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于”成為人們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
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用來衡量改革開放各項工作，也是區分姓‘資’還是姓‘社’的試金石，三個“有利于”相互關聯，補不可分割，有一個必有其他兩個，無一個必無其他兩個。三個“有利于”又具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意義，即也可以用“是否不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不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來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而對于某項具體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從三個階段來衡量，首先是要不要的問題，第二步是如果要的話，應該怎么辦的問題，第三步是政策實施后的成果問題。這個三個階段都應該用三個“有利于”來衡量，但是衡量的方法又是有區別的。
關于要不要的問題，要從正反兩個方面的分析，既要看現行的政策是不是有三個“不利于”的方面，又要看如果不施行現行政策，會不會出現不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情況。例如，對于食鹽專營制度問題，有人提出要改革，那么我們就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一下。食鹽專營制度是否不利于發展社會的生產力？是否不利于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食鹽不由國家專營的話，會不會出現不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情況呢？會不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會不會削弱國家的綜合國力？會不會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從這幾個方面的判斷，去調查研究，去辯論，就能使政策越辯越明了。
關于怎么辦的問題，主要是看具體的政策如何把三個“有利于”落實到行動中，即圍繞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如何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方面來制定。從這三個方面來解釋新政策的可行性，也從這個三個方面來預防新政策的缺陷，如此則可以保證新政策朝著正確的方向執行。
關于成果，就是看新政策執行后的是否取得了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成果，同時也要看有沒有產生三個“不利于”的情況。如此正反兩個方面的衡量，可以全面客觀的衡量新政策的好壞，同時也能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改革。
筆者在學習的時候，深感對于三個“有利于”的解讀只重其推動改革的一面，忽略其約束改革的一面。沒有約束的改革就像沒有溝渠的水，非但灌溉不了莊稼，反而會成為淹沒良田的洪水。只強調改革的一面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會使政策的執行背離其初衷，對于因改革產生的不良后果既無法分清責任，也不能從中汲取教訓，更會造成為了改革而改革，甚至會打著改革的旗幟，造成新的資產階級，從而使改革的成果落入少數人的手中，最終葬送了改革。這都是因為判斷標準片面，沒有運用矛盾的正反兩方面來進行判斷而造成的。對于任何一項政策，不能一味的強調其改革的必須性，更不能說改革就是好的，不改革就是不好的，還必須要強調其不利的一面。強調不利的一面，不是為了阻止改革，而是要事先劃定條條框框，挖好溝渠，把改革往有利的方向引導，而不是任由其泛濫，直到成災，最后由人民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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