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不幸的預言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管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教材》的批語（1963年5月9日）

                        發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這一預言還有另一個人作出過，那就是美國著名政治家杜勒斯，一個信奉“和平變革”（peaceful change）思想的人，其在同一時代大嘴預言社會主義的失敗在第三代第四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毛澤東與杜勒斯生前如果相識必然英雄相惜，盡管他們站的立場不同，毛澤東是站在呵護立場,杜勒斯是站在敵視的立場。但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接近了真理。

    毛澤東與杜勒斯為什么都正確的預言了未來(這是我們現在的人必須思考的)。因為他們都看到了同一問題:社會主義要建立的是平等的社會,但是當時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卻是金字塔式的官僚政體,而金字塔式官僚政體實施一段時間其塔頂必然要脫離社會的下層,謀求自身的更大權力和利益,成為特權階級,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與剝削者,而處于塔體中間的也極力的想擺脫社會的下層,向社會的上層靠攏,社會因此而急劇分化,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權力和財富出現世襲,社會回到革命前的狀態,革命的目的破滅.社會再次回到:通過革命建立新政權-新政權退化為人民的敵人-又一次革命爆發的怪圈中。   如果毛澤東1945年在回答黃炎培“浡焉忽焉”問話時還是從歷史常識擔心陷入這一怪圈,那么到了1958年以后他已經真實的感到這一危險迫在眉睫.但他又苦無良策,臨時找來個辦法應急----通過政治運動換血,強行進行權力輪換,換新鮮血液,換新人,以避免重新出現新的特權階級,以避免新的特權階級成型得勢。這也就是毛澤東不惜多次發動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來源。

    但是毛澤東應急之策仍是通過激烈方式輪換權力,社會不免留下創傷,不是正常的和平的有規則的權力輪換,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可毛澤東又是一個言行一致自始至終維護人民維護社會下層利益的平民政治家,他不能容忍新的剝削階級出現,因此他不得不用僅次于革命的激烈方式----政治運動強行輪換權力,盡管他清楚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毛澤東的悲哀所在。在這里毛澤東接近了真理的邊緣,知道權力必須要輪換,包括經濟權力,但他當時不知道怎樣正常的有序的進行權力輪換。

    毛澤東是一個智慧的人。可他在建立新中國之前一直在打仗,無暇進行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不知道社會主義的有效實現形式到底怎么搞,所以當他打下天下時只好照搬蘇聯模式,即金字塔式官僚政體---- 一種注定要從內部腐爛的死亡政體.。 而當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打算專心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的實現形式時,內部的腐爛已經開始,他不得不放下他的偉大計劃投入到政治斗爭中,去干他自己都知道的毫無實質意義的清除腐爛物的工作.這是毛澤東的不幸,也是整個中國的不幸,但是,毛澤東仍然獲得了一些具有原創價值的思想結論。這是毛澤東全集現在應當馬上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中國這只失掉方向的航船需要思想的光芒的指引。

    毛澤東象呵護自己的嬰兒一樣呵護著新中國的核心價值----平等,他最不愿看到的事就是資產階級的復辟.因此,毛澤東的上述預言應當算是他的許多偉大預言中最不幸的預言。

(2007-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