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12）
——理性反思“文革”失敗的原因
最近幾乎將所有的白天黑夜，全鉆進了“文革”那些有限的史料當中，在大概清楚一個前因后果之后，心生疑惑。文革，這棵本來應該枝葉繁茂的大樹，在后來被強行削減成一個光禿禿的枝椏，讓我這位在現行歷史教科書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察覺到了為了政治目的而篡改的歷史，是多么的可怕，是如何的一種愚民效果啊。文革確實是失敗了，失敗的不僅僅是文革這段歷史的本身，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也在同時宣告了壽終正寢。這段時間，清荷非常感謝一些老前輩對我的抬愛，他們悉心地為我指正與指引。 范正美 先生70多的高齡，還不忘寫信來督促我與我探討文革，探討馬列，還有不少旗幟網的老同志，在方向上讓我堅持自己的信仰，堅持前行的方向，讓清荷有信心，在研究文革歷史的同時，也對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研究歷史的人都清楚一點：歷史不僅屬于過去，更能照耀未來。歷史不存在對與錯，只存在掩蓋和未知。澄清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當下和未來。因此，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和一次歷史事件，不僅僅是看發生過什么，更重要的是：它為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么。當我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將對歷史中被掩蓋的事實進行辯駁的時候，也在逐步反思歷史走到今天，為何出現如此局面？當我在寫作的時候，毫不留情地將那些對歷史居心叵測的人進行批判的時候，也在內心深處，進行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我們知道，批判，一直以來是馬克思體系的核心要素，不懂得自我批評的人不配稱馬列毛主義者。那么，文革既然失敗了，也就必然存在導致失敗的內因。如果僅僅滿足于哲學意義上的探討，滿足于事物波浪式的發展規律而不去探討具體的問題的話，這就不是我們新時代左派應該持有的態度。文革的消極一面和錯誤，我在之前對毛主席評價系列中也曾提到，但似乎遠不夠系統和具體。那么今天，清荷也會在這里，再次兌現我在《評價８》中的諾言，以手術刀般苛刻的態度，來剖析我所認為的文革的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我想即使是在今天，它依然根深蒂固存在于我們整個左翼陣營。這些原因，清荷歸結為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弄清楚這個問題，才可以有了探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提。我們知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提法的意思是很明確的：指的是對人民、對無產階級的民主，對敵人專政。民主，我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何謂專政呢？在這個問題上，清荷認為很多人并沒有弄清楚。專政意味著政治上的強制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無產階級本身必須存在。而我們知道，歷史上出現的主要階級，都是根據對立統一規律，以硬幣的兩面而存在。奴隸和奴隸主，地主與佃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他們是對抗階級，但卻同時又是依靠它的對立面而存在。沒有奴隸主階級，就沒有奴隸；同樣地，沒有資產階級，也就不存在無產階級。奴隸主專政沒有消滅奴隸階級，封建地主專政沒有消滅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專政沒有消滅無產階級，因為專政意味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馬列主義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從純理論角度而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意味著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那么，從這個事實上我們思索：資產階級的管理與技術，在法律與制度上的成就，難道就可以一筆勾銷？而無產階級一定要從零開始，去建設一個新社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批判的修正主義，是指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與虎謀皮的投降主義。而在無產階級掌權的情況下，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和發展，清荷認為并沒有問題。承認資產階級存在，那么在進行控制和監視的同時，也必須尊重他們合法的利益，甚至保護他們在一定程度內的剝削行為。尊重他們高于無產階級的收入水平。我們知道，在建國初期，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就是這么做的。公有制經濟應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和私有制經濟共存。并在和平競爭中消滅私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可以在這種競爭中保持活力，幫助無產階級學會管理，為將來消滅階級做準備。這樣發展起來的公有制經濟，雖然慢一點，但卻更為穩妥。他們的存在，對于公有制經濟是有一定促進作用的。
清荷認為,以行政指令形式去消滅私有制，眼中摻不得沙子，不顧具體情況強行去消滅一個階級，卻是沒有自信的體現。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證明，消滅了資本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以不依靠資本家建立起大工業，但并不意味著消滅了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剩余價值，供養起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而這個階級最終也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掘墓人。這是否也是由于，無產階級在這兩個國家內，還并未成熟到接管一切國家機器和實業。強行消滅資產階級的后果，是否導致了無產階級也失去了斗爭精神？而如果允許資本家存在下去，作為反面教員，在國家機器控制下進行階級斗爭，是否這樣做才有利于無產階級真正成熟起來？
二、關于“地富反壞右”問題：在接觸毛澤東思想以來，我就對這個問題有著不少的困惑。隨著研究的加深，清荷發現“地富反壞右”這個概念具有很深的理論缺陷。清荷在這里，把這個困惑表達出來，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指點以及探討，既然是學術研究，我相信各位前輩不會嘲笑清荷的粗淺，反而會像從前一樣，對我悉心愛護以及指正。清荷認為，“地富反壞右”的劃分，并不是以生產和分配為前提，而是以歷史功過，以思想覺悟為劃分標準。在革命勝利以前，他們是敵人，這樣的劃分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在革命勝利以后，剝奪了地主的土地，沒收和贖買了資本家的資產，所謂的敵人，事實上已經成為拔了牙的老虎，放下武器的戰俘。他們中的大部分，也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那么我們就應該把他們視為人民的一部分。清荷不否認，他們中有罪大惡極者，有極端仇視共產黨，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們在處罰了罪大惡極者，制裁了還在繼續從事反革命的敵人以后，剩下來的大部分卻基本不再具有作惡的能力。如果這個時候，還在歧視他們，事實上這是成王敗寇和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殘余思想。那么，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專政，以所謂“地富反壞右”為專政對象，這個提法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我們知道，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和革命性在于它一無所有，在于它解放自身的同時必須解放全世界。那么人為地在無產階級之下，加入了一個“賤民”階層，只是對無產階級的侮辱。
事實已經證明，違背黨的紀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以軍事政變手段奪取權力的是某些“無產階級革命家”；破壞公有制，分田單干的始作俑者是小崗村的“貧下中農”們；將國家看作家族企業，將全民財富化為私產的，往往就是那些根正苗紅的“紅色貴族”；而同意資本家入黨，使ＸＸ黨蛻化為全民黨的更是某個革命烈士的后代……這樣來定義敵人，后果無疑是嚴重的。因為錯誤地選擇了專政對象，錯誤地定義了敵人，那就無法正確定義人民，也就破壞了人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所以，就很容易讓當年投機參加革命的人鉆了空子。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在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后，只是一個歷史的范疇。讓已經成為勞動者，經過改造后的人，為自己曾經的身份負責，還要讓子子孫孫都為這種曾經的身份負責，并且這種成分劃分的權力通常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這實際上是變相地制造不平等。而我們反過來說，既然曾經的敵人要為自己的過去終身背負十字架，那么參加過革命的功臣們享享清福，封妻蔭子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所以，清荷覺得，所謂的“壞人”與“右派”是根據一個人的思想去劃分成分，是荒謬的。因為，是誰來決定一個人思想的好壞呢？是干部領導們嗎？如果說每一個人都要經過上級領導來劃分成分，那么事實上，他們的生殺大權就掌握在組織，掌握在干部手中。如果說“地富反”還只是針對一小部分人的不公平，意味著一個人要對自己的過去負責，那么“壞右”就將我們所有的人關入牢籠。因為任何對黨的不滿，對領導的不滿，都可以理解為“別有用心”，都可以定義為右派和壞人。那么導致的結果就是：是人民還是敵人，往往取決于領導的一句話。這樣做的結果，人民內部的民主，就成為了一句空話。并且所有人都可以變成專政的對象。我們不能否認，在文革期間，這種現象也是普遍的。所以就有了干部權力日益膨脹，日益走向普通群眾的對立面。我們知道，“大躍進”和“四清”所遭受的挫折，表面上看是極左，實際上是干部開始嚴重脫離群眾，開始形成特殊利益集團。
三、關于“走資派”：毛主席之所以要發動一場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因為一系列事件使毛澤東開始警覺，并認識到黨內存在一個黑司令部。他指出，黨內存在資產階級，存在走資派。而“文革”的目標十分清晰，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毛主席認識到相當大一部分人有走資本主義當老爺的心理，認識到黨內就存在走資派。這個提法也是存在問題的：因為還是以政治態度和覺悟而不是以特權在誰手上，誰最有能力破壞人民民主為依據。但很顯然，主席認識到了根本的問題是整個黨正在蛻化為特權集團，可以說，他已經做到了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威望和地位，準確指明了斗爭的方向，“文革”卻為何仍然以失敗告終？清荷認為原因是復雜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力量的對比。打江山與坐江山的辯證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革命戰爭時期，大家都綁在一棵樹上，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組織需要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線；到了和平建設時期，開始有了山頭，有了不同的利益訴求，那這個時候的組織，需要的是一條符合內部多數人利益的路線。是否可以這樣說：走資派的出現，正是代表了當時黨內多數人的利益呢？如果事實如此，那么黨內革命派的失敗也就理所當然。主席這個時候唯一可以做的，是否也就只能是期待人民力量的崛起？所以也就寄希望于全國人民來進行一場革命了。我想主席在《訴衷情》中表達的，大概也是這種無奈吧。
四、關于“大民主”問題：擁有“四大”這樣空前民主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官僚集團面前依然那么不堪一擊，依然被玩弄于股掌之中，這說明擁有民主遠非一切。民主從來只是形式，一個階級的力量取決于整個階級的團結和覺悟。缺乏這種覺悟，就不會懂得怎樣去利用民主這個武器。我們如果不能以同一個聲音說話，那么發出來的只能是噪音。其實，以思想劃分成分缺乏一個明確標準，讓相當一部分普通人被劃入敵人的范疇，實際上是在人為制造人民內部的分裂。回過歷史去看，在那一系列運動中，或許冤死的人并不多，但只要有人被冤死，那么每個人都會問，是不是有一天災難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這種朝不保夕的恐慌，總有一天會壓過當家作主的自豪。如果一個人，對于自己的生命都感到沒有保障，他又怎么可能有著真正的政治覺悟，又怎么可以去關心這種身外事？所以總有一天，他們會開始厭煩政治運動，因為政治運動和自己沒什么關系。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是人民內部無休止地斗爭與爭吵，看到的是流血。他們會有一種錯覺：只有夠“左”才夠安全。那么結果就是,人人為了自保，不得不戴上一副假面具，有的甚至為了證明自己夠“左”去傷害別人。當人民群眾陷入四分五裂，當正確的理論被隨意篡改和歪曲——那么，權力是不可能屬于人民的。
五、關于“斗私批修”：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求每個黨員擁有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公無私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將這一標準，強行在一定時間內擴展到整個社會，不是以人民自覺接受為前提而采取的某種強制手段，那就把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一個宗教神國了。清荷認為，人追求個人幸福生活不是罪過，自私同樣不是罪過。將私心作為斗爭的對象，這只能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理想再美好，人也只有一輩子可以活，有什么理由非要他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理論的說教在此時是蒼白無力的。英雄人物和理想主義者可以無私奉獻，但如果一個集體默認它的成員都要具備這種品質，只享受成員的奉獻，而不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樣來提倡奉獻是卑鄙的，這樣的組織和集體是沒有前途的。集體中的個人，可以無私，但集體必須對每一個成員無條件地負責。通過現實中，成員奉獻于集體，再由集體良性反饋。以一種健康而積極的生活方式把社會主義的優點展示出來，這才是真正擊中人心的做法。
我想，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主人翁不能僅僅是一種精神，還應該是一種權力，一種實在。一個集體真正尊重人的尊嚴，以人作為自己存在的目的，而不是把人當作工具，也就能達到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完美統一。而一個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占據主流地位的團體。一定能夠發展壯大，這個團體中的每個成員，不僅僅享有榮耀也能夠享受到實在的利益。所謂拋頭顱，灑熱血，這只能是對理想主義者的要求。我想，左派要爭取群眾，靠哲學上的爭辯是很蒼白的，因為你絕不可能幻想被你說服的對象，認為你說的就是真理，而跟你走。所以，在這里，清荷的提議是：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堅定信仰；另一方面，更要研究這個社會，相信人民。在適當的時機結合理論提出真正符合多數人利益的綱領，在各種大小事務中發出聲音，給出答案，做出行動，就會有力量，就能取得人民真正的支持。的確，我們現在的力量還很弱小，既沒有政治權力也沒有話語權。可是以真正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批評與自我批評，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毫不妥協地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那么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我們。
對于我們來說，文革，是一個幽靈，一個纏繞在我們所有人內心深處繞不開的存在。面對這種歷史的厚重，人卻顯得如此的淺薄與渺小。我記得米蘭昆德拉那句著名的“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那些手捧歷史教科書的人，看到的是一尊尊木偶與泥塑，他嘲笑木偶的僵化與死板，并把這尊木偶稱之為“歷史人物”。活在當下的人們，以為自己超越了歷史，但卻不知道許許多多和他抱著同樣想法的人，加在一起也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小注腳而已。清荷根本就不是什么“有良心”的大師精英，更不懂得什么“內幕真相”只是通過一些有限的資料得到一個較為模糊的輪廓罷了。因此，在這里，清荷將以上幾個名詞的串聯起來，自然是承載不起對文革的批判與反思，但我還是堅持要做這件事情，至少是看不慣那些精英們來糟踏，以及侮辱我們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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