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由富人來治理

中國不能由富人來治理

——關于“老板村官”現象的一點思考

中國絕不能由富人來治，只能由共產黨來治。共產黨治理的中國，工人、農民、普通老百姓，尚有希望，民族復興尚有希望，事實證明，在最重要的政治游戲“治與亂”的博弈中，共產黨段位不低；

富人治理下的中國，老百姓只能重新淪為奴隸。不管用什么漂亮的“普世價值”忽悠我們，我勸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人一票的“選主”也罷，“全國直選”的競秀也罷，“新聞自由”的昏話也罷，“開放黨禁”喧囂也罷，一條也靠不住。這些花里胡哨的東西根本無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司馬南／文

新華社每日電訊報道：浙江省民政廳統計，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業家、工商戶、養殖戶等先富起來的人擔任村委會主任或村黨支部書記，其中不乏資產過千萬元乃至上億元者，被稱作“老板村官”。經濟實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為村里出錢出力，帶動村民致富，這一現象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新華社的文章稱，這是“值得警惕的新現象”。其實，此現象早已經不是什么新現象了，三分之二的村莊里均為富人當政，還什么新現象？

村委會直選肇始，先富起來的人謀求村委會主任的位置即為現實。開始，人們的確是把這件事當成一個新鮮的事情看待的，本人主持的幾屆“全國村官論壇”，每一屆均有富人村官代表出席，不僅如此，他們還發言，接受采訪，宣講自己帶領村民致富的過關斬將的傳奇經歷，頗受好評。

不可否認，村官當中的富人，不乏舍棄銀兩報效家鄉的動機高尚者，不可否認，富人村官的打拼經驗與見識對于村里致富有著很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認，先富起來的人他們的素質更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商業環境中，更游刃有余。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帶領鄉親們致富的富人村官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而其利益訴求并不總是與鄉親們的共同利益一致，有時很不一致，有時甚至會因為利益分歧發生嚴重的沖突。那些動機高尚的富人村官，也會因為環境變化而產生不那么高尚但是符合利益規律的個人訴求。

富人躍上農村政治舞臺，好處顯而易見，壞處也很明顯，最遭詬病的的是三條：第一詬病賄選，他有錢，他有支付能力，他要保住既得的政治榮譽和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在選票不合乎自己要求的情況下，掏出錢來擺平，把民主變成“資主”、“錢主”或王紹光先生說的“選主”；第二詬病分裂，富人村官精力分散，顧及不過來村里的大事小情，要他整天在市場上周旋，今天虧，明天賺，到處救火，還要當好村委會主任，有時兩副擔子只能擔一副，資本的意志決定了他會首選董事長而不是村委會主任。第三詬病老爺，既然村委會主任不過是富起來之后的一種選擇，既然富人在村里既有經濟權利又有行政權力，企業內部的辦事機構與村委會的辦事機構事實上就有了理論上重合的可能，不少富人當政的村里，董事會代替了村委會，一言堂代替了村民自治，封建家長的老爺作風代替了共產黨的干部的傳統。

一俟富人當政，“私利沖動”往往遠大于“公利沖動”，當一個富人與另外一個或幾個富人都對村委會主任位置懷有企圖的時候，“尋求連任的私利沖動”與“皇帝輪流做的私利沖動”交織在一起，情況就會變得更為復雜，“資本較力”的亂象將普通村民淪為看客或道具，民主的本意和善行此刻唯有沉默。

新華社說，“2008年浙江省第八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后，各地查出各類違法違紀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賄選居多。義烏市就查處了37起破壞選舉和賄選案件 ”越是富裕的村子，村委會主任的位置越是值錢，富人便越是要處心積慮將其拿下，高額賄選便越是不可避免。

“賄選的界定和查處”事實上很難，因為親戚連親戚，大圈套小圈，利益鏈復雜得難以想象，牽一發動全身。對于富人村官來說，賄選不僅有謀求私利之必要，而且違法成本并不高，“守法成本反倒遠高于違法成本”，對這種現象，來自上級的有效監管微乎其微，來自村民的約束在選舉完成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幾無可能，而下一次選舉到來之前，則意味著又一次亂象的開始。

眾所周知，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村民自治是一項基本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個制度簡言之就是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公平，而保證公平的辦法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但是，公平與民主均為人們追求的理念，在富人競當村官的現實境遇下，“四個民主”同時遇到尖銳挑戰：“民主選舉”變成了金錢選舉，“民主決策”變成了“老板決策”，“民主管理”變成了“錢主管理”，“民主監督”變成了事實上的“無人監督”。老板的口袋與村民的口袋薄厚之不同，老板村民占有財富的多寡之不同，社會資源的動用能力之不同，決定了老板與村民之間享有的政治權利不可能相同，名義上的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根本不能保證實現選舉公平。眼下，全面推進村民自治，在相當多的地方因此而遭遇瓶頸。

我并不是在批評老板。老板的動機無可指責。

老板本來就是逐利的組織——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有機會占有社會資源以期謀取更多的利益天經地義，尤其是當老板做大的時候，鄉里、區里、縣里、省里的領導，都對老板側目而視稱兄道弟，區區村委會如何容得下他？他在村里修路造橋帶領村民致富功不可沒，如何叫他謙謙君子般含羞草一樣低下頭來作農民聯系群眾的模范？須知，金錢會使人格扭曲，發生異化，易為“資本化的人格”。此時，資本的意志才是他的意志。

新華社發這樣的稿子，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富人村官”、“老板村官”現象會已經引起整個社會廣泛的重視，樂觀地估計，也許離著解決問題也就不遠了。所以，筆者以為，“富人治村”沒什么了不起的，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富人治國”。

別以為筆者杞人憂天，于現實社會，我們完全可以尋得一些蛛絲馬跡：是不是出席“兩會”人員當中，富人代表、富人委員的比例壓倒性地增加了？是不是有人滑稽地參政議政，論述“富人是弱勢群體”，公然漠視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是不是有大企業頭面人物年薪幾千萬生活奢侈無度，并有資格與能力參與相關產業政策的制定？是不是有的大款動不動就以政府不救市，政府不托房價，就會影響GDP、影響政績來要挾政府？是不是有的公司老板，白天是守法經營的企業家，晚上是胡作非為的黑老大，他們與政府機關的“文強”們相互勾結橫行鄉里糊弄國家魚肉百姓？是不是有跨國公司的代理人，拿著美元在公務員隊伍中赫然尋租，并已經成功地占領市場打開局面？是不是有人天天鼓噪什么“市場萬能”，鼓噪“政府沒有名譽權”，政府“沒有理由干預資本的行動”？是不是有人丑化中國形象，把社會描述得一團漆黑，說共產黨獨裁專制，揚言用西方的政黨政治“格式化”中共，用什么“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的價值？是不是有一批扮演經濟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所謂的學者，拿著可疑的基金贊助，幾乎不掩飾地以資本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毫無羞恥地發表吃里扒外的“學術觀點”？……

那天見到高梁先生，他說到一組大概的數字。解放前夕，外資企業所占的比例，與今天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那時的外企控制了我們的交通、鋼鐵、電力等重要產業，幾大家族控制了中國的其他產業。假如今天我們在外國資本長驅直入的時候，被人家用各種辦法突破經濟安全的底線（比如，電信業如果被人家控股，比如，其他行業外資比例過大，重要領域民族產業損失殆盡），中國的經濟比重亦有倒退到解放前狀態的可能。那時，就不僅僅是“富人治國”的問題了，而是外國富人來治中國了。

但愿我的擔心，永遠不會成為現實。

中國絕不能由富人來治，只能由共產黨來治。共產黨治理的中國，工人、農民、普通老百姓，尚有希望，民族復興尚有希望，事實證明，在最重要的政治游戲“治與亂”博弈中，共產黨段位不低。

富人治理下的中國，老百姓只能重新淪為奴隸。不管用什么漂亮的“普世價值”忽悠我們，我勸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人一票的“選主”也罷，“全國直選”的競秀也罷，“新聞自由”的昏話也罷，“開放黨禁”喧囂也罷，一條也靠不住，這些花里胡哨的東西根本無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這就是“富人治村”現象給我們的啟示。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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