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底層的報告
曲折與光明
這是本人斷斷續續寫成的，因為要為生計奔波，所以沒有整時間來完成，可能讀來不太連貫通順，語言也欠雕琢，但不管怎樣，它的事實是真實的，感情是真摯的。
作為物業公司派出的保安，已經在某單位干了十個月了。在這十個月中正趕上這家單位搞基建，所以院子中間時常會有一撥一撥的農民工在干活。這其中有一支鋪地面的隊伍，它不同于其他的民工隊，別的隊包工頭和工人即使不是來自于同一家鄉，也都是農民身份，人員一般也沒有大的變動；而這支隊伍的老板是原來這家公司的干部下海，他們人員變動頻繁，他們來這里的時間最晚，但已經換了四撥人，據說走的人都是受不了老板的冷言惡語，感到沒有尊嚴才離開的。這幾天這支隊伍留在院子里的人只剩下三個了：一個五十多歲，兩個六十多歲：其中一個極顯蒼老、羸弱，看著像七十多歲，弱不禁風。正巧了，在我晚上動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另外一個不算顯得太老的六十多歲的民工，來找我詢問長途車的班次，并借我的電話找私人長途車主，他要以不辭而別來找回自己的尊嚴，我勸慰他：老板巴不得你不要錢走呢，你一定要拿到錢才能回家。因為有了今天白天的事情，所以他對我很信任，也聽了我的勸告（后記：他后來拿到了讓他感到屈辱的工資回家了，還給我來了一封信，訴說了他在城里打工的痛苦，對我的幫助表示感謝。現在每到節假日，我都要與這位老大哥通個電話）。
他們的老板對我們還算客氣，但我對他的印象卻是怎么也好不起來，除了他對員工的態度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我和別人談到主席的時候，不論對方是否贊同我的觀點，他們對毛主席本人還是相當尊重的。惟獨此老板例外，他竟說什么要是沒有日本侵略，毛主席早就被蔣介石消滅了，他固執地認為是日本救了毛澤東。他對蔣委員長也太不相信了，竟不把抗戰結束后國共的軍事人力的四比一的以及國軍的美式裝備的武器優勢認為是優勢，只把十年內戰期的幾百比一的優勢才看成是優勢，若在當年他一定是個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狂熱支持者。他對員工不僅待遇苛刻，而且平時連好言語也沒有。有一天天氣很熱，他手下的一名工人（不是剛才說的那幾個，是前幾撥的）到我們屋里要水喝，他竟呵斥人家：“你還要喝水，你也不看看你是誰！”當時我氣不過，找來了好幾個一次性的紙杯，灌滿了水端到外面讓大伙喝。當然為了緩和氣氛也順便喊了一聲：“老板，你渴了也可以喝。”
按照慣例，該老板都是在中午的時候派車來把民工拉到駐地吃飯，可今天中午都到了十二點半了，還不見車來，大伙餓得實在不行了，就跑到傳達室來給老板打電話（他們三人只有五十多歲的那位有手機，但因這幾天月初活忙沒時間去繳費，停機了），結果告知，一會兒送飯來，就是說中午要抓緊時間干活，不能回去吃飯。后來到了一點半才送來簡陋的飯食——大餅、粉腸、生黃瓜。在這期間，我拿出一包麻辣花生給他們聊以解饑。因為今天正好是周日，沒有人來公司辦事，我有些清閑，他們也不愿意餓著肚子再為老板賣命，于是我們拉起話來，話語主要在我和那位五十多歲的民工之間展開。
我說：“我看像你們老板這樣的在有錢人中也是屬于少數的。”民工回答：“有錢人有幾個不這樣？反正我周圍的人中，凡是發了財的，都是把錢看得比命還要重、比爹媽還要親的。如果不是只認錢，而六親不認，為了錢能夠大打出手、和親人拼命你就根本發不了財。”于是他給我講起了周圍的那些“小型先富者”的“光輝事跡”
一個農民工所講的“故事”
先說一個爭爹媽的命變成錢的事：我有一個朋友今年要是活著也是五十四了，我們同歲啊，可惜他六年前就已過世了，和老婆一起走的。說起來真讓人傷心啊。他們有兩個兒子，先幫大兒子成了家，大兒子成家之后就搞起長途運輸，他們老兩口為了給兒子節省開支，就雙雙給兒子跟車，裝卸貨物。可到后來又幫助小兒子成了家后，事情就來了。小兒子看到父母幫大哥，心里就不忿氣，于是也找父母親友贊助買了車跑起了運輸。為了“公平”哥兩個決定：父母兩人倒替著給哥倆幫忙，一月一倒。以前只在一家幫忙，老兩口平時還能團聚，這一下連相聚的機會都沒有了，也許是老天爺看著倆人可憐，在六年前的冬天，一個快過陽歷年的晚上，在路上讓老兩口碰面了。當時是兩兄弟中的一輛車壞在了半路，跟車的父親和兒子正在維修，另外一輛“親兄弟”的車開過來看到了，老兩口很是驚喜，終于見面了。兩兄弟不管怎樣也要表示高興親熱，于是四個人在一起共同修車。沒想到這時飛速開來一輛超載的車，天也黑，等看清路邊有車已經撞上了，而兩兄弟因為反應快，倆人先跑了，可憐老兩口就雙雙交代在了路上，到那邊團聚去了，真是讓人心酸呢！更氣人的事情在后頭：經過訴訟打官司，認定撞人者承擔百分之百責任，賠償了兩兄弟一筆錢，沒想到兩兄弟為這筆錢又打起了仗：一個對另一個說，這筆錢沒你的份，咱爸媽因為給你修車而死，所以錢不能給你；另一個傻眼了，就又是找親友出主意找律師想辦法，果不其然，有高人給他出了高招，于是他找到自己的一奶同胞，明確宣布：“這筆錢沒有你的份才是正理，因為我的車如果不壞，咱爸咱媽就不會下來被車撞，他們不死，哪來的這筆錢，所以錢應該全部歸我。”兄弟，你說說，這還有人味兒嗎？這樣的事在農村里的有錢人中多了去了。
還有一個姐夫郎舅一起建房的事：小舅子對姐夫說，我這有一塊在基地位置挺好，咱兩家一起蓋所別墅，到時咱兩家一起住。姐夫就同意了。不知是拆了還是賣了自己家的房子，出了一半的錢和小舅子一起建別墅，等到別墅建起來了，小舅子說了：“姐夫你給的錢根本不夠，咱建這個房子除了工錢料錢之外，還有各種手續費用，你要是想住，就要另外再交一半的手續費用。”建房時他不說，建好后他說了，可憐她姐姐姐夫兩個老實人已經沒有來這么多錢了，而自己的房子又沒有了，只好到處租房去住，要是趕上他們也和他小舅子一樣，是個為錢六親不認的，還不得出人命，也許他小舅子早就知道了他的姐姐姐夫的脾氣秉性才畫個圈讓他們鉆呢，要是別人他也不敢！
這年頭，人們想錢都想瘋了，我們那的警察，每天晚上出去抓“超載”，每個晚上都能對付幾千塊錢，這在你們市里不行，所以你們的警察還不算富，我們那的警察工作不到一年就能蓋小樓、買汽車。除此之外，他們還想方設法撈外快，最可笑的是有一些人還愿意給他們送錢，那年臘月二十八，兩輛拉鞭炮的車相互蹭了一下，本來能夠私下解決的事，一方仗著自己在派出所有人，就出錢想把對方制服，沒想到另一方也拐彎抹角地認識派出所的其他人，于是兩家爭相出錢，可誰也沒占上風，眼看就要過年了，雙方不想再打了，想私了；可這時派出所不干了，“什么，你們把我們當成什么了，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為你們的事我們費了多少功夫呀，現在事情還沒完你們就想走，不行，既然來了，就得有個說法。”兩家沒法，只好又商量著再拿出兩千多塊錢的“茶錢”，再買上四五條煙，才算從所里出來。也許你們市里好點兒，我們那的分局的治安科、預審科真是不干正事，整天想錢。有什么治安方面的糾紛，不是積極給于解決，而是嚇唬雙方，從中詐錢。需要進行治安賠償時也不是把雙方叫到一起當場宣布，而是找一個中間人，讓他告訴賠償方一個數，而告訴被賠償方又是一個數，派出所就吃這其中的差價。
在這年頭，人老實了，有了機會也不好賺錢。我有一個熟人，前些年仗著自己有親戚在政府，攬下了長城XX關的牌坊工程，結果他照規矩干活，抓預算，認真檢驗質量，最后就是賠了。后來，他吸取了“教訓”，在干別的工程改弦易轍，先通過關系拿下標來，然后再找人通融，增加預算，把錢花在“有用”的人身上，再通過自己的親戚的暗示，工程的質量自然是睜一眼閉一眼的事了，現在他也小富起來了。
唉！（他長嘆了一聲，又對我說：）現在真是與毛澤東時代沒法比，那時候大隊里分糧食、分生活用品、分錢，人人有飯吃，哪像現在兩極分化。74年時你還小吧，可也應該記得，XXX上臺搞了一次整頓，被毛主席識破了他是要翻案，把他給打下去了；毛主席死了，他成功了。（我回答：我那時也是上中學了，76年反擊右傾翻案，我們也寫過批判文章的，那時小，可是練了毛主席加給我們的童子功到現在，就全明白了，毛主席偉大呀，前知多少年，后知多少月，他聽了之后，表示贊同：）是啊，沒有了毛主席，工人農民就什么都沒有。
聽了他講的“故事”，我們不禁感慨萬分，雖然這些社會現象都已司空見慣，但聽到這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還是讓人驚悚。和我一起值班的三十多歲的同伴，也說起了他們“大隊”（即村里）的事,他們“大隊”地處市郊，靠著征用土地，富得流油，沒有分田到戶，村民們除了能分到錢之外，還能去村里的企業上班，雖然他最近因為所在的村企業又被占地，來我們這里找活干但不久后就會重新回“大隊”干活。他說起“大隊”（也就是村）干部，也是滿腹怨氣，說他們損公肥私，只給每戶村民百十來萬，而他們自己可能是有上千萬甚至可能到億。我笑著對他說，你們應感到幸運，如果你們在國企，你們只能被買斷下崗，什么也得不到。他又說他們村里的領導，一手遮天，根本就沒有換屆這一說。“可是，換屆又有什么用。我們小孩姥姥家村里搞換屆選舉，一家花了一百七十萬，選上了；一家花了一百二十萬，沒選上，最后沒選上的也給個別的職位當當；大家也都知道，等將來已有什么項目、工程，這兩家出了錢的，一定會多少倍的往回撈。”我們幾個就笑著勸他：“所以，你就別惦著換屆選舉了，與其讓癟著肚子的蚊子上來狂吸一通，還不如讓飽著肚子的蚊子在上面比較老實地呆著好了。”
本來這一段應該到此結束了，可我忽然在我的文字中發現，農民們不論年老年少，經歷沒經歷過人民公社，都愛把現在“村”叫成“大隊”，不管是我作為下崗職工再就業時見到的老的農民工，還是我作為一名技術人員在自己原單位工作時見到的年輕的農民工，他們都把自己的村子叫作“大隊”。按理說“大隊”已經消失近三十年了，可是人們對“大隊”還是念念不忘，為什么？筆者小時候在農村長大（從出生的1962年一直到1968年），那時候大隊不過才出現了十幾個年頭，可大伙“大隊”、“小隊”地喊著是那樣親切，好像從來就有這些稱呼似的。記得前些年媒體上說，人們喊“大隊”是出于慣性，過一段時間“大隊”的稱呼就會自然消失，從那過去又是十年二十年，“大隊”的名稱還是未消失，不光老人喊，連根本沒見過“大隊”是什么樣的青年人也跟著喊，三十年了，時間不算短了，為什么“大隊”就這么難從人們心目中抹去。“大隊”一經出現，就代替了社員（村民）心中的“村”的位置，而當“村”卷土重來了三十年，人們的心中卻只有大隊。為什么？因為只有“大隊”才能讓農民有揚眉吐氣的感覺，能讓大伙感到有依靠，有極大的向心作用。盡管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一再遮掩毛澤東時代的光輝，但烏云是遮不住太陽的。人心向背，一詞可知。
以上一段是寫于去年的7、8月份，因一直忙于為生活而奔波，沒有時間把它整理出來。在我往電腦里敲擊這些文字的時候，又傳來一個消息：在我進入這個公司第一天時曾經一起工作，第二天就被派到別的崗位去的陳師傅，因勞累過度，心肌梗塞突發，倒在了工作崗位上。陳師傅大我一歲，屬下崗再就業，女兒正上大學，為了多貼補家用，一人打了兩份工，最后終于支持不住了，把命搭進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真是悲傷加悲憤，那些個口口聲聲要深入改革的精英們，下崗工人的生命在你們眼里就是那么一錢不值嗎？說什么“年輕時拿命換錢，年老了時拿錢買命。”可年輕時我們的奉獻，并沒有換來什么錢，因為那時的國家告訴我們，你們現在低工資，將來老了有保障。不管你們怎樣改革，你們繼承的是整個國家，難道國家的承諾你們能夠“一風吹”嗎？難道對下崗工人欠的帳可以永遠不還，直到我們全部死絕為止嗎？如果我們是為崇高的事業而獻身，那還有情可原。工人階級從來都有不怕犧牲的優秀傳統。為了新中國我們曾經喊出了：“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壯語，千千萬萬個有名的和無名的英雄獻身于了祖國的事業。可今天再看看我們，一個個灰頭灰臉，成了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為了生活我們的兄弟們乘著病衰的身軀，去給人家賣苦力，我們的姐妹們強顏歡笑出現在風月場所。可當初，打天下時是打著為工農的旗號的。難道這個為工農的旗號，也會像當初的“自由、平等、博愛”一樣，當它完成欺騙的使命之后，就成了被丟棄的破布嗎？你們現在說什么要從“革命”向“執政”轉變，難道執政和革命就那么矛盾，難道有些人沒有上臺時，就需要人民革命把自己推上臺，一上了臺變成了“執政者”，就要放棄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革命，而要變成為少數人謀福利的“執政”。怪不得要堅持“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活著被某些人排擠架空，死了遭到背叛。這讓我想起了所謂的“擠公交車”現象，當有一些人一旦被后面的人擁上公交車，就馬上變臉，立刻喊起來：“別往里擠了，沒有座位了。”其實他是想自己能夠占上更多的空間，使自己更舒服，這在政治上就是要放棄革命，是鞏固某個階段的新秩序。而按照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人們就是這樣“擠公車”的，不管是奴隸主階級，還是地主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他們都是這樣的。我們的某些“革命先輩”們大概也想這樣，沒想到他們遇到了一個不識時務的帶頭人——毛澤東，他帶領大家上車后不僅沒有停下來，而且繼續往里走，要“繼續革命”，這就讓某些人很不解：革命已經成功了，還要繼續，難道要革自己的命？毛澤東本人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說服他們，可他們不是不聽就是陽奉陰違。最后當偉人離世后，他們開始背叛他。當然他們沒敢徹底地忘恩負義，因為沒有他，他們不僅不會擠上“公車”，還有可能被“公車”碾得粉碎，于是他們說他“功高蓋世，罪惡滔天”。“功高蓋世”是因為沒有他，他們做不了天下；“罪惡滔天”是因為他不讓他們舒舒服服地坐天下，讓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們以為沒有了他，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但是請勿高興太早，歷史不是哪一個人寫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不是異想天開的夢囈，而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吶喊。看看你們那些放棄了革命，而專攻“執政”的前輩，哪一個不是已經和正在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何況，革命自有后來人，現在我們黨的領導人也并沒有完全聽從某些人的“由革命轉向執政”的屁話，我們的總書記說的是“執政為民”，共產黨的“民”就應該是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執政為民的口號就是說明我們黨沒有放棄革命！你不相信，那么就請你看著，我們黨和國家過去去世的領導人，都是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是“革命家”，而且是“無產階級”，現在如此，將來也還是如此。黨不會按你們的說法，哪天會為我們已經離世的領導人發一個“偉大的XXXX執政家”的稱號的。
你們還說什么現在出現的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請問在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里，有什么問題不是“發展中的問題”，恐龍的體型越來越大，難道不是“發展”中的問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難道不也是一種“發展”，所以一句“發展中的問題”，不能成為你們對改革的最終的解釋權。“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借用你們崇拜的人的一句話：“歷史畢竟是人民寫的”，再引用你們一句主流加黑社會的語言，作為結束：“出來混，早晚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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