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筆下輝煌的帝國，從1840年開始，膝蓋殘廢了，常常跪在西方強權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個偉大的身軀站在天安門城樓，莊嚴的向世界宣告，這個跪了109年的帝國，從此重新站立起來了，并將有尊嚴的永遠站立下去。
“時間開始了”！
那天，半個中國還在蔣介石的盤踞之下。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窮寇續追，在中南，西南，兩地，續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把蔣介石最后兩支精銳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肅清，徹底擊碎蔣介石試圖依靠四川與共產黨繼續對峙的美夢。隨后西藏也獲得和平解放。
時間在毛澤東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萬萬人民的歡呼聲中、在人民解放軍消滅蔣介石殘匪的炮火聲中，開始了。那些不相信時間從此開始的懦夫們、短視者、嫉妒狂、舊王朝的衛道士們試圖挑戰時間。他們在上海搞金融破壞，狙擊人民幣，企圖用經濟金融的辦法阻擋共產黨接管政權，以為共產黨真的是他們嘲笑的“軍事上 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然而他們一切試圖阻擋時間前進的努力，在幾個月的時間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們的方法是他們奉為至寶的純經濟的。因此，即便當時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來的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開始的“時間”，跟上時代的腳步。
在內部的敵人和看客們懷疑“時間開始了”的時候，那些習慣了中國人跪著聽其呵斥的鴉片販子、戰爭狂徒、渾水摸魚者，更在新中國的大門口，以聯合國和保衛自由的名義，發起了一場威脅我主權與安全的朝鮮戰爭。相應的“抗美援朝”，的戰爭，其所帶來的好處卻是萬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義者、偽善家，以為不出兵、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國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澤東犧牲了幾十萬生命，是首惡、是個人野心。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蒼蠅們，只知道自己的營營，是“時間”最美麗的贊美詩，全然不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法則。抗美援朝的“二次戰役”之后，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后來做了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主席決定志愿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兩朝元老、時代的親歷者、參與者、締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論，營營者們，復有何言？
那些在蔣介石的中國享盡了榮華富貴的體面人物們，以為復辟的機會來臨，以為失去的江山可在麥克阿瑟的煙斗噴出的煙云中還回來，不失時機地展開了對共產黨人的暗殺和對新中國的破壞。毛澤東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向這些暗藏的氣焰囂張的敵人發起了鎮反運動。那些營營者，對數萬共產黨人鮮活的生命，沒有絲毫的同情，卻對被鎮壓的殺人者的死耿耿于懷，暴露出他們徹頭徹尾的假仁假義和對民族崛起的仇恨。他們把仇恨潑向死后的毛澤東。
延安窯洞里曾傳出毛澤東和黃炎培先生關于“周期率（律）”的對話。偉人曾以堅定無可置疑的口氣告訴這位民主人士，共產黨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于是，當黨內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顧毛澤東西柏坡時的警告，學起劉宗勉，搞起腐敗的時候，毛澤東果斷了打響了挑戰周期律的第一槍。雖然勞苦功高的劉青山、張子善，人頭落了地，但共產黨的隊伍，從此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純潔，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飄揚的更高。以純潔黨內為目標的黨內“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尚未結束，毛澤東就在黨外發起了一個旨在純潔社會經濟生活的“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毛澤東，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黨和她領導下的中國，總是那么準確的抓住要害，及時出擊。“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來許多的人們指責，但那終歸也不過是蒼蠅們的營營而已。
感謝蒼蠅們的營營，今天的人們，在這營營中，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場運動。那些被毛澤東信任和重用過的黨內黨外的人士們，下到普通者，曾辜負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共和國的希望。他們制造了事端，哭喊著要復辟失去的天堂，當毛澤東迫于黨內壓力，給他們包藏著可憐的虛偽和自尊的精神果殼，輕輕一擊的時候，他們就土崩瓦解，作鳥獸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還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澤東的臉上，則是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好在歷史無窮的嘲笑了這些沒有一點智慧的純粹的投機政客。
歷史的看，“大躍進”是前7-8年社會高速發展的慣性之使然，絕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頭腦發熱。它的客觀物質基礎是，1949年立國、三年抗美援朝取得勝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極短的時間和極優秀的效果完成、戰后國家經濟迅速全面恢復，并高速增長以及生產力在短時間里的全面提升，對生產關系提出了一個現實的要求，即改變農業的個體分散經營的狀況，改變工業生產結構和形式，向更高級的生產關系轉變。其主觀的基礎是，共產黨7-8年的所為，所取得的歷史性的進步，鼓舞了全國人民和全黨的信心，黨內雖然有陳云這樣的冷靜者，但大氣候已經決定了這樣的一次“大躍進”的嘗試不可避免。真實的“大躍進”其實是一個在農業領域糧食高指標和工業領域鋼產量高指標（制定中就被毛澤東懷疑和壓縮過）為基本標志的局部經濟領域的大躍進，并非一次社會所有層面的大躍進，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發現并糾正。但是在后來別有用心的歷史解說中，“大躍進”成了毛澤東個人頭腦發熱導致的一場全國性、全民性的大災難，并直接與后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相連接，把共產黨人主觀上所作的自我批評“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作了客觀事實，并一直這樣誤導無知卻處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們。如果我們在“大躍進”中，違反的只是經濟規律，那么我們別有用心歪曲那段歷史，則是違背了人類的理性、人類的基本良知。
毛澤東從湖南一師開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鎖國門？延安時期，他突破重重艱難，與大洋彼岸的記者們結成好友，現實的目的是讓他們在西方世界宣傳共產黨，長遠的目標則是要與遙遠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別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遺憾留給歷史？那時毛澤東希望美國有他同樣的眼光，看到未來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與之結合，而不是對立，但是這個彼此的了解，非要經過一場死傷百萬的大廝殺和幾十年的封鎖與反封鎖，才姍姍來遲。換句話說，那扇沉重的國門，是由外面的敵人關上的。鑒于實際的需要和歷史的必然，毛澤東不得不“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在打掃房子（恢復和發展經濟、加強和鞏固國防建設、改造國家工業體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時，一刻也不曾忘記請客，并將生命的最后幾年，大部分時間用在請客上，并最終把美國集團怦然關上的中國國門從里向外推開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關系的實質性變化和更廣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國決不可能找到去美國的！
馬克思的警告式預言避免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破產。但這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唯能說明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政治家和負責任的學者們，及時接受了馬克思的警告，并在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會，修正了自己的目標，并克制了一些貪婪，把普通民眾的生存也當作社會和諧最根本的一環，才避免了社會發展的斷裂。列寧在一個農奴制的蘇俄建立了社會主義，后來經過斯大林的努力，發展起一個超級工業和軍事大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毛澤東在自己的國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統治后，在經過了“三大改造”后，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也是發展，因為，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他們的目標和道路的指向和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只是在過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進行了改造和壓縮，該超越的過程刻不容緩去勇敢超越。這是實事求是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所試圖超越的，就是那個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殘酷的血腥的原始資本主義，通過社會主義的道路，去迎頭趕上現代資本主義，并最終超越現代資本主義。這里必須要對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之后，接受了馬克思的警告進行改造和發展后的現代資本主義加以區分。可以說，毛澤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并取得了實際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里說：工人創造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能量和范圍越是增加，他就變得越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變成一種更加廉價的商品。伴隨著物質世界的增值的是與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貶值。勞動不僅生產商品，他還把自己和工人作為商品來生產-與它生產商品成比例。馬克思繼續說：不錯，勞動給富人生產出美麗的東西—但對工人來說，他生產出貧困。它給富人造出宮殿，卻給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給富人生產出美，卻給工人自己產生出殘廢和畸形。機器在取代勞動，但機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種原始而殘酷的勞動中，同時又把另一些工人變成了機器。勞動生產智慧，卻在工人身上產生出愚昧和癡呆。
這是原始資本主義的真實寫照。現在，善良的人們，當你讀了這段文字，你還會否定，馬克思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嗎？你還會懷疑毛澤東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嗎？毫無疑問，毛澤東不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難能可貴的，更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者.
毛澤東以前的歷史書，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組成，即便出現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盜匪、刁民、流氓、惡棍、刺客，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有帝王將相、王公貴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貴的。出現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們是張思德、雷鋒、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黃繼光、王國藩、王進喜、陳永貴、郭鳳蓮、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們來自江河，來自草原，來自戰場，來自農村，來自工廠，來自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他們是道德星空里閃爍的星，令我們敬畏，但他們卻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之間行走，他們是我們的學生、老師、同事、戰友、兄妹、父母，他們真實、親切、高尚、脫離了低級趣味。他們是時代的代表，也是我們自己的化身。我們多少人實際上和他們達到了一樣的境界，一樣的道德。只是真實歷史不必要記下我們每一個名字，就讓他們作為代表載入史冊，就已經足夠證明“高貴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貴”，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社會主義與其說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說是作為一種人類崇高的新型道德價值體系被接納和被實踐。在毛澤東的中國，這個道德價值體系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的，是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對比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優劣之后，旨在為一個龐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臺上應有的位置，而做出調整后的道德價值體系。孫中山慨嘆中國是一盤散沙，但他基于少數人，排斥工農大眾的精英革命，最終遭到失敗，沒有完成對這盤散沙的最終改造。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倡導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誠”，它的發動者名為孔孟實是皇上，它的落腳點和最終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爾所言，古代中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這個人就是皇上。“仁義禮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溫良恭儉讓”所強調的是封建時代被統治者的個人的修養，也非國家民族精神。因之，社會因為縱向的盲目忠誠和橫向的謙讓，雖然具有一定穩定性和親和性，但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實體，尤其是沒有成為一個團結的、統一的、具有內在凝聚力的政治實體。它表面上，具有一個所謂文明古國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眾恭恭敬敬、和和氣氣，社會仿佛吉祥如意、生產蒸蒸日上、商業發達、文化繁榮，但是，它實質上是一盤散沙。這被1840年以來英國人的槍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歷史所一再驗證。1840年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戳破那層紙，讓皇帝的新衣，為普通民眾所知道而已。當毛澤東建立新中國以后才有很快得到改變，只是在經過了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手工業改造、人民公社化、還有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之后，這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才最終構建起來，并為大多數一般民眾接受和遵循，一盤散沙才漸漸成為過去的歷史。在1949年開始的時間里，過去歷史上皇上一個人的自由，終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標志是，對外擁有實質意義上的完全獨立和自由的主權，在內部則建立起主人翁的個體民眾的社會自覺，一般民眾有了國家為我，我為國家這種現代國家的公民意識。具體的表現形式則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財富在全社會進行基本平等的生產和分配，話語權基本掌握在社會普通民眾之手，那些捏著筆桿子的，或主動或被迫成為普通大眾的代言人，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即所謂三大差別在大范圍高程度縮小。更重要的是個體成員和國家結成了互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愛國家即愛自己，珍愛自己的榮譽、節操、堅信愛勞動愛人民是崇高的修養，即是愛國家，會得到國家的表揚鼓舞。對“好人好事 ”即時表揚，并授予各種相應的榮譽稱號，如光榮軍屬、先進生產者、先進個人集體、三好學生、五好家庭、學雷鋒標兵等等，都是這個互信結成的標志。隨著這個互相的結成，一盤散沙最終鑄造成為國家意志體：一個由自由意志統一起來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政治事務中最大的政治實體，最終登上了歷史舞臺。那時，我們自己形容為揚眉吐氣。
歷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時勢造出來的，有自我成長而來的。秦皇漢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時勢造成，毛澤東則是自我成長的。革命有兩種，為了自己的革命和為了自由的革命。陳勝吳廣，完不成軍令，就揭竿而起，是為了自己的革命。他們看到和覬覦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龍椅和身上的黃袍。他們在魚肚里放進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們民族的奴性。斯巴達克斯則不同，角斗場上的勝利可以讓他在羅馬君主與貴族的歇斯底里的變態的快樂中獲得自由，但他拒絕了這施舍，因為還有無數人要為那些王公貴族的變態的快樂失去生命，他要為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頭顱，握緊手中的劍。斯巴達克斯死了，被君主絞死了，但他讓最高貴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貴：自由和為自由獻身的意志。羅馬帝國動搖了，但西方的自由卻在羅馬帝國最后的轟然倒塌中在現實社會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臘哲學家的理想。這是斯巴達克斯的貢獻。毛澤東和斯巴達克斯一樣，所從事的是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繼承一份不錯的家業，做個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們高揚的所謂“人性 ”；也可以當個小鄉紳，長袍馬褂，走東串西，為鄰里鄉親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來幾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當個教書匠，搖頭晃腦，之乎者也，傳播所謂的仁義道德。但他沒有，他選擇了為自由的革命，選擇了斯巴達克斯的路。普羅米修斯以自己的死，為人類向神要來自由，毛澤東則是代表被壓迫的人向壓迫者要來自由。
1949 年前的毛澤東，容易被認作一代草莽梟雄，因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誤解為是陳勝吳廣為了秦二世的龍椅和黃袍的革命。而歷史，最終證明了毛澤東不是草莽梟雄、不是為了自己、不是時勢造出來的。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只是偉人祠里一個普通的偉人，偉人星空里一顆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們不得不為毛澤東單建一座偉人祠，歷史偉人的星空里，毛澤東成為了最耀眼的一顆，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試圖遮擋住他的光輝，但總是被他發出的光照見得更加渺小.
聯合國曾下半旗為一個白人種族曾視為狗的民族的領袖致哀。請問，毛澤東之前的中國人有誰可以獲得這個榮耀？毛澤東之后的中國人有幾個還可以獲得這種榮耀？1976年，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到加拿大，那個視毛澤東為政治宿敵的張國燾無限感慨的說：我們的時代過去了。這個“我們”，是大寫的我們，它代表的是理想、正義、自由、奮斗、歷史使命和民族的責任。但是，“我們”的時代決沒有過去。
那是一個建設的、一個理想的年代；一個高揚道德的的年代；一個人民民主自由、揚眉吐氣的時代；一個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年代；一個進取的創造了無數奇跡的、而非平庸的無所作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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