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胡不曰曰的博客里看到一篇日志：《“中央政治局常委”抑或“廬山管理局黨委”？（<毛澤東傳>竄改史料的一個惡例)》，是作者反毛的又一篇“奇文”，其內(nèi)容如下： http://hubuyueyue12345678.blog.163.com/blog/static/1196842752009823534186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3），多方回護毛澤東，可謂費盡心思。我在博文《<毛澤東傳>回護毛澤東舉隅》里小考一回，已略窺其運用史料之技法。今再舉一例，展示其在運用史料上“更上層樓”，以至隨心所欲竄改史料。
解析毛的“題照詩”時，我曾提及毛在廬山上揮毫?xí)鴮懤畎住稄]山謠》中的四句詩，以贈中央常委諸同志。（見博文《有關(guān)毛江婚事的一些事兒》之五“毛寫給江青的那首著名的詩”）斷定毛不是贈給其他什么人，而是贈給在廬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諸同志，是經(jīng)過了一番考證的。而《毛澤東傳》卻說：
九月十六日，會議閉幕那天，毛澤東又書寫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贈給廬山管理局黨委諸同志：“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fēng)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很能反映此時此刻的毛澤東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70）
《毛澤東傳》認(rèn)定毛書寫李白詩，乃是贈給“廬山管理局黨委諸同志”，而不是贈給在廬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諸同志”。下此斷語，《毛澤東傳》自然也是作過考證的。可它的所謂“考證”，不是忠實于史料，而是在史料上作偽。
在《毛澤東傳》面世前幾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下簡稱“文稿”）即已出版。“文稿”第九冊，收錄有毛書寫李白詩的手稿，題作“在廬山書贈中央常委的詩句”。毛寫完李白四句詩，又寫下幾句話：“李白廬山謠一詩中的幾句。登廬山，望長江，書此以贈廬山常委諸同志。”接下是落款和日期。“文稿”第九冊的編者，還特地為毛的此件手稿作了注釋，其中明確指出：“在會議結(jié)束的那天，他書寫了唐代詩人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贈中央常委各同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55，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6）
如果毛的原手稿里，“廬山常委”不誤，那么，“文稿”將“廬山常委”理解作在廬山的“中央常委”，是唯一的一種理解，也是完全正確的理解。關(guān)鍵在于，毛的原手稿里，“廬山常委”是否準(zhǔn)確無誤。這是一個不難解決的問題，查一下毛的手跡即可。毛的手跡，各路出版社以諸種方式，已經(jīng)出版了不少，很容易找到。中央檔案館編輯的《毛澤東手書選集》（北京出版社，1993）即收有此件手跡。查看原手書，果然是“廬山常委”，“文稿”的編者如實照錄手跡，準(zhǔn)確無誤。
既然“文稿”出版在先，且又是研究毛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毛澤東傳》的作者不可能不細(xì)研“文稿”。“文稿”寫作“廬山常委”，而《毛澤東傳》卻分明讀作“廬山黨委”，繼而解作“廬山管理局黨委諸同志”。不認(rèn)同權(quán)威史料，就必須查找過硬的史料，以證明權(quán)威史料之非。自然，最過硬的史料，即是毛的原手跡。《毛澤東傳》的作者，理應(yīng)查閱過毛的手跡。而毛的手跡，雖說是“龍飛鳳舞”，對做研究的人而言，卻也是不難辨認(rèn)。尤其是“常委”那兩個字，異常清楚，絕無讀作“黨委”的可能。如此看來，《毛澤東傳》的作者，要么未經(jīng)查考毛的手跡，而在權(quán)威史料之外另作他解，要么查考過了，卻對原始史料作了別有用心的竄改。而后一種情形，可能性更大一些。
“廬山常委”和“廬山黨委”，雖一字之差，意義卻大不一樣。如像《毛澤東傳》那樣，解作“廬山管理局黨委”，那么，此則史料的政治意義，便隱而不彰。我在解讀毛獻(xiàn)給江青的“題照詩”時，述及1961年的廬山會議，注意到會議上毛與中央常委諸人的觀點分歧。大致說來，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對于形勢的看法上。毛認(rèn)為已然“退到谷底”，不能再退了，形勢在好轉(zhuǎn)，“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而劉、周等常委，對形勢不抱樂觀態(tài)度，認(rèn)定還要繼續(xù)后退，“堅決退夠”。（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29—432，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7，《劉少奇年譜》，下卷，頁538—539，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6）聯(lián)系到1962年春間劉、周諸人的言行，此種分歧就看得更為明顯了。從已經(jīng)公開的一些史料，隱約可見此次廬山會議的分歧，而有了毛書李白詩以贈諸常委這個史料，不惟確證了分歧的存在，而且還真切透露了此間毛的心跡。正如我在那篇博文里所說：“毛對諸常委頗生不滿，欲藉李白詩勸導(dǎo)他們消愁破悶，開闊心胸，同時也暗含警告之意：最困難的時候已經(jīng)過去，當(dāng)振作士氣，以利再戰(zhàn)；誰也不能再退，再退就要犯錯誤。”
如果將此件史料解作是毛贈給“廬山管理局黨委”，除了表明毛對基層黨委的關(guān)懷，其他什么也說明不了。而《毛澤東傳》要的正是這個效果。書中說：“這次廬山會議的氣氛同第一次廬山會議迥然不同，總的說大家的心情比較輕松，也比較敢于批評和議論工作中的問題和失誤。會議中間有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也有過批評，但都屬于正常的討論。”（《毛澤東傳》，下冊，頁1170）總是在刻意營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而將“廬山常委”改作“廬山黨委”，正可掩飾毛與中央常委諸同志的分歧，合乎廬山上的“和諧”氣氛。也正是在這里，《毛澤東傳》又一次達(dá)到了回護毛的目的。
看了這篇文章，本人感到非常疑惑。逄先知、金沖及兩位先生作為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不可能犯這種低級的錯誤。再說他們主編的這部《毛澤東傳》是目前公認(rèn)的權(quán)威著作。本人在網(wǎng)上搜索到了該手跡的圖片（韶山毛澤東圖書館－手書古詩詞http://www.mzdlib.com/mzdwk/gsc/gsc15.html），經(jīng)仔細(xì)辨認(rèn)，發(fā)現(xiàn)該圖片上的落款確為“廬山黨委”，這個“黨”字是個繁體字（黨）！可憐的胡不曰曰先生竟然不認(rèn)識，而說了以上的許多的胡話。且不知他的“竄改”又是個啥意思？
由此可見反毛者有時是非常愚蠢和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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