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及以后的大局該問誰？工農群眾！
一零年當年的大局（或大方向大政方針等）在09年年底前，已經有了大致的譜，象三十年來已經做過的那樣，很快就要開“兩會”問一問代表們來敲定。這是三十年來已經基本固定、按部就班的一個程序。這樣的程序并不壞，問題在于其實質性的過程和具體內容如何。
本文想要說的不只是今年的大局，而且還包括中華民族未來比較長遠的大局，究竟應該問誰？
我們知道，三十年來的大局問題，開始于對于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價值觀的，完全沒有資格代表當時全國農村擁有集體主義精神和積極性的小崗村的十幾個農民，和對于一批缺乏遠見卓識且對當時心懷不滿有滿腹私心的極右派與部分重新出籠的心懷鬼胎的牛鬼蛇神的問政開始的。從那時起，就逐步形成了每年乃至幾十年的大局，黨和政府都只是聽由這樣極少數落后群眾群體、官僚群體、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和先富群體的極少數代表來確定的慣例。
后來，甚至發生過有許多大局問題，僅僅聽從于極少數幾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殖民主義走狗們（有些人實質就是內奸）的主張，如吳敬璉、高尚全、茅于軾之流，或者看霸權主義國家臉色來決定大局問題的嚴重地步。
三十年來我們問政對象和方式的徹底失敗，有我們現實的危機四伏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災難性困局為證：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政治經濟與軍事和教育與科技雄厚積累的基礎上，又經過三十年來勞動人民的的流血流汗的努力奮斗，結果是除了看到虛假的“繁榮”，看到不到1%的富人們的奢侈與荒淫無度，看到不能讓人民群眾享受的高樓大廈、樓堂館所和各種各樣的奢侈消費品之外，看到我們的財富大量地被新殖民主義者們明里暗里大肆掠奪之外，看到我們的資源日漸枯竭和環境慘遭破壞之外，看到我們的民族正陷于分裂的前夜和處處被動挨打之外，看到全國勞動人民依然兩手空空之外（比如，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我國現有4.3億人每天每人消費低于7.2元，即一年消費低于2628元，滿足不了基本生存要求），總之，看到民族和人民陷于歷史以來最深重的危機，即內外交困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見了。
所以，三十年來這種決定大局的問政方式，即僅僅只問政于極少數落后群眾群體、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官僚群體和富人群體的代表，甚至于要看霸權主義國家臉色行事和為個把已不在位的老人的意見所左右的辦法，已經到了非徹底改變不可的時候了。
要徹底改變三十年來的這種問政方式，還不僅僅是由于這種決定大局的方式帶來了災難性的惡果，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所有大局問題的本質，畢竟是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所以，決定這樣的大局問題，就遠不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實踐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層面的，甚至是涉及到理論層面的，歸根到底是一個領導權究竟歸誰的根本問題。
由于我們的大局問題，涉及到中華民族和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真正的主體只能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從少數人群體中產生的代表根本代表不了中華民族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由這些人決定大局問題，其必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極端危機的客觀現狀。
我們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的事業，到底是應該靠工農群眾來領導，靠共產黨來領導，還是應該靠資產階級，或“精英“來領導，或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實際上是一個簡單而明了的政治問題，即歸根到底是政權到底該由誰來執掌的根本問題。
但是，我們有許多人卻常常搞不清（有的是別有用心），極端錯誤地把社會主義事業，把勞動人民的事業讓給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他們主張搞”“精英”治國，只問政于極少數臭名昭著的偽精英，實際上就形成了資產階級極右派治國，他們主張全面私有，全盤西化，甚至主張徹底殖民化。于是，廣大勞動人民就完全喪失了一切領導權和一切經濟與物質文化利益，中國則陷于深重的重重矛盾和分裂趨勢的泥潭。其結果是資產階級“精英”甚至是封建余孽和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們專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政，使勞動人民受到沉重壓迫和殘酷剝削，處于完全受奴役的地位。
我們主張要從現在起徹底改變三十年來決定大局問題只問少數人群體代表，即徹底改變只問幾個偽精英就決策的辦法，而要求我們共產黨人，要從極少數反人民的代表手中，把他們竊取的屬于人民決定大局的權力再重新奪回來。
我們不要擔心把這個權力奪回來之后，就沒有了決定大局的問政對象。
那么，這個決定大局的權力奪回來之后，該問誰呢？毛主席曾經這樣教導我們：“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怪不得那些有野心的知識分子狠毛主席呢——引者），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因為“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①，“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他還說在北京不行，北京沒有原料②。
毛主席的這些教導對不對呢？毫無疑問是完全正確的。當然這不只是由于其理論上有馬列主義的根據，而且，還有實踐上正反兩方面的證明。
胡錦濤同志在2009年的一次大會講話中也曾經指出：“我們黨帶領人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胡錦濤同志說的對不對呢？當然也是完全正確的。也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符合中國客觀實際并且同樣得到實踐正反兩方面證明的。
反面的證明只要看看我們的現狀就知道了，不必重復。
正面的證據，眼下重慶方面薄熙來同志的實踐活動，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辦法，向群眾問政，向窮人們問政，并且依靠廣大群眾來執行大局的。他反對領導們嫌貧愛富的做法，主張多與貧窮的勞動人民交朋友。在他的領導下，重慶的實踐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獲得了人民群眾的一致贊譽和積極擁護，徹底打破了那些反人民的反動派們和企圖破壞與顛覆人民政權的陰謀分子們的種種阻撓和欺騙活動。
那么，薄熙來同志的正派、清廉、胸有大志、敢作敢為、決心和意志、鐵腕和強力、勇于直面現實難題和擔當，源泉自什么地方來呢？源于人民群眾。源于他緊緊地站在人民群眾一邊這一旗幟鮮明的態度和堅定不移的立場，源于他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和對于勞動人民的真誠。他在重慶所做的一切，表明薄熙來同志是一個完全徹底代表人民利益的當代真正的共產黨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徹底改變三十年來陳舊的、錯誤地向少數人群體代表問政決定大局的方式，就必須首先要向薄熙來同志學習，大張旗鼓深入實際時時處處問政于人民群眾。
我們現在僅僅問政于已經完全改變了其實質內容的當代“兩會”代表，把人民群眾完全排斥在外的做法，大局往往搞錯。三十年來農村所走的道路，國企的改制，法律的制定與執行，教育、房地產和醫療的改革等等大局問題，弄得騎虎難下，民怨沸騰，矛盾重重，不可收拾就是很好的證明。
今年的“兩會”能有所改觀嗎？今后能徹底改變這種決定大局問政于少數人群體代表的局面嗎？
索引：
①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52頁
② 同上。454頁。
2010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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