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精英在追求什么？
一個社會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經常出來說公道話。要保證說的是公道話，需要說話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暫時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說公道話的，要算讀書人也就是知識分子了。
我讀過一點中國革命史，中共幾位領袖面對生死時的表現值得玩味。李大釗在待死的日子里寫下《獄中自述》數千言，娓娓道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張皇失態的意思。陳獨秀1932年被國民黨捕獲，由上海解往南京，以當時的情形，此行料必兇多吉少。而幾個小時的滬寧車上，他居然鼾聲大作，悠游了黑甜鄉。瞿秋白犧牲前寫了很盧梭氣的《多余的話》，這跟標準的董存瑞、邱少云就義模式有些出入，曾讓人懷疑到他的堅貞。其實要拿“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難度系數也許還要大于董、邱，更何況他也臨命放歌，仰天而眠，結束得極富美感。再看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顧順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說這么個平日往來三教九流、又會變魔術又能搞暗殺的人物，什么沒見過，什么放不下？但被國民黨特務抓住后沒一會兒功夫，他又大變了回活人，把自己變成國民黨特務，領著弟兄們殺奔中共中央機關。還有向中發，共產國際可能是嫌中共的書生們老也成不了事，于是讓這位須發飄然的老工人來做總書記。總書記身在虎口卻舍不得女色，結果暴露了目標。被捕后又舍不得老命，于是把同志們的命湊齊了去贖自己的命。
從諸如此類的事例中，我得到一點感想：理想主義也許更是知識分子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我很清楚，舍生取義的文盲，滿腹詩書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這樣想的：知識分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凈是與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我的一個朋友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像楊白勞的閨女，但有一陣子她就覺得自己是喜兒；經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復預習、溫習、復習還有總復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為“自己”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分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了一談，成為“精神貴族”。孔子夸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我想這位徒弟不會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戶區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鏈接。當文天祥“風檐展書讀”、默念《正氣歌》中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時，他的精神蕩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貴的行列，至于這副皮囊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么在話下了。而那些平日沒有“展書”習慣、缺少自我超越訓練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之錨死死鉤住眼前的紅燒豬蹄、酥胸玉腿不放，別說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錢都未必干。
見賢思齊、法古今完人是一個慢性的改良過程，其間磨磨蹭蹭、偷工減料都屬正常。一夜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事例聽說過，但沒見過——想想真見了也夠嚇人的。通過讀好人好事，我們給自己定個稍高的標準，仿佛毛驢嘴前懸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在惡欲熏天的世界里能在存一點善念，有一點善行，總比早出晚歸坑蒙拐騙強。熟讀屈原的人，關鍵時刻未必真敢投河——無論是救人還是殉國，但他只要不乘亂在河邊偷東西，那么從《楚辭章句》、《楚辭別注》到郭譯《離騷》就算沒白出。熟讀《岳陽樓記》的人，未必真能后天下之樂而樂，等單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寫《職工住房申請表》，但只要他稍知謙讓，就不算枉讀詩書。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長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順便說一下，“讀書”不僅有狹義，也有廣義。廣義的讀書包括看戲看電影、聽音樂聽評書、背兒歌玩游戲——尤其是電腦游戲。也就是說，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齊也是“讀書人”，如果他一邊烤一邊哼著《霍元甲》主題歌搖頭晃腦。當然，如果工商執法人員巡邏過密，讓他未成曲調就狼奔豕突鉆小胡同，時候長了，就真可能把他還原成一個寸步不離自我的動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關系只有“利益博弈”或“階級斗爭”。利益博弈或階級斗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現實，要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沒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夠。我從前在一篇文章里說過，未來大同世界既是老板面對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盤權衡利弊，噼里啪啦扒拉出來的，也是詩人悲天憫人，于半醒半夢間做詩做出來的。
說到這里，一個垃圾堆似的問題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讀書人為什么給人越讀越壞而不是越讀越好的印象呢？這印象當然過于籠統，不乏夸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識分子就仿佛二惡英或綠膿桿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個事實。那天在網上讀到一貼：學界某名流在別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將眾女賓當醬香羊蝎子拿著左吸右啃，就“真”性情這一點說，堪比過去街上公驢見母驢時的反應——我當時人小，直納悶怎么會有五條腿的驢呢。讀書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好些，同樣也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壞些，關鍵還是看讀的什么書。想想過去二三十年的書，應該說勸兩條腿人改當五條腿驢的書，占了社會人生類書籍（廣義）的不小比例。這么說并不意味著三十年前的“紅寶書”時代就沒問題，紅寶書講“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雖然比許三多的“不拋棄不放棄”還要勵志，但因為標準定得過高，普通人難以達標，達不了標就特別愛看標兵的笑話，就特別容易對五條腿的驢發生親近感。那時靠手抄流傳的地下文學如畢汝諧的《九級浪》，就是面對這種民間需求唱出的五條腿驢頌——畢君至今以名驢自得。后來——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學五條腿驢成了廣泛持久的讀書運動，這運動跟其他社會過程協作聯動，對一兩代人實施了深刻的社會化，結果把不少大學教授洗得不知像什么，反正不像教書的。我有個朋友，歲數不小了，就因為讀王朔王小波上了癮，生怕別人說他不機靈，跟著電視里上的葛優梁天勤學苦練，終于把一個本來挺忠厚的書生；練得跟小胡同里的“二兒”“三兒”似的。知識分子不但通過讀書被傳染，還通過寫書成為傳染源。當過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爾翻閱他年近古稀時的作品，也是一臉過了油的壞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訓了個把月剛放出來。由這樣的讀書人直接掌握或間接影響的絕大部分媒體，向社會大氣層盡情排放五條腿價值觀?；\罩在這樣大氣中的世界，無論聽著、聞著還是看著，都越來越像野生動物園。其實，這場讀書運動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定之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薩特在中國流行一時，那一代中國讀書人對“二十世紀的良心”的諸多警世恒言、勸世良言視若無睹，只是讀到“他人是你的地獄”眉下才刀光一閃，洞徹了世界的本質。無獨有偶，那時的馬列主義史學家也從馬克思的著作里重新讀出“歷史由惡推動”的道理。所以，讀什么，讀出什么，本身也是時代變遷的產物?！凹t寶書”的末頁，其實就是《上海寶貝》的首頁。還是舉畢某的例子吧，他的回憶錄述及與哲學家賀麟的交游，時間為中國革命氣數已盡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關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論斷及列寧的評語“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與毛澤東“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并列；賀老伯與我面面相對，會心微笑。
今天的社會已經百分之百“唯物”主義了，而那些極具示范意義的五條腿讀書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圍物”——圍著基、股、房、車、乳、臀諸物五蹄生風，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這樣的身體構造和社會環境，是不可能指望他們說公道話了。社會要想往好里走，需要開展新的讀書運動，造就新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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