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共產主義的階級戰士應該是怎樣的：試比較切格瓦拉與雷鋒

看了滌蘋  的從10月13日烏有之鄉轉載的兩篇泛托派文章說起 這篇文章，深有所感
對其附文
共產主義的階級戰士應該是怎樣的：試比較切格瓦拉與雷鋒——————為紀念切格瓦拉犧牲四十周年而作 作者：黔進派
寫點自己的看法，語文水平不高，望諸位見諒。

雷鋒說：“黨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聽黨的話，就會開放出事業的花朵！”這是真話，因為“黨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所以才會聽黨的話。如果雷鋒活在今天，他絕對不會無條件的聽黨的話。他聽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這一個政治團體及其代言人毛澤東的話。如果這個集體蛻變了，他也會去參加另一個發出人民的聲音的共產黨。否則你用洗腦論無法解釋為何毛時代人人學雷鋒，復辟后則是傻子才學雷鋒。大多數人并不傻。

“堅決地、無條件地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恰恰是文革中被強烈批判的，黔進派卻將矛頭指向毛澤東，莫名其妙。關于文革，見下文。

“由某個第三者決定你的命運：官僚主義的全部實質就是這樣的。”-----以雷鋒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為例，以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農和雇工為例，如果把這句話當做真理，而將改變他們命運的共產黨視作“官僚主義”的話，恐怕官僚主義這個詞會變成中性詞或褒義詞。

黔進派以脫離了現實的思維模式去評價毛澤東，恰恰說明了毛澤東比任何人都理解和了解中國。
毛澤東畢生致力于建立一個平等的國家，其中又以文革為高潮。其在文革中的意義，并不是一個人，一個并不直接掌握黨政組織權力的黨魁（總書記所掌握的資源遠大于掛名兒的主席），而是一種精神象征，作為人民領袖的象征。是作為維系官僚群體與人民群眾之間平衡的紐帶，是官僚階層對群眾造反容忍的底線，同時也是群眾造反的基石。

人民自我解放的前提是徹底將靈魂中的不平等觀念驅除，否則任何一個“自我解放”出來的政治團體都不會比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共產黨高明。也不會被人所認同。
尤其是試圖推翻作為“平等”“解放”“人民領袖”與“官僚群體認同”雙重象征的：“毛及毛主義共產黨”的“自我解放”，無異于自掘墳墓。必定會被鎮壓而無人為其說一句好話。毛去世之后的所謂“思想解放”，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沒有平等觀念的“自我解放”，只可能是資產階級復辟的自我解放，右派的解放，求以金權替換官權的解放。而不是無產階級的解放。

“文化革命”、“觸及靈魂”“批孔”并不是無的放矢。

你在文革中可以選擇比毛澤東更“平等”更“革命”更激進的口號，但同時意味著超越了官僚群體的底線，意味著你跑出了毛澤東力所能及的保護范圍。藉此而來的“自我解放”代價，同樣也只能自我承擔，而怪不到毛澤東頭上去。實際上文革中所獲得的，僅僅是群眾分享權力的黨軍群“三結合”模式，也都超過了官僚群體容忍的底線。即便是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官僚群體也是層層阻撓，在各個方面不惜以怠工、不作為來阻擾群眾行使這一權力，以顯露出其的不可代替性。且大部分群眾思想認識有限（全民學哲學的目的），和長久以來對共產黨的依賴（其實是由舊社會無知群氓向社會主義新人轉變中，封建殘余思想的遺留）。又不得不將權力又交還到官僚群體手中。（而后又將其怠工、抗拒群眾分權而帶來的經濟損失說成是造反派奪權的結果）

以此基礎上奢談什么徹底交權，無異于癡人說夢。在人民普遍沒有參政欲望和政治意識的情況下（強調政治掛帥的原因），人民當然會更信任有經驗的、還未徹底蛻變、并且有著光榮傳統的共產黨官員。一方面罵毛澤東是官僚頭子，另一方面罵毛澤東不把所有權力交給人民。俄羅斯私有化進程中民眾對股權的無意識和出賣以及俄羅斯寡頭的形成，毛澤東早20年都已經看到。

稍微了解黨史的都能知道，“左”傾盲動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共產黨及人民解放事業帶來過多大的危害。毛澤東更是其直接受害者，又怎能沒有深刻認識？
可最終此類“更革命”“更激進”的口號和意識，反倒成了文革失敗的注腳，不能不說是對這些“更革命”“更激進”者們的一個絕大諷刺。

今早上陪失明的舅舅去澡堂子，和一群七八十的退休老漢坐池子里聊天。一個說養兒子不如養共產黨，另一個說就是要樹立父父子子的關系，還有一個說誰跟他說共產黨壞話他跟誰急，還有的說現在小工一天干八小時一月5~600還沒有退休工資高。
很難想象以這種認識和思維主導下的“自我解放”，會起到什么比共產黨更好的結果來？
當然，他們不是下崗工人。但在毛澤東時代，似乎還沒有下崗工人這一“職業”。
他們也沒趕上“國企搞活”的新時代。
他們也不是什么“工人貴族”，大多數至今還住在70年代建的職工筒子樓里。每月退休工資也就7~800而已。

“我不是人民的一個仆人，讓人民自己服務自己”--所以，下崗工人現在是自己服務自己了。一句“激進”的標語，也能被當做“真理”？不知我們的國企公仆們，是否也很了解這段標語。也不知雷鋒遇到共產黨前，是如何自己服務自己解放自己的。

雷鋒，無愧于共產主義戰士！因為他是毛澤東主義的戰士！是人民的戰士！

黔進派了解毛澤東，但并不理解。因為他并不了解人民，因而不理解毛澤東。于是更加不理解人民。以為聽黨話就是被奴役被洗腦，以此認識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是本末倒置。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算是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附：共產主義的階級戰士應該是怎樣的：
試比較切格瓦拉與雷鋒——————為紀念切格瓦拉犧牲四十周年而作 作者：黔進派

2007年10月9日，是國際主義革命戰士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熱帶叢林里遇害40周年紀念日。不過我卻沒有及時寫上一篇紀念文章，這不能說明我對這位戰士不敏感。約一年多前我曾在繼圣學社論壇上發表過一篇由衷盛贊切格瓦拉為理想獻身的文章，雖說當時我看人看事有過分道德化的問題，但這樣的文章無疑表達了我對切格瓦拉的推崇。后來很長時間我在天益社區和我學校論壇的會員頭像都采用了切格瓦拉頭像，這也能表明我的志趣。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拓深對切格瓦拉的追悼，尤其是，我并不把切格瓦拉作為一個不羈的革命浪漫主義者，而是還原他作為無數平凡而光榮的階級戰士之一員的形象。

大概在今年春天左右，我在西西弗書店里看到一些關于雷鋒的書，這些書的包裝很漂亮，從出版時間上看很新。突然間我想起了切格瓦拉，因為曾經在網上意外搜索到一些只言片語，似乎有人把切格瓦拉說成是“外國的雷鋒”。于是緊接著我腦袋里冒出一個問題：切格瓦拉與雷鋒有什么共性和區別嗎？這想法促使我拿起書翻閱起來。我似乎若有所想，但一時說不上來，心想趁今年是切遇害40周年，年內什么時候整理下思緒寫篇別具一格的文章。可這樣的想法卻被我這個健忘的人忘了。不過到了前天，我從圖書館借到六年前的一本書《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看到了其中有這么一段問答——話劇《切格瓦拉》的一觀眾問該劇導演張廣天“談談你對保爾、雷鋒和格瓦拉的看法”，張廣天答曰“從我個人而言，并不喜歡保爾、雷鋒、焦裕祿式的人物，因為宣揚他們，更多地是為了培養服從體制和規范的老黃牛。但是，如果體制出了問題怎么辦？我更欣賞另一類人，他們勇于改造世界，富有造反精神。格瓦拉就是這種人”。我頓時感到與這位張同志發生了振奮人心的共鳴。也直接因為此，我提起了筆。寫這篇文章，名則為紀念在天之靈，實則為探討今天有志青年應該做怎樣的共產主義者。

忠于什么？追求什么？

在我看來，雷鋒的許多品格是值得共產主義者贊賞的。例如雷鋒具有艱苦樸素、奉獻犧牲、樂于助人、迎難而上、忘我勞動、先人后己等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其中一些品質正好也是雷鋒與切格瓦拉的共性所在（不過這道德層面還是有些微妙的差別，待后評析）。但我們在繼承這些品格時，不得不注意到，雷鋒的中心追求是什么。讀者你可能會說雷鋒當然是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他自己是這么說的，官方宣傳部門也是這么說的，甚至不喜歡雷鋒的人也想當然地這么認為。然而，你只要稍微看看篇幅不長的《雷鋒日記》（網上可輕易搜索到），就會發現雷鋒實際上是忠于黨，而不是忠于什么無產階級或共產主義。是為人民服務嗎？他如是說：“黨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聽黨的話，就會開放出事業的花朵！”人民真的與黨平起平坐？或許更是黨高于人民吧？雷鋒如是說：“加強修養，努力學習團綱、團章和有關團員修養的書籍，處處聽黨的話；堅決地、無條件地做黨的馴服工具”！！“ 要能夠為黨的利益，為集體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否則就是個人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反過來說，如果不為黨的利益，那就是個人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了。可是如果按雷鋒的說法，切格瓦拉恰恰就是個人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因為切格瓦拉沒有像雷鋒那樣乖乖地無條件地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他生前不但公開批評過克里姆林宮的共產黨老大哥，而且還扔下黨政領導職務跑非洲去鬧革命了。我這樣類比是適當的，因為當年的古巴共產黨、俄國共產黨和當年的中國共產黨都一樣，是工人國家的官僚階層，有可比性。今天中國有很多左派（不止是托派）都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之所以卷土重來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復辟前的官僚特權階層已播下社會不平等的種子，同時又剝奪了勞動階級的一切民主自由。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雷鋒之忠于黨，用馬列語言翻譯出來就是：要忠于官僚特權階層。

雷鋒，雖然他自己并不是一個官僚，而只是普通群眾的一熱忱分子，但也無論如何算不上共產主義戰士。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雷鋒日記里還有這么一段話：“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和工作，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其中一些字眼，比如“永遠聽黨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連我這樣的青年人在上小學時，也還在教科書里見過這樣的話以及關于雷鋒的事跡。當我曾經是一個毛派時，甚至曾在自己的日記里引用過這句“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于是我繼續寫下去（同時也是反思）：一個階級解放奮斗者是否合適說要做某君的好戰士？從思想層面上“紅衛兵”又該如何看待？我認為，首先是無論什么情況下共產主義者都必須做獨立思考、自覺選擇，而不是盲目服從。紅衛兵實際上和雷鋒一樣都做了工人國家官僚極權制度的犧牲品，紅衛兵懷抱著對社會平等理想的熱切追求，然而一開始他們就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至始至終不曾懷疑過毛澤東思想這個如日中天的共產主義運動終極真理。1967年底湖南“省無聯”的楊小凱只是提出了處于萌芽狀態的異端理論（還沒法脫下毛澤東思想外衣），就被“中央保守派”和“中央造反派”聯手鎮壓于無形了。從表面上看，1966年的紅衛兵似乎比1960年的雷鋒要更“激進”更“富有造反精神”，但與其說這是個人精神氣質不同使然，不如說是時代條件不同使然。21歲的雷鋒如果活在1966年，或許正是當時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雷鋒與紅衛兵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他們把自己完全托付給了毛澤東這個頭號官僚獨裁者，首先是連自己的獨立精神也出賣給了官僚統治者。

那么切格瓦拉忠于什么？追求什么呢？我認為切是一個徹底追求無產階級解放利益的奮斗者，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當然，我并不認為切真的像法國哲人薩特說的那樣是個“完人”，即便在他長成為一個革命者時，他仍有相當大的局限性：例如他后來一直信賴官僚化的古巴共產黨，而沒有認識到必須重建階級先鋒隊；例如他對當時工人國家的官僚特點有種種不滿，但卻不能提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替代方案；又例如他的游擊中心論實質上是鄉村小資產階級的斗爭方式（這當然不是說他本人是小資產階級）。但我仍然認定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僅僅因為且正是因為他真正將無產大眾的解放利益作為自己至高無上的追求（這種追求的純粹性表現在沒有任何“黨”或“偉大領袖”能作為代名詞）。因此，你能看到這位阿根廷醫生，投入危地馬拉革命，而后又領導古巴革命，做了部長還不安分，批評這批評那甚至批評蘇聯，跑去剛果鬧革命，最后在玻利維亞打游擊，直至壯烈犧牲。這似乎很自由不羈，很理想主義，無視任何權威，似乎還有點羅曼蒂克的小資情調。其實這其中貫穿著一條始終不渝的革命紅線：為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利益而斗爭（純粹、徹底、真正意義上的）。后人們喜歡把切格瓦拉塑造成神話史詩般的人物，但是只要你真的像切一樣追求成為階級戰士并從階級戰士的角度來審視切自己，就會發現切絕對不是空前絕后蓋世無雙的絕代巨人，而是歷史上、現實中千千萬萬階級戰士的一員。

歷史上不乏這種革命者，他奔走四方，浪跡天涯，實質上始終以世界革命——天下普羅大眾之解放為己任。19世紀闖蕩歐洲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正是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無產階級獨立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的忠誠模范。也許知道的人不多，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無產階級戰士們之所以發動十月革命直接為了促進世界革命尤其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動。在1917年8月莫斯科地區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干部別林斯基闡述了一個當時黨內根本沒人會懷疑的道理：“如果在民族國家范圍內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我們就沒有出路。索柯爾尼柯夫說得對，俄國革命只有作為一種國際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在俄國，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但是，如果歐洲開始了革命，我們就要跟著西歐走”。幾乎與此同時基輔代表會議上，得票最多的著名革命領袖皮達可夫則說：“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強調說過，俄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完全取決于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因此，我們正在進入不斷革命的階段……唯一可能拯救俄國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將為社會變革奠定基礎”。（參見托洛茨基《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回過頭來看切格瓦拉，他的形象之所以被突出、被追頌不是偶然的，這種現象表明了人們對斯大林式“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民族保守主義罪惡和官僚化墮落過于長久沉悶后出現了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激賞。在這種意義上能夠與切相提并論的，只有1920年代起就開始與蘇聯官僚集團進行獨立的不屈斗爭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幾千名死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和其他刑場上的革命戰友（他們其實已構成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我看來，切既不是空前的，更不是絕后的。與切同時代的第四國際活動家埃·曼德爾也是一位徹底的共產主義戰士。（有興趣可看看對曼德爾的悼念文章）。上文中所有這些革命者其實有非常大的具體差別，他們有無政府主義者，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切這樣的游擊中心論者（他的追隨者們早已被稱為“切格瓦拉主義者”）；他們有的活躍于講壇、從事著述論戰和宣傳，有的拿起了槍桿子成為一個普通戰士，有的直接參與領導革命，或者這些斗爭方式兼有之。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忠于無產階級的解放利益，他們心中容不下任何無可置疑的現實權威。僅此一點，我們可以衡量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真偽高下。

為人民服務？讓人民自己服務自己！

在中國說起“學雷鋒”，人們很可能首先理解為“學雷鋒就是要多做好事，樂于助人，為人民服務！”的確，自從1963年3月5日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四十多年來，每年的3月5日成了全民學習雷鋒、效仿雷鋒為別人做好事的紀念日。學雷鋒運動成為一種政治運動。不過在我童年記憶中，學雷鋒就是義務掃大街、去孤兒院敬老院打掃衛生，就我來說還是比較自覺樂意的，因為做這些事總還對社會有所益處。但是，不妨把話說得尖銳點，這種雷鋒精神的具體實行并不比比爾·蓋茨設立慈善基金濟貧扶困進行社會改良更有意義。因為他們都是強調一個由人民的外在之手去服務、幫助人民，而人民只負責感恩戴德、擁護支持，而并不幫助群眾發展自己批判的自主個性和獨立的覺悟以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互助（在雷鋒時代的中國，要在共產黨的監獄之外提出獨立的異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你要做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下場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二十多年的中國托派共產主義者，即使他們出獄后也沒有被人民中國的當權者認可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直至人民中國被新民國取代）。在我看來，對于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來說樂于助人還不如在社會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實現人民群眾的集體主義的自助。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他從抽象意義上否定勞動民主政權的必要性，而無產階級不用自己的方式掌握國家機器就根本無法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但他的互助論正是基于群眾組織的自由發展基礎上的集體主義社會合作，這不知比單方面的“樂于助人”高明多少倍，因為這種方式不是孽生人民的奴性，而是增長廣大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

為人民做好事，這種單向度的倡議恰合官僚階層自身改良的本位價值觀。官僚階層本身就是一個表面上獨立于并且高高凌駕于人民群眾的一個社會階層，但實質上官僚階層無法獨立，它必須靠一定的階級關系來標定自身立場，它不是被無產階級國家的公有制經濟逼著前進，就是被有產階級拉進懷里。應該說20世紀所有那些斯大林主義式的工人國家都具有自身改良的傾向，包括某些人（特別是像保羅·斯威齊那樣的崇毛派左翼分子和今天中國許多所謂新左派毛左派）所想當然以為刻板僵化的蘇聯。早在被一些人神圣化了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年前，托洛茨基就在其不朽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在蘇聯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擊「官僚主義」的話，說它是一種壞的思想習慣或一種壞的工作方法。（這種攻擊常常是從上至下的，這正是上層自衛的一種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當作一個統治階層來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數目和結構，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權和貪欲，也看不到它從國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據說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曾提過一次“官僚主義階級”，不過他后來再也沒有提過；即使在文革中，他也只是說要對付的是5%的干部，其余95%是好的，1969年甚至更早開始毛澤東就一直試圖使絕大多數干部恢復工作，包括1973年令“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毛澤東似乎是工人國家官僚層中最激進的分子，然而他卻證實了托洛茨基的批判：即使是毛澤東也從來不把官僚作為一個統治階層而進行一種要作為戰略行動基礎的考察。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對于他所效忠的官僚特權階層來說是相當明智的，就他自己來說也是必然的。

自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黨內那場大分裂以來，毛澤東就拒絕了共產主義左派的綱領，而投靠了斯大林主義的政治路線（雖然這并不妨礙他反對斯大林及其羽翼的親自指揮），1952年為向莫斯科獻媚而對托派的鎮壓及其后一系列思想政治文藝方面的一元化清洗則徹徹底底斬斷了他傾向革命無產階級立場的任何可能性。毛澤東的追隨者習慣以毛澤東的清廉儉樸來說明毛澤東不是一個官僚。這種說明是非常表面的。杰出的俄國共產主義者亞·米·柯侖泰用一句十分簡潔的話指出：“由某個第三者決定你的命運：官僚主義的全部實質就是這樣的。”（見其著作《工人反對派》，1921年）毛澤東不可能不理解這個實質，因為他曾在文革中一度鼓吹過群眾自我解放這樣的話，但群眾從來沒被批準過擺脫毛澤東思想這個絕對權威。毛澤東及其同僚們按自己的意志推崇雷鋒，宣傳喇叭特別注重雷鋒說過的“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就這樣，毛及其所屬官僚特權階層領導著萬千精神奴才組成了官僚主義的統一戰線，共產主義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用激進的辭藻來麻痹瓦解獨立的階級覺悟。當毛時代的全部實踐落下帷幕時，我們完全可以說毛澤東是個狡猾的騙子，他非常明白必須遏止無產階級的覺醒，否則官僚階層就不能安全地實現有限改良（1967年1月當爭取“上海人民公社”的合同工運動出現“打倒張春橋”的口號時，毛毫不猶豫地指示解放軍前去“指導”，美名其曰“支左、支工、支農”，其實真正有的只是“軍管、軍訓”，那是解放軍第一次正式介入文革）。官方主導的學雷鋒運動的全部內容都是指向這個本質——改良官僚階層自身（首先是在人民心目中改善黨政軍官僚的形象），保證人民馴服于統治秩序、政治權威和各種強迫性的義務。

然而，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己任的普通勞動群眾，例如雷鋒以及許多學雷鋒的群眾，他在勞動奉獻（義務）中客觀上也是為了自己——作為勞動大眾的一分子——服務。從這個現實性出發，著眼于無產階級的解放利益，我們不如丟掉“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而借鑒1968年5月運動時寫在法國巴黎的墻上的一句話：

“我不是人民的一個仆人（也不是他們自作主張的領導）。
讓人民自己服務自己。”

從這種覺悟性來看，切格瓦拉真正是比雷鋒要高大得多。雷鋒的“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永遠忠于黨，忠于毛主席”“ 處處聽黨的話；堅決地、無條件地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些極端奴顏媚骨的話，切是絕對不可能說的，這并不是因為他的浪漫主義或什么自由主義氣質，而恰恰是因為他堅強不屈的階級覺悟。切不會盲從任何偉人，盡管他十分尊敬卡斯特羅，但以他的品格絕對不可能號召古巴人民“永遠跟黨走，做卡主席的好戰士”。相反，切說，群眾“并不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批同屬一個范疇（而且是被一個硬建立起來的制度拉平到同一范疇之中）的分子的總和，像一群馴服的羊們。的確，他們毫不動搖地追隨自己的領導人，主要是追隨菲德爾·卡斯特羅，但是他所取得的信任，其程度是與他充分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的，與他為了履行自己作的諾言而進行的真誠斗爭相符合的”（《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1965年，如不特別說明，以下切的言論均出自該文）。我保留對卡斯特羅的異議不在此做闡述，只需注意切自己的理解。就他們各自理解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雷鋒遠遠不及切的階級覺悟。如果連獨立的思想和個性發展都沒有，那么就不可能有撞出火花的爭鳴，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立場更是談不上的。看看《雷鋒日記》（雖然我早就見過類似的言論），有時想起來仍是很可怕的：“黨和領導叫怎樣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黨的指示去做。這樣，就是有再大的困難，也有辦法克服；再艱巨的任務，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脫離了領導，不聽黨的話，光憑個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難做好的，甚至要犯錯誤。”然而切格瓦拉是完全另一種態度：“倡議一般來自菲德爾或是革命的最高司令員，然后向群眾解釋，由群眾加以接受。另外一些時候，黨和政府吸收一些局部的經驗，通過同樣的程度加以推廣。但是有時國家是會犯錯誤的。當犯這樣的錯誤的時候，就可以看到，由于組成集體的每一個分子熱情的減低，整個集體的熱情也減低了，工作就停頓，一直縮小到舉足輕重的程度；這就到了要糾正的時候了”。盡管切格瓦拉似乎從來沒有把無產階級民主作為一個綱領要素或原則問題提出來，而且他與雷鋒一樣有一種道德化理想主義化的不良傾向（過分的理想主義有時會促進反民主的精英主義），但他決然不像雷鋒之類的極權主義順民那樣完全無視作為有獨立意志及自身動力的無產階級群眾。他始終強調在客觀因素和外在因素之外，必須使群眾“由自覺的行動來完成”解放運動。在切格瓦拉留下的文獻中尤其值得珍視的是這樣的話：“雖然還缺乏制度（這是應該逐步克服的），現在群眾已經作為許多為同一事業而斗爭的個人組成的覺悟的集體，而在創造著歷史。在社會主義下，人雖然表面看來是標準劃一的，但卻是更加完全的；盡管缺少完善的一套辦法來保證，但人有了無限的大得多的可能來表現自己，使自己在社會機關當中能被人感覺到。這必須使他進一步自覺地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參加一切領導與生產的機構，而且使他把這一點同對技術與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的認識聯系起來，從而使他感覺到這幾件事是密切相關的，是齊頭并進的，這樣，他就會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就等于說；他把異化的枷鎖打破了，他作為人來說，是充分完成了。”總之，我們在切的思想中看到了完全不同于“為人民服務”這樣簡單可疑的教條，切格瓦拉追求的是——盡管因為理想主義化以及無產階級民主的缺席而顯得有些無力——人民自我解放的共產主義革命，但這一點恰恰是把自己命運完全托付給黨國偉人的雷鋒們想都不可能想的。

雷鋒精神（不論按其本意還是按宣傳出來的形象）的核心實質是極權主義，強調對秩序的盲目服從和任勞任怨的奴才精神，因而它能夠被官僚墮落的人民中國捧上天，也能被復辟后的新民國的有產權貴們以新的形式繼續鼓吹。而切格瓦拉這個站在底層立場上的造反者，這個以階級解放為己任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個高貴的奴隸角斗士！），在毛時代卻被欽定為修正主義而遭遇批判（之所以大加批判不是因為官僚集團真的很重視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因為它的特權利益決定了它無法容忍任何超出它控制權和解釋權的異端，哪怕同是共運陣營的），在今天則繼續受到和諧資產階級主流的冷眼旁觀。以敵人的態度為尖銳的反光鏡，照出了切格瓦拉與雷鋒的鮮明待遇差別，這一點就足夠令人長久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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