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背事實說話的動機目的?

違背事實說話的動機目的？  　　

張鳳耀　　

在某個較有聲望研究機構一位研究員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生產力水平總體而言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單一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因為這種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所有制結構，只能導致生產力發展緩慢，生產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難，這一點已經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這是這位高級學者對我國建國以來前30年經濟、社會狀況的描述或評價。基本上是否定的。也就是對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領導時期的否定。類似描述或評價文字，本人在其他地方也見過多次。原以為，那可能是出于二、三十歲年青人的手。因他們是改革開放后才來到這個世界，人生經歷尚短，閱歷還不夠廣，對過去知道不多。現在看來，是某些研究員、教授等高級學者在說這樣的話，寫這樣的文字。本人作為共和國60年親見親歷的過來人，覺得很有必要說說親見親歷的事實。不然，太對不起在前30年中為共和國的經濟、社會建設、發展，出過汗、流過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人們，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當然，本人不能像研究員那樣有一大套理論，只能擺擺事實。　　

首先，我們來看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如何評價前30年。　鄧小平　先生　1979年3月30日　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說過：“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獻1983年版，第153頁）這是　鄧小平　先生對新中國與舊中國比較后作出的評價，也就是縱向比較的結果。　鄧小平　先生同時也作了橫向比較，就是在同一時期的我國與外國比較，比較的結果是：“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比較高的。”（鄧小平文獻1983年版第149頁）“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鄧小平文獻1983年版第153頁）　　

其次，再看看統計數字。根據可查的權威數據，我國197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949年的916.87%，即9倍還多。據此推算，我國前30年，經濟年均增長率應在9%上下，這在當時全球也是少有的。按照國際共識，經濟年均增長6%至9%，算高速增長，那我國的增長應屬高速。　　

所以，不管從總設計師的評價看，還是從統計數字看，我國前30年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都比較快。而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基于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我國前30年的生產力發展，應該說是快速，而不是緩慢。同樣，生產效率也是高的，而不是低下。低下的生產效率與緩慢的生產力發展是相應的；而快速的生產力發展，只有在較高生產效率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　　

生產力發展速度，與生產力水平，不能混為一談。前者是指發展速度的快慢，后者是指絕對水平的高低。我國生產力發展速度較快，不等于我國生產力水平達到了較高程度。相反，我國雖經30年的努力，增長、發展速度也較快，但生產力水平，仍然不高。因為，我國原有基礎太差，底子太薄，幾乎是從零開始。因為生產力水平不夠高，所以經濟總量也不多，尤其按人平均計，還顯得相當少，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還有相當大差距，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說：“至于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數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那當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鄧小平文獻1983年版第153頁）　　

至于人民生活是不是困難，這要綜合的來衡量；還要看拿什么做基準，同誰比，怎樣比。新中國建立前，我國城鄉，有所謂“大戶人家”，這類“大戶人家”，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都已全部消失。所謂“大戶人家”，在城市里，一般是指反動官僚、漢奸、買辦、幫會黑惡勢力大老及資本家；在農村，主要就是地主及部分反動鄉保長。我國解放后，消滅了原國民黨的一切反動統治及黑惡勢力，通過土地改革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消滅了一切剝削手段，這就使得原來依靠反動統治工具、黑惡勢力或剝削手段為生的人，失去了依靠，因而使得他們中的多數人，生活有所下降。與此相反，占我國人口絕對多數的工、農、兵和多數知識分子，生活變得穩定且不斷提高，與解放前比，好得多了。當然，要是同西方發達國家比，生活水平顯得較低，還可說是比較困難。“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鄧小平文獻1983年版第153頁）。所以，即使說是“困難”，這個“困難”帳，如果要算，也只能算在解放前的統治者身上，算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身上；不能算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頭上。應該說，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是有功而無過。　　

在觀察民生的時候，除了比較直接的可支配收入，還更需考察養老、醫療、教育等大民生項目。這些項目，我國過去又叫社會主義福利事業。解放前，沒有任何由政府或社會舉辦的養老、醫療和教育等屬于社會福利性的公共項目。解放后，隨著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不斷增強，慢慢建立起相應的保障性養老、醫療和教育體系，受到聯合國的高度贊揚，很多發展中國家來我國學習這方面的做法和經驗。當時，我國凡是有工作的人，退休后，都有養老金。我國的教育，實行全民（包括過去大戶人家的后代）、全程免費，從小學到大學不收學雜費，家境困難的學生，國家還給助學金（生活費用）。就是說，家境困難的孩子，只要自己肯努力學習，不用家里出一分錢，就可從小學讀到大學。大學畢業后，如繼續深造，也是免費的。福利性的醫療體系也比較完善，城市就業率很高，有工作的都享受公費（勞保）醫療，沒有工作的家屬（含孩子），可參加統籌醫療，農村有幾乎全覆蓋的合作醫療，與合作醫療制度相應，還建立了一套上下相接的醫療機構，培養了一支赤腳醫生隊伍，編寫了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就是這本《赤腳醫生手冊》，有七、八十個國家翻譯后用于對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學習推廣。可見，我國的民生保障，不要說解放前的舊中國無法比，就是當時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未必都有如此全面。西方發達國家的老大——美國，至今也還沒有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即使與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末，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不足50%）比，也并不差，或許還更好一些。八、九十年代，原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失業；相當多尚在職企業職工，原享有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成了墻上畫餅，名存實亡；新建的外資企業和內資私營企業，職工勞動時間長（很多都是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勞動10小時以上），勞動條件惡劣，沒有任何勞動保障，與1949年前的工人差不多；農村的合作醫療和全民的免費教育也都相繼消失。讀書、看病，成了城鄉多數人的共同難題。學費飛漲，大學學費，在農民家庭看來，幾近天文數字；遇到疾病，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全國農村最富的浙江省有關部門在農村的調查報告中說，農民遇疾病時，“小病不治，大病等死”。更值得一提的是，農村中、小學教師被欠薪，帶有一定普遍性，全國各省都有，有的連續欠幾年。這些教師的困難，可想而知，是建國后未曾有過的。與被欠薪教師相比，涉及面更廣的是每年數以百萬計“三無農民”的出現。所謂“三無農民”，是指既無土地（土地被權貴們奪走），又無工作和任何社會保障的農民。“三無農民”是徹底失去生計的農民，他們與土改前的貧農一樣貧，甚至更貧。所以，當時國內外都有人說，工農等基本群眾，尤其農民，沒有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當然，上述困難，沒有落到城鄉各式新生大戶（各式資本家）、國企高管和各類官員（還有部分高級知識分子）身上，他們不管是可支配收入，還是綜合生活水平，都比改革開放前直線上升，高歌猛進，大大提高。他們回頭看改革開放前的生活，與早已消失的舊“大戶人家”類同，覺得困難。所以，感覺前30年中生活困難的是，解放前的“大戶人家”，改革開放后的各式新生大戶（資本家）、國企高管、各類官員及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但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在全國總人口中，也只是少數，甚至還遠遠少于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人數（據10月份我國駐聯合國副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的發言資料，按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我國在貧困線以下人口，還約有2.5億）。少數人富裕，不代表全國人民共同富裕。這就是改革開放后的兩極分化（請見《用總設計師標準判成敗》）。　　

綜上所述，我國改革開放前實行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發展不是緩慢 ，而是快速；生產效率不是低下，而是較高；多數人的生活，縱向相比，不是困難，而是有提高，比較好。　　

本人不是想在此與誰討論所有制結構的優劣，只是想用事實證明前30年“生產力發展緩慢，生產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難”這種說法，不正確，不符合實際。不過，本人不理解的是，照理，高級學者應是較為理性的，理應尊重事實，為何要違背事實說話？硬要說，“生產力發展緩慢，生產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難”。還說“這一點已經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可事實是，改革開放前的實踐證明了的，恰恰如此相反。他們違背事實說話、寫文章的動機、目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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