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手持《毛選》宣誓不如手持斯密的《兩論》宣誓

與數學（輸血）商榷：法庭上手持《毛選》宣誓不如手持亞當.斯密的《兩論》宣誓

[ 云淡水暖 ] 于2010-01-07 21:43:34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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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壇的“熱評排行榜”上面看到一個標題，《建議在中國法庭上作證都手持《毛澤東選集》宣誓》，覺得有些新意，點進去一看，原來是【數學（輸血）】網友的大作。【數學（輸血）】提出來的命題，當然值得討論一下，因為關于法院、法庭形式的問題，早就有過談論。比如，媒體說北大的法學精英賀衛方教授“曾建議司法人員脫掉專政色彩的制服，后來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草民對這段報道不解的是，“法袍”難道不是“制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明明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難道就不能體現在法庭的各種元素的形態上面？既然《憲法》強調了“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那么有“專政色彩的制服”不正是符合憲法精神的嗎？北大的法學精英為什么要反對憲法精神呢？不尊重憲法者，能夠談得上尊重法律么？

【數學（輸血）】提出“我的這個建議是考慮的學美國。美國的法庭上，經常看到證人手持圣經宣誓，說自己決不說假話。美國總統上任的時候，也拿圣經宣誓。…中國也應當拿著個什么東西宣誓才好。什么東西呢？《憲法》？那我就要問美國為什么不拿著憲法宣誓。原因在于，美國憲法也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說，它是變動的，拿著一個內容變動的東西宣誓不太合適。美國人也有權對憲法的內容提出批評，最終推動國會修改憲法，也就是說，憲法的內容他有權利不滿意，因此拿著一個他不滿意的東西，且可以變動的東西，進行宣誓，這個誓詞也不會太真誠。…而《毛澤東選集》就和圣經一樣，內容已經不會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個可以用來宣誓的好東西。”

但是，草民想與【數學（輸血）】商榷一下，主要是覺得【數學（輸血）】缺乏“與時俱進”的思維和觀察，都什么時代了，簡直無法與“主流”話語對接。當然，不與“主流”話語對接也許正是【數學（輸血）】的本意吧，但商榷還要商榷一下的，主要是站在可行性的角度看問題。

第一，從“而《毛澤東選集》就和圣經一樣，內容已經不會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個可以用來宣誓的好東西。”而言，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國富論》、《道德情操論》也符合這一條，亞當.斯密220年前的1790年就去世了，《國富論》成書于1776年，而《道德情操論》更是早在1759就成書了，早就“不可更改”了。

第二，亞當.斯密在當今中國的經濟學精英、社會賢達、時代高層們的心目中，處于“之父”、“守護神”的神壇之上，就憑牌坊兩邊“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的兩塊大匾，亞當.斯密就應當成為當仁不讓的“圣賢”。

第三，這個時代的話語平臺上，但凡能夠發得出“主流”聲音的，莫不以言必稱亞當.斯密為榮，這已然成為一塊招牌了，其虔誠的態度，連外國人也自嘆弗如，講亞當.斯密還是中國的聲音大，講得更加理直氣壯，究其原因，不知道為什么外國人光顧發財，只看《國富論》，卻不看《道德情操論》，以至于貪婪無度，弄出了一波波的金融風暴，得勸洋富豪們身上“流淌著道德的血液”。

第四，現在講究與國際“接軌”，法袍、法槌算是“接軌”的事物，【數學（輸血）】眼尖，盯住了精神象征的“接軌”。這的確有些難度，據專家考證，中國人的宗教傳統很弱，而且很實用主義，逮著個神像就拜，拜完送子觀音緊接著拜張天師，然后再去拜孔夫子，《圣經》不行。【數學（輸血）】提出來的《毛選》呢，肯定不為賢達、精英們所容忍，那能夠為中外賢達、時代賢達們所共識的，就當屬亞當.斯密了。

綜上所述，【數學（輸血）】所提在法庭上要拿著一本書宣誓的主意不錯，但從年代悠久、從不可更改、從神圣地位、從“主流”心理、從中外接軌諸角度考察，目前似乎以拿著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兩本書宣誓比較適宜，一是符合市場經濟社會人人發財的意境，二是給上法庭的人注入一些“道德的血液”。從可操作性來看，恐怕比較遂了“主流”的心愿。
 

建議在中國法庭上作證都手持《毛澤東選集》宣誓 
[ 數學 ]  發表時間： 20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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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中國法庭上作證都手持《毛澤東選集》宣誓

我的這個建議是考慮的學美國。美國的法庭上，經常看到證人手持圣經宣誓，說自己決不說假話。美國總統上任的時候，也拿圣經宣誓。

因此，中國也應當拿著個什么東西宣誓才好。什么東西呢？《憲法》？那我就要問美國為什么不拿著憲法宣誓。原因在于，美國憲法也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說，它是變動的，拿著一個內容變動的東西宣誓不太合適。美國人也有權對憲法的內容提出批評，最終推動國會修改憲法，也就是說，憲法的內容他有權利不滿意，因此拿著一個他不滿意的東西，且可以變動的東西，進行宣誓，這個誓詞也不會太真誠。

而《毛澤東選集》就和圣經一樣，內容已經不會再改了，因此，它倒是一個可以用來宣誓的好東西。

其實，有的時候社會是需要宣誓或者發誓的。例如，看古一些的小說，其中就有人為了保證他說的是真話，就會說：“如果我撒了謊，天打五雷轟！”而且他的宣誓是真的，他真的害怕如果撒謊了會有雷劈他，這當然是迷信。

而我小的時候，我的同伴有的時候對我撒謊，有的時候對我說真話。他們有的時候就會發誓：“我向毛主席保證我說的是真的。”那個時候我就相信了，因為，毛主席這個詞在我看來很嚴重，一般人不敢拿它開玩笑，所以要信。同樣，那個時候我對別人說“我向毛主席保證”的時候，也是不敢撒謊的。

一些海外的人士一說毛澤東時代經常就好象形容得那個時候不得了，什么人被奴役什么的，成天害怕什么的。但是我的記憶不符就在于，你要想奴役人，就必須讓人處于服從命令狀態，比如命令一個人從早上七點鐘干到晚上十二點鐘。但是，當時我就是一個社會底層的普通戰士和普通工人，我認為，當時如果有人要給我下命令，我是存在著有效的反抗的。這種有效的反抗，就是毛主席語錄。

那么現在什么辦？比如現在有一個警察或者什么人要打我，我用法律反抗？那么我說“打人是犯法的”，對方有可能說“法律算個屁，老子就打你！”那你還真沒有辦法，因為真打起官司來是一系列復雜的手續，成本高到讓人受不了。

而在毛澤東時代如果有領導要打我，我用毛主席語錄反抗，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不打人罵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對方怎么辦？會說“毛主席語錄算個屁？”，他不敢說，真說不出口。因為當時的毛主席語錄，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最高指示”，你拿最高指示來對付當官的，他真的不敢亂說，他必須有相當的回應才行。

就算當官的把我誣陷為反革命，我還可以回一嘴說“對反革命要實行給出路政策，嚴禁逼供信”，這又一條當時敲鑼打鼓迎接來的最高指示，因此領導上就必須給我出路且嚴禁逼供信。

當時的當官的也可以用毛主席語錄來壓人，比如，有效的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因此他要指揮我，還有的就是“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我也不敢回應以“毛主席語錄算個屁”，那是不敢的。但是我可以裝病，然后說“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我還可以說“對人民內部矛盾，只能以說理的方式，教育的方式解決。”“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是壓而不服。”“造反有理”。結果領導翻翻白眼珠又不敢說什么了。

我以為，文革期間領導干部之所以難管理，也是因為有小崗村及我這樣的人太多了，而毛主席語錄中有利于我們的太多了，有利于領導干部的太少了，這才導致二十三年未向國家交一粒糧且年年吃供應的情況。

在當時其實一個對付上面的很強烈的制約，也是當時的時代的一個獨特的風景，就是用毛主席語錄來制約。對于當時的每一個群眾，甚至反革命，那毛主席語錄一亮出，都跟尚方寶劍出蛸一樣的管用。所以這造成了當年的紀律性極為散漫，領導難管理。

而改革開放糾正了當年的錯誤，但是，有一點，就是現在沒有一個東西一拿出來，讓人們心中一凜，哦，這可不能亂講，也沒有一個發誓的辦法了。“向毛主席保證”不靈了，向其它人保證也不靈。向孔子保證？更不靈。為什么中國社會現在欺騙那么多，也是因為缺少這個能夠讓人發誓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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