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也是一句令我們都很熟悉的口號。從農村的老婆婆抱怨“上學貴”，到城市的父母憂嘆“就業難”，直到關于人才培養的“錢學森之問”，對于中國教育幾乎同樣是人人有話要說，而且是不得不想不得不說。由此可見，中國的教育部長大概也是最難當的官。近來引人關注的這幾個新聞事件，便都與教育有關。
首先是2009年11月24日來自鄭州晚報的報道，今年2月末，合肥各大官方網站上，出現一則招考公告，合肥市城管局公開招聘城管隊員。經過初選，3000多人得到筆試機會。而最終，100名第一學歷達到本科的幸運兒擠入了合肥市城管局的大門，其中包括11名碩士畢業生。他們的主要專業涉及法律、計算機、規劃、廣告美術、市政工程等。今年7月，他們匆匆上崗了。高學歷城管隊員的加入，能否緩和與執法對象間的緊張關系，為城市管理破題？社會迫不及待地發出了追問。
100名高學歷城管隊員上崗的同時，也讓網友們炸開了鍋：“不知道是時代進步了，還是知識貶值了？”“讓碩士研究生們做街頭執勤的城管，無異于殺雞用牛刀，是一種典型的人才浪費。”“文憑不等于人品，碩士又怎么樣，時間長了還能不變嗎？社會的大染缸里，就是素質再好的人，沒兩天也被染色。”直到現在，爭論還沒有畫上休止符。
你看，城管局“招考”城管，初選過關者尚達3000人，而第一學歷達不到本科以上者連最后的“競考”門檻都進不了。中國便由此開啟了“碩士城管”的新紀元。至于“落榜”的本科生及本科以下學歷者，也就只能望“城”興嘆了。
那么，有博士高學歷者的情形又如何呢？再看2009年11月18日來自北京青年報的報道，南開大學本科畢業，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后，曾在世界頂尖學術雜志《Science》上發表論文；歸國“找不到”工作，“被迫”在農貿市場擺地攤，每天靠煮土豆、紅薯充饑，露宿街頭數月，一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被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收容——這兩段看似“不相干”的人生經歷都發生在留美博士后孫愛武身上。
從今年8月至今，孫愛武一直“蝸居”在海淀的一處農貿市場擺攤，基于他目前的情況，他的妻子已經帶兩個孩子回到山東老家，而與他相伴的另一個孩子卻在日前被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收容。即使在如此寒冷的情況下，孫愛武也只是買了3套被褥堅持露宿，實在太冷的時候，就到周圍的24小時營業店內取暖。日前錢學森的逝世對孫愛武的打擊很大，他在那幾天堅持買報紙，并想為錢老先生“送行”。由于他對工作的定位較高，盡管在朋友、親人的介紹下，目前他也陸續參加了中科院、高校以及一些研究機構的面試，但暫時還都沒有得到回音。
本科生和碩士生當城管負責管商販、趕小販，博士后在農貿市場擺地攤當小販，很難想象這是怎樣的一幅街景。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情形，因為即使當小販也總還是在謀生，盡管是很艱難。
而已在浙江大學就職的一位海歸博士后，今年9月17日卻以自殺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據南方都市報報道，1977 年，涂序新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母親是金華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從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他一直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高中畢業保送進入清華大學水利系，“9·11”之前順利拿到簽證，全獎學金就讀于美國西北大學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學位，留校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兩年。今年6月，涂博士從芝加哥市返回中國。6月12日，涂博士與浙大簽署了聘用合同。
繼上世紀末出國潮之后，最近幾年，中國的海歸潮初具規模。教育部統計的數據表明，2004年，海歸人數超過兩萬人，2006年，超過四萬留學生回到中國內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個數字突破5萬。在高校或者科研所任職，是海歸大潮的一條重要支流。十年前，還不乏畢業于美國名校的海歸博士回到中國某所知名學府、一進校就是教授的先例，而現在，行情有所縮水。9月中旬，涂博士診斷出抑郁癥，遺書里，他沒有責怪任何人，他說，我只想安靜地離開。9月17日凌晨2點，在留下了6頁遺書后，他走上了他所居住的浙大綜合樓頂樓。沒有人知道，涂博士是怎么從3樓走到頂樓11層，然后縱身躍下的。但他在遺書里卻留下了這樣一段話：“在此時刻，我認為當初的決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發展完全沒有預計，感謝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雖然因我的自以為是而忽視。”
學歷低的“就業難”，高學歷的海歸博士后照樣“找工作難”，已經就職于高校的卻遭遇“學術難”。這些活生生的社會景象，讓目前正處于“上學貴”和“升學難”爬坡成長階段的中小學生又會作何感想呢？令人憂心的是，我們的中小學生的確承受著青春不能承受之重！
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11月23日最新報道，11月8日晚，河南省鄭州市新密市實驗高級中學高三5班學生李金川在學校服毒自殺，經搶救無效，于當晚死亡，年僅19歲。正當人們對他的離去充滿疑惑之時，一封遺書的出現瞬時激起千層浪。11月14日，記者看到了這份遺書，共有8頁紙，分別在11月5日和8日寫成，從復印件的痕跡來看，遺書是一個32開的日記本。“爸、媽，對不起，最對不起的是你們，兒子無法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無法為你們養老送終，對不起……關心過我的親人們，關心過我的好朋友們，對不起！辜負了你們的期望，辜負了你們的情誼……我以自己的方式尋求自己的解脫！祝活著的人們活得幸福！”李金川在遺書的第一頁寫道：“看看這所學校成什么樣子了，她似乎只有兩種功能：一是當地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當地強勢階層家庭子女的御用學校。”
11月18日，新密市教體局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提供了一份名為《關于新密市實驗高中學生李金川死亡事件的有關情況說明》。《說明》指出：“在李金川的遺書中，有對社會不滿、厭世等多處情節，表現出明顯的自殺傾向。如：一直以來，我都是個悲觀的人，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娶個好老婆，好好孝敬父母，教育子女，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錢，喜歡權力，為什么要為了這些而爭得你死我活，為什么社會越發達成長出來的人卻還不如原始社會人類的純真？跟虛偽同在一個社會里真的沒意思！”
李金川自殺事件發生后，新密實驗高中貼吧頓時成了輿論風暴的中心，同學們在一邊倒似地咒罵的同時，還反映出學校個別老師的不良行為。而李金川在遺書中多處提到老師收學生家長禮物的情況，記者在調查采訪過程中基本得到了證實。提起李金川，同學周帥首先對記者說：“那是我們班第一”。經記者了解，今年暑假后，新密市實驗高級中學根據考試成績重新分班，李金川因缺考兩門被分到了高三5班，此班為“平行班”。李金川同學介紹，從分班到現在，年級進行了幾次考試，前兩次李金川都是班里第一，而最后一次考試（自殺前不久）李金川只考了第七名。
據其父李建彬回憶，在李金川讀高二的下學期時，一次考試，由于要交189元考試費，李金川沒錢交，結果副校長郭文（在遺書中提到的）沒讓他參加考試。兩科考試過后，李金川找到郭文保證一定把考試費補上，郭文這才讓他參加了下面科目的考試。李建彬所說的“平行班”，其實就是學校搞的“快慢班”中的“慢班”，而李金川正是因為缺考兩門課才導致成績大幅下滑的。李建彬介紹，當地有一個說法，在新密市實驗高級中學，如果能進“快班”，就意味著能考上本科，但如果進了“慢班”，最好的學生也只能去上大專了，因為兩個班的成績確實差了一大截兒。
當然，我們不能說李金川的絕望與前面的“碩士城管”和海歸博士后事件直接相關，但絕不能說中學生的心理不會受到成人社會的沖擊和影響。中小學生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正視他們那一雙雙困惑和驚恐的目光。
從媒體報道的浙江大學涂博士和新密市實驗高級中學學生李金川的悲劇，再到社會所熱議的學術腐敗和教育腐敗現象，使我們也不能不深思，中國的教育究竟怎么啦？“上學貴”、“就業難”、“出人才難”，幾乎已成惡性循環。長此以往，我們的教育究竟是在樹百年之本，還是在制造社會悲劇和隱患？
這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到方方面面的體制因素，需要從制度設計上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和修補，而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是從社會大眾到教育部高層領導，目前大家都能達成的共識。但網聞博報小社員認為，我們現在從教育領域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其根源在于文化。是我們的文化迷失，導致教育走入了難以自拔的誤區。
人才的標準和知識的價值標準是什么？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從教育終端現實來看，首選當然是進政府機關，去做公務員去當官，那怕是當城管。這不僅僅是“學而優則仕”的儒腐觀念在作祟，而是有著從權力、地位、房子、車子、票子到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的一整套實實在在的利益導向誘惑。或者說，也一種“文化價值規律”使然。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窮也不能窮孩子，實際上卻變味成了再窮也不能窮機關，再窮也不能窮官員。大學的“官學化”，只是知識分子退而求其次的經營，也是學術腐敗的直接根源。除了壟斷國企，那一個行業和企業的福利水準與保障，能與政府部門和公務員相比呢？而恰恰因為在制度設計上和財富分配上的“官”優先，又導致了社會產業領域的活力不張和惡性循環。可為什么就不能以相反的利益調節機制，使社會產業領域比政府部門有更多的就業吸納量和福利誘惑力呢？這就又回到了“官”為大、“官”為上、“官”為先的儒腐封建文化源頭上。
既然不能靠“官”吃“官”，就只好靠“教”吃“教”了。于是，教育腐敗便應運而生，禁之不絕。于是，“上學貴”、“就業難”、“出人才難”，也就自然而然了。最后遭殃的，就是學生和家長。而學習的目的和成才的價值標準的混亂與茫然，才是對青少年心智成長的最大傷害。特別是道德說教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更易使青少年對人世間誠信是否存在產生懷疑。“長大了的理想是當大貪官”的無忌童言，不正是社會現實在孩童心靈的投射嗎？
救救孩子，需從藥治官本位儒腐文化病根開始。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絕不可諱疾忌醫，揚水止沸。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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