少見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語錄。當然，這并不是說，孔子已完全從青年毛澤東的視野中抹去了。他在《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19年12月，毛澤東率領湖南的“驅張(敬堯)代表團”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澤東在離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車到曲阜游覽了孔子的陵廟和故居。雖然這時他已經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后來毛澤東在同斯諾談到這次孔子故鄉之行時說: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信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顯然，此時的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參觀旅游，而是帶著傾慕之心前來瞻仰的。　　

1920年是毛澤東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關鍵的一年。但此時他明確主張:西方文明必須與我國文明相結合。在一封信中毛澤東寫道: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這些話表明他是以辯證的態度來對待中西文明的，預示著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毛澤東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主要任務。不言而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對維護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態度。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結合農民運動，批判忠孝主義，批判束縛農民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后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反對黨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舊教條方面的巨大歷史功績。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提倡尊孔讀經的反動主張。　　

1940年，歷史學家范文瀾在延安新哲學會年會上作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的報告，毛澤東稱贊范的報告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　　

當然，成為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的，對孔夫子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東西，他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明確肯定孔子為封建社會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針對一些同志不安心當教員這一點，毛澤東在抗大干部會上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又說:孔夫子是圣人，幾千年只此一個。　　

1938年7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講話中說:　　

孔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為什么當時的孔夫子不作共產黨呢？那是當時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產黨而要他作教書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則需要我們作共產黨了。　　

毛澤東的這段話肯定孔夫子做教書先生是當時時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研究理論、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任務。他在談到研究歷史時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提法，表達了毛澤東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種肯定。　　

《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贊揚。　　

1943年6月2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寫道:　　

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并且明確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毛澤東為自己的兩個女兒取名為李敏、李訥，“訥”、“敏”二字，其實來自于《論語·里仁》中記載的孔子的一句話:“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為愛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澤東對孔子的肯定和欣賞嗎？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同建國前大體相同。　　

1953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關于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為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于耳”、“三盈三虛”、“三月而誅少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不過，第二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過與此相反的話: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哲學談話中說:孔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么人？所有的人？沒有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著在談到《詩經》時，他又稱贊了孔子，說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一詞中直接引入《論語》中的原句而寫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發時光在流逝，社會在進步，應奮發躍進的豪情壯志。當然，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孔夫子其人其語的賞識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青年人勝過老年人時，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名人，其中說到孔子。他說:　　

孔夫子在青年時也沒有什么地位，當過吹鼓手，在人家辦喪事時，給人家喊禮，后來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也是短期的。也還當過管錢的小官，相當于我們農業社的會計。他學了很多本領，顏淵是孔子的弟子，算個二等圣人，他死時才三十二歲。　　

這番談話對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談到“有實無名”問題時說:一個人學問很高，如孔夫子、耶穌、釋迦牟尼，誰也沒有給他們博士頭銜，并不妨礙他們行博士之實，孔子是后來漢朝董仲舒捧起來的，以后不太靈了。到了唐朝好一點，特別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兩代才被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運動，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開了。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承認他的歷史地位，但不承認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談教育問題時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對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同志說: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在談話中，他還以贊賞的口氣講了孔子的經歷，說明孔子的學問是從實踐中自學得來的。他認為，孔子這個人愛說老實話，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罵。當然在談話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辦教育不重視生產勞動的缺點，提出這方面我們要想辦法補足。總之，在入黨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是以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來對待孔子的，即對孔夫子一分為二，也就是毛澤東常主張的“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立足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現實的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論上的錯誤、過時的東西，反對尊孔讀經；另一方面，則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價值的“精華”，豐富和補充自己的思想。　　

被毛澤東稱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的。大破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這場“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孔子是中國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題，此期間毛澤東對孔夫子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針對西方資產階級反對“文化大革命”這一點，毛澤東說:讓他們發愁吧！要抓住階級斗爭和還未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斗爭，孔夫子在大學文科的影響，如哲學、歷史、美術等方面存在著。他們灌輸帝王將相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這些都同孔夫子影響聯系著，要在教育方面進行革命。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倉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異國荒漠之中。從事后查獲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從孔孟之道中尋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書孔子“克己復禮”一語，掛在臥室中。毛澤東據此認為，林彪與國民黨一樣是尊儒反法的。所以決定在“批林”的同時“批孔”。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斗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寫的一首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在“批孔”運動中廣為流傳。　　

總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全盤否定孔子。當然，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對孔夫子的態度。毛澤東一生對待孔子的態度是極其復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