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 /文
據媒體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表《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稱,伴隨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急劇拉大。報告中說,盡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但貧富差距快速拉大卻是個不爭的事實。報告結論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Gini)已接近0.5高壓線,達到了0.496公認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水平。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貧富差距日愈拉大,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重大威脅。社科院的報告,用數字和事實批駁了一些“精英”們關于“中國根本不存在貧富差距”的謬論。報告指出:雖然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但經濟不平等狀況仍在迅速加劇。
導致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深度分析,忠言認為政策和制度缺陷是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
第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極端。改革開放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初衷鄧小平解釋的很清楚,就是“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他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但是,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卻片面強調少數人“先富”,而嚴重忽視“共同富?!保踔涟焉贁等恕跋雀弧备愕搅酥粮邿o上的地步,以至于誰要提“共同富?!?,就給誰扣上“極左”的帽子。這些年最時髦的口號之一,就是“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進一步拉開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不講“先富”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只要富起來就是本事,“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于是出現了許多違規違法的“暴發戶”,一些人靠“雙軌制”、“官倒”等投機行為撈足了“第一桶金”。
第二、“國企改制”直接損害工人階級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所謂“國企改制”,把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先是用一字之差改為“國有企業”,隨后便不必與主人商量,任由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始了“抓大放小”的重組改制。在這個過程中,數以千萬計的“國有企業”被賤賣、被股份化、私有化,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數千萬國企工人被迫下崗。國企改制的最終結果,是少數人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千萬或者億萬富翁,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資產被瓜分,而且國企工人幾乎沒有任何報償地被無情拋棄。他們由“企業的主人”一下子淪為市場化的棄兒。
第三,教育產業化、商業化。教育關系祖國的希望和未來,許多純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也都屬于社會福利的一部分,但在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轉軌,教育產業化、商業化政策把教育事業當成了斂財的機器。一些人以“減輕財政負擔”為名,竭力向社會大“甩包袱”。這些年來,中國的GDP在高速增長,但國家用于教育事業的投入卻是下降的。來自聯合國官員的資料說:中國幾乎屬于世界上對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國家。中國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遠遠低于聯合國建議的百分之六的標準。她說,中國 政府只承擔了學校開支的53%,其余的費用則轉嫁到學生頭上。
第四,醫療市場化。與教育改革十分相似,中國在醫療市場化改革中政府退位,過分依賴市場,失去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我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醫院收入的比重平均為30%以上,2000年這一比重下降到7.7%。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負擔。醫療服務高度市場化的美國,政府衛生投入也占到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國在2003非典的特殊年份政府投入也僅為全國衛生總費用的17%。醫療市場化,造成看病難、看病貴,許多人家庭因沒有醫療保障而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另人汗顏的是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2個成員國中,中國的醫療公平性排名為倒數第四。
第五,解體集體經濟,扶持私有化。改革開放前30年,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是全民性質的國營企業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企業,在農村則表現為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八十年代初的政策“一刀切”,一夜之間把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解散,20多年的財富積累化為烏有。在城市,伴隨著“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民營(實為私有制)經濟大行其道,所謂“國退民進”。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私有經濟必然產生剝削。私有經濟的目的就是賺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更談不上什么分配公平。這些年來,除了少數公職人員、國企職工,絕大部分勞動者都是在給資本家打工,他們付出的是超強的勞動,收獲的是低廉的薪水,他們成就了一個個億萬富翁,自己不得不成為弱勢的低收入群體。最近,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實為對“中國工人”艱難生活的另類注腳。
第六,忽視社會保障。一些所謂經濟學家鼓吹社會保障“養懶漢”,他們竭力主張減少和取消社會福利。這些年來,也正是這樣做的。毛澤東時代廣大勞動者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紛紛被取消而被市場化取代,老百姓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壓在了人民頭上。一些資本家以贏利為目的的經營,不僅污染環境、破壞資源、不講社會責任,甚至不惜犧牲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中國頻發的礦難事故每年奪去上萬工人的生命。中國社科院資料表明,中國“有80%的人現在還沒有被社保覆蓋,農村基本上沒有社保,城市擁有社保的人口還不到一半,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是非常殘破的。”
第七,淡化按勞分配原則。按勞分配原則,是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但這些年來,按勞分配幾近成為一紙空文。“效率優先”、“多種分配形式”被片面強調,在改了制的企業里,按資分配成為天經地義,勞動者變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被嚴重壓低。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一些地方以改革勞動用工制度為名,無論在政府部門、事業單位還是公私企業,勞動者被分為三六九等,比如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臨時工等等,他們干同樣的活,卻拿不到同樣的報酬,他們的勞動所得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被肆意剝奪。這種制度性不公,以80后群體為先導,使他們成為勞而少得甚至勞而不得的典型代表。這一現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將越來越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八,過度追求GDP政績。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惠及全體國民,而絕不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而不管社會財富流向何方。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觀,加劇了官員的短期行為、做表面文章、不計后果地招商引資等行為,而且嚴重助長官商勾結的腐敗行為。以房地產為例,這些年來老百姓因畸高的房價而買不起房,就連一些官員也說買不起房,許多人無可奈何地成了“房奴”。房價為什么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政府依靠著房地產的泡沫,來支撐GDP的增長。據有關資料,房地產在一些城市GDP份額中占到了60%以上。最近的電視劇《蝸居》,也真實地反映了高房價下底層百姓的生存現狀,真實的令人窒息。
以上種種,僅僅是筆者的一些粗淺思考。解鈴還須系鈴人。中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嚴酷現實,多為政策制度設計所造成,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要緩解貧富差距、避免兩極分化,使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成功實現,需要而且必須在政策和制度上作出調整。鄧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預言到中國將來必須面對和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他指出:收入差距“這個問題要解決”,雖然“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狈駝t,“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F在應該是勇敢地正視問題、并逐步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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