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雕塑家已經不知道毛澤東是什么樣了！重慶最新的毛澤東塑像象鄧小平，長沙桔子洲頭近日現身的青年毛澤東塑像毫無年輕時毛澤東照片里的風采，顯得飽經滄桑似地深沉，與毛澤東的樂觀豪邁氣質不符。如今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和節慶時出現的孫中山像，畫得也越來越走樣。同樣，對于歷史上的毛澤東，由于精英階層的敵視和丑化，也由于歷史在中國是備受冷落的學科，人們的認知有些模糊不清，以致脫離真實。
歷史上，明明是彭德懷殺了王佐、袁文才，毛到陜北后救了劉志丹；現在有人偏要說是毛鳩占雀巢，不僅殺了王、袁，更暗殺了劉志丹。實際上，國內外都承認，毛領導的共產黨是不屑于搞國民黨賴以起家和中情局慣于使用的那套暗殺伎倆的，除了消滅出賣同志的叛徒之外。反AB團和嚴厲處置“富田事變”雖然有過激的問題，但那是在極度危險的戰爭環境中，為防患于未然而付出的不得不如此的代價，這不是和平年代里常人所能理解的。項英同志當時是少有的在肅反中比較寬容的人，然而，他最后的結局恰恰就是被身邊暗藏的危險的動搖分子所殺害，這難道不足以發人深省嗎？
無端詬病毛的這些人其實知道毛喜歡的是陽謀而不是陰謀，他們早已聲討過毛以“陽謀”的方式，收拾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中間的反共右派，進一步在全國抓了55萬對黨的各級官僚有意見的“右派”。西方的研究者們早就指出，這個“陽謀”其實是毛受迫于劉鄧為代表的黨內官僚集團的壓力而提出來的，并非事先的預謀；“引蛇出洞”的說法，是毛面對出乎意料的黨外進攻和黨內壓力而給自己找臺階下。如今“陽謀”就是陰謀的說法，只看到了表象，而沒有了解到這個政治運作過程的實質：毛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各級官僚是抵觸的，蘇聯也表示不理解，而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又乘機要求與共產黨“輪流坐莊”；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毛不得不向黨內官僚集團妥協，把反右大權交給劉鄧。
文革過程中的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如毛先是號召造反，后來又不得不聽任當權派（換了一批老干部）整肅大部分造反派，只能保護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部分造反派，其原因同樣是迫于黨內政治力量對比形勢的需要，這當然也與造反派自身的素質有關。毛是政治家，政治家在政治斗爭中不能不知所進退，毛并沒有更多的選擇。與庸俗政客所不同的是，毛是為天下大同的理想奮斗終身的政治家，即使在他身后，仍有很多死敵，但他生前身后卻未必有一個私敵。所以，被毛整過的正直人士，多不怨恨他，耿介如梁漱溟，亦是如此。
有的功過是非本來是很分明的，現在卻被弄得是非顛倒了，原因就是有人故意把污水潑到毛澤東身上。西路軍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明明是西路軍不配合中央寧夏戰役的部署，想到河西自創局面，靠近蘇聯影響下的新疆，避開內地強大的敵人，這是國燾路線的最后一步棋。在中央不得不認可的情況下，他們又沒有善用中央賦予的自主權和臨機處置權（這與長期習慣于絕對服從張國燾指揮的傳統有關），不善于根據實際情況相機行事，只是簡單照搬中央根據時局變化作出的指示，釀成大敗后即以此怪罪中央。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當時說要回去跟中央算帳，卻沒有臉這樣做，走投無路后才回到延安，向中央檢討了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和自己的責任。
直到毛去世后的80年代，成為黨國元老的李先念、徐向前才敢于出面翻案，認為責任在于中央的指揮。作為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元帥，原來在回憶和文章中一直承認西路軍是按照張國燾的意圖和命令渡河開往河西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的指揮脫離實際，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而作為西路軍的一名軍政委，李先念則承認他對于中央當時的指示并不完全了解，是看了當年沒有看過的西路軍與中央之間的往還電報后，才認為西路軍是受中央指揮的，因而要中央承擔責任。
事實上，當時的往來電報寫的很清楚，本來中央是反對張國燾的西進路線的，因為這脫離了中國的主體地區，實質上是退卻和逃跑，不符合迫在眉睫的抗日斗爭的需要，而且也分散了紅軍已被嚴重削弱了的力量。但是，西路軍既然已被張國燾調過了河，而且在中央征求意見時，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據地并打通西進新疆的路線，中央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在他們受到馬家軍騎兵的襲擊而難以立足的時候，中央也給了他們自主選擇行動方向的機會和權利，并且提示了合乎實際的戰術原則，只是批評了他們提出的不切實際、損害紅軍整體戰略利益的行動條件和增援要求；在蘇聯方面為爭取蔣介石聯蘇抗日，反對他們靠近新疆，以避免造成蘇聯支持紅軍反蔣的態勢時，中央才反對他們西進；西安事變后中央根據形勢需要，對他們提出過原地不動或向東策應陜北和張、楊三位一體部署的戰略要求，這是十分正常的，況且中央并不了解他們在河西的實際處境（他們自己也未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他們如有定見，而不是一時想西進，一時想東返，在自顧不暇之時完全可以按實際情況作出決定，中央哪會不讓他們自我求生呢？何況中央并沒有捆住西路軍的手腳，在他們遠離中央、面臨生死攸關的自我決斷之際，誰又能捆得住他們求生的手腳呢？
缺乏自主判斷能力，盲目地唯命是從，這正是軍閥主義的國燾路線統治部隊的后果。所以，張的回憶借他人之口說，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在于陳昌浩的指揮錯誤，如果張某人過了河親自指揮就不會失敗。國燾同志本人既沒有推卸他作為這支部隊的長期領導人對于西路軍失敗的責任，也沒有否認長征途中試圖武力脅迫中央的電報，還算得上“好漢做事好漢當”。在張國燾的部隊里，不聽話的后果很嚴重。徐向前能夠受到重用，就是因為他還算比較聽話；即使在大草地上毛勸他跟中央走，他也不敢違背張主席的意旨。盡管徐在軍事上吃過幾次盲目聽從張主席指揮的虧，但他還是絕對服從張的；即使張主席殺了他的夫人，他也不動搖。而許繼慎、曠繼勛、曾中生這些不那么聽話、敢堅持自己意見的優秀將領，先后因被誣陷而遭到張國燾處決。毛無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后，都沒有這樣對待過軍隊將領。
毛的將領從來就有相機行事的權利，臨機處置，無須請示，也就是古人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然，彭德懷打不了百團大戰，粟裕打不了蘇中七戰七捷，林彪在遼沈戰役前也不可能跟毛磨那么久的嘴皮子。毛歷來認為中央的指揮考慮得多的是大局，在各個戰區就需要指揮員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中央的指示，必要時敢于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抗命不遵，毛自己早年在江西就是這樣做的。他晚年在文革中號召的造反有理，直到去世前還在號召的敢于反潮流，其實就是他的軍事指揮原則在社會生活領域里的延伸。勝仗打得大的將領都是深諳此道的，林彪在東北、粟裕在華東，就是敢于機斷專行的；毛不僅沒有怪罪他們，反而是贊譽有加，要求各戰區指揮員仿照辦理。如果也象西路軍那樣對待中央指示，他們的命運早就跟西路軍一樣了，哪里還會有新中國呢？
西路軍將領李特、黃超在撤到迪化后被處死，是以托派罪名執行的，不應是毛所為，毛從未使用過這個罪名。王明倒是喜歡使用這個蘇式罪名，他一直與張不對付，視其為黨內對頭之一；張之逃離延安，直接原因正是受了他以此二者被處死一事的恐嚇（那意思是：他們是托派，又是你的親信，你跟托派難道沒有關系嗎？），可見王明對此事是很清楚的，張當面就指責他殺了他們；而且，王明當時也是用這個罪名指控陳獨秀（獨秀曾與中國托派聯合組成大革命失敗后的托陳取消派），使毛想請獨秀回黨的努力不得不中止。
現在有人把西路軍失敗說成是毛的陰謀，這本身才是真正的陰謀：誹謗毛，制造解放軍的信仰危機，實現美國人夢寐以求的中國軍隊“非毛化”的陰謀。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人，第一是張國燾，第二是陳昌浩和徐向前，第三是共產國際，第四才是以毛為主心骨的中央。最早為西路軍問題翻案的朱玉，對當年電報的引用完全是斷章取義，為何不引全西路軍致中央電呢？看看雙方電文就可明辨是非。他無視事實的還在于，蘇聯根本無意給予紅軍實質的援助，不想因此開罪蔣介石，他們當時正寄希望于蔣領導抗日，防止日本威脅蘇聯，這也是他們反對西安事變的原因。如今國防大學的教授都這樣做學問的話，我們的國防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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