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進黨：究竟誰“占領”了誰？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10-12
（本文大意：十七大前夕，民營企業家們激烈地競逐各級黨代表，成為“一種政治現象”。“這一切，早有安排”，是“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是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必然結果。“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的信息，并非在中共十七大前夕才由中共高層人士“頻頻釋放”，民營企業主的政治之舞早在世紀之初就拉開了序幕。“占領者”未必就是勝利者。附主要參考文獻索引。）
老板進了黨，俺們心變涼。
問聲毛主席，心傷不心傷？
----民謠
“老板進黨”，說來話長，但不妨刪繁就簡，只從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的“一種政治現象”說起。因為，事、時俱進，早過了討論老板可以不可進黨的時節，到了探討究竟誰“占領”了誰，“占領”了以后又在干什么的時候了。而且，作為話頭的這“一種政治現象”，也并不是我的獨家發現，而是官方的深刻觀察。這是作文的一個重要原則。觀點可以自己來負責，論據卻只能來自官方。本文議論的全部憑據，就都是來自《人民日報》《南方周末》這樣主流媒體應時的新聞及述評，絕無半點民間傳言或個人臆測。還有一點必須的說明：主流媒體的《新社會階層人士登堂 11.5%人口掌管10萬億資本》（2006-09-12），《民營企業主競逐黨代表》（2007-05-10），《新社會階層具有八大特征 多數是非中共人士》（2007-06-11）等新聞述評中，多有涉及中共及國家高端人士處，其意當在彰顯權威，刻意導向，故本人亦不敢曲為尊諱，妄自沒隱，只能一一照錄。
十七大前夕，民營企業家們激烈地競逐各級黨代表，成為“一種政治現象”。
在浙江溫州，中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城市，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干部承認，對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額分配，由于競爭太過激烈，名額一再增加。
參加中國共產黨十七大的“雙新組織”（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全國代表，在浙江則只有1名。無疑，到北京和執政黨領導人“共商國事”，是浙江民營企業家的強烈愿望，競爭更趨激烈。
“黨代表選舉的競爭的確很厲害。”新雅投資集團的黨委書記陳如奏說。每逢黨委換屆，為了爭取成為黨代表，個別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辦法”。58歲的陳如奏，3年前是蒼南縣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2004年2月，在新雅集團董事長鄭步良的反復要求下，經溫州市委批準，他提前退休，轉到新雅集團擔任政治處主任兼黨總支書記，“主抓黨建、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現在，他作為新雅集團的黨委書記，成為蒼南縣民營企業中罕有的三個溫州市黨代表之一。浪莎集團董事長翁榮金自己是義烏市政協常委，弟弟翁榮第是金華、義烏兩級人大代表，翁榮金還是全力以赴，讓弟媳陳筱斐成為義烏兩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之一，進入執政黨的核心。而樂清低壓電器兩大巨頭的“正泰”和“德力西”兩大集團，其黨委書記是這樣產生的：“正泰”集團先是請到了玉環縣的縣委宣傳部長顏闕忠做黨委書記，在“德力西”集團請到了溫州市市級官員、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鄭達東擔任黨委書記之后，“正泰”集團就另請了溫州市委宣傳部的原常務副部長林可夫成為正泰的副總裁。與溫州眾多企業主交往密切的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教授馬津龍指出，“常務副部長比副部長地位更高一些”。
以上，是《南方周末》對“十七大前夕民營企業家激烈競逐各級黨代表政治現象”的簡要記述。然而，這種“政治現象”是怎樣形成的呢？民營企業家何以爆發出這樣強烈的政治愿望，何以展開這樣猛烈的政治行動呢？
答案是現成的。在“民營企業家激烈競逐各級黨代表”熱潮中的溫州華威電器公司總裁曾憲光，作為“政治現象”中的一個突出代表，絕對令還有些不知所以然的人們豁然開朗。2007年2月27日上午9時，溫州市十次黨代會召開，曾憲光總裁作為溫州市“雙新組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會議。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位老板坐上了中共代表大會的主席臺。不過，他對這一切并不感到突然，曾憲光對自己所獲得的殊榮是早有預兆的。溫州市委組織部的官員承認，此次曾憲光能登上主席臺，就和新的政策風向有關。“這一切，早有安排。”
話頭得往前提一提。2006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新世紀新階段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加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成為會議的一大亮點。中央黨校黨建研究專家葉篤初向《第一財經日報》發表談話說，“現在如此強調對非中共人士的培養任用用意是很明顯的，我們需要廣攬新社會階層人士，直接參與國家的治理，與執政黨一起挑起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 他指出，2006年上半年來，中央與地方的非公人士培訓頻繁，這體現了黨對這一群體的關心和重視，“表明了黨的一個政治態度，也給新社會階層指出了一個大的努力方向，同時是為迎接十六屆六中全會做準備。”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界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目前全國私營企業有450萬家，投資人1100萬,自由職業者約有1000萬。 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從業人員人數已超過1.5億，約占總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的官方概括迅即傳遍全國全世界，成為至今未有任何變更的，對“新階層”最權威的階層分析與評價。2006年10月，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確提出了新的概念：“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不到一個月后，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文件首次特別規定，省區市要有適當數量的“雙新組織”黨員代表。而黨員民營企業主，正是“雙新組織”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此后不久，中國共產黨高層多次通過各種公開場合釋放對新社會階層人士的善意。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再次強調，黨代會代表不僅要有先進性，也要具廣泛的代表性。“要按照中央精神，堅持代表的結構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構成比例，盡可能做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為科學合理，使廣大黨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還有文件明確強調“廣泛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需要，是鞏固和發展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需要，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需要。”這就更將“廣泛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上升到了“階級基礎”的新高度。
這些信息很快被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隨之而來的就是十七大前夕民營企業主對黨代表的激烈競逐，溫州華威電器公司總裁曾憲光也就鶴立雞群，成為競逐成功的一名突出代表。
不過，“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的信息，并非在中共十七大前夕才由中共高層人士“頻頻釋放”，他們的“嗅覺”似乎并不多么“靈敏”。2001年7月1日，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第一次把民營企業主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承認了他們勞動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應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隨后的十六大很快做出回應，把黨章中黨員發展對象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雖然其中并未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但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就包括民營企業主。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正式召開，江蘇遠東集團總裁蔣錫培等5名民營企業主黨代表在北京集體亮相。民營企業主的政治之舞由此拉開序幕。2004年的中共中央發展黨員工作會議，就要求廣泛吸收非公企業主入黨。只不過是“民企老板想戴上黨員的‘紅帽子’，仍須縣級以上組織部門把關”。 同年4月8日，中央下發的《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定》中明確規定，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人員可以參加報考公開選拔。而更早一點的2003年，重慶民營企業家尹明善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家擔任省級高官的第一人，這是一次有標志性意義的當選。胡潤曾對2005年的中國100富豪作過所謂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結果是，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9位，全國政協委員16位，占總量的25％。媒體在歡呼“紅色資本家”時代到來。《鳳凰資訊》提供的“黨員成分變化”數據是：從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8.7％下降到11.1％。農民從46.9％下降到31.7％。解放軍從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會經背景的黨員數量增長很快。通常所說的“白領階層”（包括管理層和技術人才）背景的黨員已經占了21.4％。私營企業主（或資本家）占了5.1％。十七大前夕“當選”了各級黨代表，登上了黨代會主席臺的民營企業家們，可能還囿于自家一派一系的勝利，然而，他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們代表的是1870萬私企與白領黨員呢。
十七大前夕，新當選浙江省黨代表、忠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姜忠義可能要比別的民營企業家要高明。他說，在民營經濟成為主導的溫州，“如果我們共產黨不去占領(非公領域)，其他組織就會去占領”。我以為姜代表說的非常之好。他的話好就好在其中的“我們共產黨”充滿了“占領”意識，充滿了代表中共說話的主人翁意識，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執政意識，對于我之“究竟誰‘占領’了誰”這一題目，做了最好的回答。黨門洞開，開門揖“私”，延為貴賓，后來居上，當仁不讓了。
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贏得了“占領”之役的“我們共產黨”，在怎樣盡著“占領者”的責任吧。
前方提到的58歲的蒼南縣前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現新雅集團的黨委書記，蒼南縣民營企業中罕有的三個溫州市黨代表之一，認為：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企業主熱衷黨代表選舉還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黨代表的“牌子”有用。無論對于企業還是企業主個人的信譽，它都足以成為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產。新雅集團董事長、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選人鄭步良舉例說，新雅集團此前曾在蒼南龍港鎮投資3.5億元，打算在310多畝土地上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引發當地居民不滿。但他在黨代會上，“與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對，解釋了征地的問題”，事情就很快解決了。
不少溫州民營企業主受訪時，仍會經常提起悲愴往事。1982年，開放不久的中國，啟動了“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當時在樂清聞名一時的溫州民企“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進了監獄。二十多年來，對“八大王”們的遭遇某天降臨自己身上的擔憂，如陰霾籠罩，一直盤旋不去。但是進了黨，當了黨代表，就能“更準確地把握黨的大政方針、及時調整企業戰略”了，雖然口頭上不便說，但“政治的安全感”無疑是最重要的“感覺”之一。
但是，要最好地回答“民營企業主”進了黨，當了黨代表，上了主席臺，“占領”了以后干什么這一問題，單聽企業主的還不夠，要上升到理性認識，非聽一聽黨建專家的解讀不可。溫州眾多企業主交往密切的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教授馬津龍認為，“民營企業主參選黨代表，還出于經濟考慮。”“企業主都是利益至上。” 中央黨校教研部王長江教授在一份對溫州民營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報告中承認，企業主對黨組織和黨代表的靠近，更多地出于利益。“有的企業主，是為了擺擺樣子，提高企業知名度，有的讓企業黨組織去做那些得罪人、自己不愿做的事。” 這將“占領者”的德性說得未免有點卑鄙，但此系黨建專家理性分析，不可令其自行淹沒。
不過，這還只是“占領的初級階段”。時光在飛快地流失著，轉眼間，2006年過去了，2007年過去了，2008年也過去了。在飛快的時光中，“占領者”們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大刀闊斧地深化“改革開放”。經過十多年的奮斗，林權私有化雖然“遲到”但實現了。接著就是“不管你歡迎還是不歡迎，農業資本時代到來了”，丈量田畝，頒發憑證，流轉土地，“第二次土改”開始了。只是世界資本帝國賞給中國“新階層”的“歷史機遇”較為短暫，55國聯軍其勢洶洶，不約而同，打上門來了。這是新世紀的2009年，“新階層”登堂入室之后的第三個年頭。
但這并沒有什么值得悲觀的。長期觀察“政治格局中的民營企業主階層”的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董明則對民企參政就顯得頗為樂觀。她說，“我認為利大于弊。”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的邊界和政治的邊界，肯定要重疊。商人不可能是純粹的商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紳商’的出現和發展已證實這一點。”這就是說，董副教授認為，中國眼下的“新階層”的優秀代表，終究是要“發展”成為“19世紀末、20紀初中國的紳商”的，既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又操控著朝廷的政治綱領，還教化著社會的文化取向。這不是倒退，沒有出路的才叫倒退，這叫與時俱進。而且，2009年3月間，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主編的《中國私營經濟年鑒（2006年6月—2008年6月）》也顯示，雖然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是私營企業主參與政治的最主要方式，并且這兩類成功人士總計有2101人，占受訪企業主的51.1%，但在受訪的1372名黨員私營企業主中，擔任各級黨代表的也達到了28.3%，其中省級黨代表和全國黨代表分別有15人和7人。盡管中組部和統戰部早在2000年3月就曾經聯合下發文件明確規定私營企業主不得擔任黨政機關領導職務，但從工商聯本次調查來看，這些規定在實踐中已有明顯的“突破”，結果顯示有205名中共黨員企業主進入了地方各級黨委領導機構，占受訪黨員企業主總數的14.9%，其中擔任省級黨委委員的有4人，擔任縣鄉兩級政府副職領導的有61人。
“占領者”就是“占領者”，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驕傲、自豪，頤指氣使，指揮倜儻，以本來主人居。但利弊總是并存，天下沒有只有手心或只手背的手。另一方面，“占領者”的豪氣也會令他們腳底下的人們感奮和覺醒，爬起來，從“占領者”手中奪回失去的一切。“占領者”未必就是勝利者。
主要參考文獻：
《新社會階層人士登堂 11.5%人口掌管10萬億資本》人民網 2006年9月12日
《民營企業主競逐黨代表》 2007-05-10 16:08:08 來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呂明合 黎誠
《新社會階層具有八大特征 多數是非中共人士》
人民網記者 葉曉楠 紀雅林2007年06月11日02:3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去年中共發展新的社會階層黨員10773名》 2007-10-14 22:15:44 中國新聞網
《十七大與中共的發展方向》 鳳凰網 鄭永年（專欄）
《調查顯示兩百多名私營企業主已進入地方黨委》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7日03:47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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