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市騷亂與中華復興
潘雍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今年七月五日，烏魯木齊發生了維吾爾族群主要針對漢族人群的大規模的暴力事件，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員傷亡。當地人民政府迅速平息騷亂，烏魯木齊的社會穩定形勢和生產生活秩序基本恢復常態。近日在烏魯木齊市又頻頻發生的「針刺恐慌」事件。9月2日、3日，一些群眾因此在市區部分地區聚集游行，要求嚴懲犯罪分子。在聚集游行過程中，少數群眾情緒激動、行為失控。據新疆公安部門通報：截至9月3日已造成14人受傷住院、5人死亡，包括公安、武警及無辜群眾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關負責人表示，連續發生的「針扎」案件，是烏魯木齊「7•5」事件的繼續，是“三股勢力”即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策劃制造的重大惡性犯罪事件，其罪惡用心是挑起民族對立，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族團結，制造民族分裂。
毫無疑問，“三股勢力”是烏市騷亂的幕后主要黑手。但有如下疑問：（一）就人數而言，“三股勢力”只是一小撮兒，何以能掀起如此大的波瀾？（二）“三股勢力”存在已久，為何既不早，也不晚，偏偏在今年的七月，在烏魯木齊引發騷亂？事實上，作為一個局部的社會動亂，烏市騷亂發生的時間、地點和規模，都不是偶然的隨機事件，而是事物合乎規律發展的必然結果。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利用國際資本，引進外國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努力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本質上講，這是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主要表現包括：（一）社會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二）資本決定著人們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相互關系，決定著勞動成果的分配。（三）在社會生活中，資本決定著社會資源的占用和政治特權的享有。（四）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資本決定著價值判斷的標準。（五）從影響的范圍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廣泛而深入地進入中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深刻地改變了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存狀態和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貧富日益懸殊。
由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勞動成果按照資本的大小進行分配，必然導致貧富分化。所謂的貧富分化，就是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手中，而其他大多數的社會成員相對或絕對地越來越貧困的過程。從本質上講，貧富分化的過程就是階級分化的過程。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已頗似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字塔型。金字塔的下層，是人數眾多的被稱為＂弱勢群體＂的廣大民眾。他們的生活相當窘迫，稍有風吹草動，就有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因窮極而挺而走險，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自２００７年，以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萎縮誘發的世界性嚴重經濟危機，方興未艾，嚴重沖擊了中國的經濟活動，隱性失待業率大幅飆升。為了應對這場危機，今年上半年，中國已經向流通領域內投放了７.３７萬億人民幣，超過了０６、０７兩年之和，也超過了０８年４.８萬億。一方面，擴大內需，減小對外貿的依賴，促進生產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造成人民幣對美元嚴重貶值的既成事實，挽救出口頹勢。然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盡管政府嚴格控制國內的糧食和豬肉價格，糧食價格不到國際糧價的三分之一，但是，水、電等其它生活必需品都出現了大幅上漲。通貨膨脹是洪水，最先淹沒的是金字塔的下層。下層民眾人心惶惶，怨聲載道，怒氣沖天。
烏市騷亂是“三股勢力”通過造謠惑眾，煽動起來的民族沖突。然而，“三股勢力”的煽動是外因，只是事物變化的條件，不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本質上，烏市騷亂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通過民族矛盾沖突的曲折反映。目前，中國社會矛盾激化是普遍性的，為何首先在烏魯木齊暴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新疆是中央政府統治的薄弱的邊遠地區。（二）新疆是“三股勢力”和其它國際反華勢力滲透最為嚴重的地區。（三）新疆是民族眾多，民族之間的矛盾錯縱復雜的地區。（四）新疆是社會經濟和社會保障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下層民眾的承受力較差。
總之，烏市騷亂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烏市騷亂是壞事，也是好事。說它是壞事，因為它造成了重大的人民生命和財產損失。說它是好事，因為它暴露了矛盾，讓人們警醒，及早采取行動，避免更大的損失。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處在關鍵時期。祖國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條件。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就必需敢于正視矛盾，并善于分析矛盾，積極妥善地解決矛盾，不斷自我完善和進步，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完成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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