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清
“不爭論”的說法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按理說，它早已是陳舊不堪的思想觀念了，但是，由于它出自“名門”，因而直到今天，那些執政的“鸚鵡”們，卻依然把它當作“學舌”的“口頭禪”。因為學舌是鸚鵡的本能，所以盡管是錯誤的、過時的聲音，他們也無法分辨而照學不誤，無論對錯，都要一代一代、一級一級地學下去、傳下去。這不能不說是當今政界和理論界的一大恥辱，是當代權威理論家們的一大恥辱。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個“口頭禪”已經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言論，束縛了人民民主和真理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束縛了人們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理解、掌握和運用。可以想像，如果什么都不爭論，還有什么民主、還有什么真理、還有什么科學發展觀？
對“爭論”一詞，無須考證誰都明白：“爭”是爭端，“論”是論證。“不爭論”就是既不承認爭端存在，也不須對爭端加以論證，不管是非曲直，都要不爭不論，即便錯誤，也不糾正。這樣，我們就可以給“不爭論”下個定義：它等于不認真、不求是、不民主三者之和。對此，不僅無產階級視為反動，就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不能容忍，只有封建帝王、奴隸主才是“金口玉言”，唯我獨尊。
爭論與不爭論，從來都不依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只要是客觀地存在矛盾，就必然會有分歧，有分歧就有爭論，怎能憑借“不爭論”的一句話就能“擺平”呢？爭論是絕對的，不爭論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有小爭、大爭之分，明爭、暗爭之別；而沒有絕對的不爭。嚴格地說，只要有兩個以上的有思想的人，就會對某一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就會有爭論。而在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實踐中生活，經濟地位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文化思想素質不同，怎么能使人們的認識完全一致呢？在創作理論中有句名言：“有一萬個讀者就有一萬個哈姆雷特”。而在這千變萬化的大千世界之中，人們的視野、視角怎能完全一致？對不一致的認識，又怎么可以不爭不論呢？
通常人們往往把“不爭論”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即所謂的“求大同存小異”；但決不可理解為絕對的不爭論。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比如在中國走什么路的問題上，在提倡剝削還是反對剝削的問題上，在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問題上，在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問題上等一系列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關系到人民和民族存亡的問題上也不爭論，那豈不是要亡黨亡國、滅族滅祖嗎！而當前人們所要爭論的正是這些大是大非問題！
“不爭論”是心虛的表現，是做了錯事害怕批評，做了壞事害怕懲罰的表現，同時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騙人把戲。不掌握真理的人最怕爭論，因為一爭論就會使人們明辨是非，就會揭穿他們的虛偽性、欺騙性和丑惡性。他們明知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卻又要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子，裝出唯物主義者的樣子，利用共產黨人的名子，戴著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帽子，充當欺騙人民群眾的騙子。所以一旦砸碎了這塊“不爭論”的牌子，他們就會丑態百出，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怎能不使他們擔驚受怕、心慌膽戰，而舉出“不爭論”的“免戰牌”呢！
所謂“不爭論”也不是真的不爭論，而是只許自己爭論不許別人爭論。眾所周知，在“不爭論”的背后，他們修改了《憲法》，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修改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把按勞分配原則修改為“多種分配方式同時并存”，從而為發展資本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在“不爭論”的背后。他們修改了《黨章》，把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三個代表”，把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全民黨”，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搞折中主義。在“不爭論”的背后，他們處處體現一個“爭”字，向社會主義爭陣地，向無產階級爭權利，他們究竟代表誰，向誰爭？這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人們不禁要問：當三十年前，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時候，“不爭論”者為什么不說“不爭論”呢？說穿了——所謂的“不爭論”實質就是只許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爭”而不許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論”，就是主張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實行剝削和壓迫！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爭論”居然出自于自稱是“改革派”之口。這本身就是一個“以己之矛戳己之盾”的自我嘲弄。要改革也是你，不爭論也是你，豈不知改革是要發展，要前進；而不爭論又恰是阻止發展，阻止前進。這不分明是用自己的左手打了自己的右耳光，再用自己的右手打了自己的左耳光嗎！這又恰恰說明，今天所謂的“改革派”并不是真正的具有進步和發展意義的改革派，而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意義上的“改革派”。對于這種“改革派”，人們稱之為“資改派”是完全正確的，是恰如其分的。
筆者認為，現在已經到了非爭論不可的時候了！再不爭論，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要被資本主義吃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也要完全喪失，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就要重新回到苦難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去。所以我們必須爭論！
三十年前，曾經開展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爭論”了“兩個凡是”，把“兩個凡是”“爭論”成了“教條主義”，再用“教條主義”的大斧砍掉了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并以“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取代了毛澤東思想，緊接著便是“貓論”、“摸論”、“唯生產力論”。開始還戴著“四項基本原則”的面紗，然后就在“不爭論”掩蓋下，大張旗鼓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第一步，以文化革命的某些失誤為口實，全盤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階級斗爭理論，否定毛主席的歷史功績；
第二步是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第三步是全面改革開放，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實行私企、外企、股份等多種經營，改變按勞分配為多種分配方式，對外開放，加入世貿，與國際接軌，從而使社會主義中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不得不聽從“美國老大哥”指揮；
第四步，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實行“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使資本家在剝削中發財了，政府官員在腐敗中致富了，知識分子在競爭中分化了，工人、農民在勞動中貧窮了；
第五步是千方百計推進私有化。通過“國退民進”向私人資本家廉價出賣國有企業，讓外資兼并國企，逐步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變成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第六步，按照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需要，改革上層建筑，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以資產階級民主黨取而代之，迫使中國共產黨或者解散，或者接受改造。
以上這些，就是三十年的資改實踐。
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那么就讓我們用上述的實踐，去檢驗一下，究竟是毛澤東思想是真理，還是資改派的理論是真理？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當然，這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這就是真理的階級性。但是，我們堅信真理是客觀的，它的客觀標準就是時間與空間。實踐的結果也只有時間和空間給出客觀地定論。
我們之所以要求打破“不爭論”的枷鎖，就是要解放民主與真理的發展時空。時間有無限伸延性，空間有無限的廣闊性，因而真理的發展也是沒有終點、沒有邊際的。從這個意義出發，我認為，關于三十年前“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不應當在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中劃上句號。因為在真理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是永遠沒有句號的。今天，我們就要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客觀地評價歷史，科學地展望未來。人們發現：“兩個凡是”并沒有錯，因為今天所看到的是，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更具危險性、欺騙性，它正在開著歷史的倒車！
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們的周恩來總理曾經莊嚴而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擁有五億人口的國家，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無毒、無娼、無性病的國家。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是如此，可謂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群眾專政，壞人無處藏身。再看今天，資本橫行，貪官遍地，官商勾結，民不聊生，腐、黑、黃、毒、賭、盜、劫、拐、騙、假，自私、貪婪，弱肉強食，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變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黑暗、邪惡的叢林世界。難道這不是客觀事實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實踐已經證明，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偉大的真理，只有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建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踐正在證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既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也不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今天出現的一茬一茬的腐敗分子，不正是毛主席當年指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能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盤否定”嗎？實踐還將證明，只有消滅資本才能鏟除腐敗。如果貨幣不成為資本，僅僅作為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人們還能視錢如命，貪得無厭嗎？資本主義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只要這個土壤存在，反腐敗就只能象“割韭菜”那樣，割了一茬又一茬！
毛澤東一生最恨的是兩個字——剝削，最愛的也是兩個字——人民。如果你也是人民的一員，你能說毛澤東思想不是真理嗎？
筆者認為，中國走到今天這步，再也不能“不爭論”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既然已經提出了堅持科學發展觀，我們就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思想武器，徹底打破“不爭論”的精神枷鎖，來一個思想大解放，言論大民主，象三十年前討論“真理標準”那樣，在各大網絡和其他媒體，開展一場“評價改革開放三十年功過”的群眾性大討論，以便廣泛民主，充分集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理解、掌握、運用科學發展觀，使其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共識，從而把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20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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