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六十周年，人民群眾忙著紀念新中國的光輝歷史，而資改派忙著搞“特別是”腰斬新中國，資改派為什么要盯在“特別是”上呢？是因為要徹底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使當代的人們無法對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產生印象和認識，因此無法使人們通過前后三十年的種種社會現象的對比，認識到資改派的三十年來所有罪惡。
可以說，“特別是”就是一道阻止人民群眾認識歷史認識現實的墻，把歷史的真相與人民群眾隔離開來。使改革開放失去真實的前三十年歷史作為參照物，而以資改派徹底篡改的前三十年歷史作為參照物，來彰顯資改派的光榮正確，偉大不凡，盛世偉業。
人民群眾或許看不清真實的歷史，卻能看清真實的現實。中國真實的現實是怎么樣的呢？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五大危機同時存在的殘酷現實。
第一，經濟大危機。三十年來，資改派所建立的對外殖民地經濟模式和對內奴隸經濟模式雙循環經濟體系，造成了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和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0.04%的人口掌握了70%社會財富，占人口95%的勞動者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起老；中國的各種資源被提前透支，中國的主要經濟領域工業農業科技事業完全失去獨立性，中國的自然環境完全被破壞，以后的中國人將處于無以為生的悲慘境地；資改派完全依靠出賣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換取西方國家的支持，主動服務于了美國依靠所謂的“金融危機”掠奪他國財富的陰謀，通過資本手段，將中國的股市和樓市變成美國和西方的提款機，造成中國股市在一年內暴跌70%，大量社會財富被西方金融寡頭掠走；資改派又將中國近兩萬億美元的公共財富無償交給美國，使中華民族蒙受了無比慘痛的損失；最后，通過增發天量的銀行信貸，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危機轉嫁到中國人民身上，人為地制造著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使中國人民處于經濟崩潰和大蕭條的極端危險之中。
第二，政治大危機。資改派將人類歷史上民主和自由的最高成就《七五憲法》完全否定，廢除了中國人民的監督官員和社會運行的“四大自由”，廢除了中國人民的罷工權(當代世界，除當前中國憲法外，再無第二個國家的憲法中敢于剝奪人民的罷工權)；從這個意義上看，資改派已經否定了孫中山的新舊三民主義革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等于完全否定了中國近代革命史，使中國倒退回清末洋務運動時代；資改派所建立的官權社會管理模式，使中央集權失去了對官權的約束，造成官權林立，民權喪失殆盡，使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統一運動的成果化為泡影；官權林立，失去制約，造成了無官不貪，沒有最貪只有更貪的的惡劣政治環境，造成了中國人民與各種大小官僚之間的矛盾極端尖銳；資改派為了維持官權體制和將貪腐所得變成合法，在美國中情局的指揮下，四處串聯簽署《零八憲章》，密謀發動顏色革命，通過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所謂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妄圖使自己從當代資改專制體系中的貪官搖身變成新國家的合法民選官員，實現自己貪腐利益的合法化，中國的政治大危機一觸即發。
第三，社會大危機。資改派對中國近代歷次革命的正義性和道義性，必然性和群眾性，進行徹底的顛覆，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妖魔化為成民族的墮落和歷史的倒退。將中國歷史同樣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最偉大的大眾民主先驅，最偉大的勞動思想者中共和新中國的創始人毛澤東主席妖魔化成封建帝王。資改派公然為歷上一切反勞動人民力量，反革命力量和反動派人物，漢奸賣國賊翻案，如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汪精衛，以及中共里的工賊等惡貫滿盈的民族敗類；資改派掌握了中國全部的宣傳機關，輿論工具，以此極力推行美國中情局所制定的《十戒》，人為制造思想混亂和社會混亂，擾亂中國勞動人民的斗爭性，瘋狂傳播漢奸文化，儒家文化，市儈文化，流氓文化，犯罪文化，黃色文化，封建迷信文化，變態文化，意圖利用這些垃圾文化毒害中國勞動人民的反抗思想和斗爭覺悟。造成中國當今社會道德完全失去標準和底線，社會環境極度惡化，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不曾出現的社會大危機。
第四，主權大危機。外交上，資改派推行永不出頭的鴕鳥政策，美其名曰“韜光養晦”，實則是“不戰而降”。拋棄了世界勞動人民的道義領袖和革命堡壘地位，拋棄第三世界兄弟，拋棄朝鮮，停止對蘇東修正主義集團的批判，最終成為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背叛者，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背叛者，資改派以自己的主動投降完全否定了20世紀人類的全部革命成果，造成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雙雙落入低潮；中國資改派主動投降，把中國變成西方的廉價產品加工廠，極大地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剝削一體化進程，三十多年來，西方社會的一切繁榮和富裕完全來源于中國資改派的投降。由于中國資改派的投降政策，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外交失敗和主權淪喪。從默認美國向臺灣售武換取中美建交開始，銀河號事件，駐南使館被炸事件，臺海危機，南海撞機等等喪權辱國的外交失敗，以及藏南領土，中日東海，鄰國蠶食南海等等領土淪喪事件層出不窮，中國落入了清朝末年都未曾出現的四面八方全部“反華”的外交困境，出現了西方的社會具體組織和個人成員如力拓公司和cctv新大樓交配樓的設計者庫哈斯都可以隨意玩弄中國國家主權的空前絕后現象，出現了清朝末年都不曾出現的“西方列強”與“東方諸弱”聯合欺壓中國蠶食中國的主權大危機。
第五，民族大危機。資改派人為制造民族不平等；極力拉攏和扶植新中國成立后被各少數民族勞動群眾所打到的舊統治勢力，如達賴農奴主集團等，和資改派所支持的新的少數民族先富勢力，如熱比亞資本家等；最終使藏獨疆獨分裂集團力量迅速膨脹，擁有制造大規模流血事件物質基礎，組織基礎。資改派對西方公然支持藏獨疆獨臺獨的反華行為采取默認配合和公開縱容政策，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民族問題國際化的現象，中華民族面臨被肢解的嚴重危險；新疆繼7.5事件后，最近又發生了嚴重的民族沖突，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無不陷入深深的悲憤之中；這是近代不曾出現的民族大危機。
由于這五大危機的存在并持續惡化，大部分中國人已經感受到了個人生存的絕望和國家前途的絕望這個鐵的現實，并試圖找出這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中華民族是勇于思考，善于探索的民族，歷史上，每當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共同處于危險的境地時，必然產生出一大批發現了中國問題解決辦法的先驅。而這些先驅無一不是站在最廣大的勞動者的立場上，發現問題，并找到出路。
當前中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最迫切的呼聲是什么？首先就是改善與自己關系最直接的社會環境，即消除黑惡勢力。黑惡勢力發展壯大正是五大危機所共同造成的罪惡結果，是資改派用以鎮壓人民群眾反抗的罪惡黑手，四一二反革命屠殺中，黑惡勢力是屠殺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急先鋒。消滅黑惡勢力，資改派就不能通過類似“四一二”一樣的屠殺達到鎮壓人民反抗的目的，就不能利用黑惡勢力欺騙和裹挾人民群眾參與顏色革命，就不能利用黑惡勢力對左派和社會主義者進行直接暗殺。將資改派逼上了只能通過路線斗爭，而不能通過社會動亂實現顛覆新中國的道路上來。為左派利用不斷加深五大危機，發起對資改派的大批判大清算贏得了時間，為左派和社會主義者利用掃黑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贏得了時間。
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的掃黑運動，從現實上否定了“特別是”的騙局，使人民群眾自發地認識到黑惡勢力猖獗的社會，絕對不是“特別是”鼓吹的和諧盛世，而是罪惡深重草菅人命的暴戾亂世。這是對“特別是”這個騙局的最有利的揭露。正因為抓住了“掃黑”這個能破除“特別是”騙局的首要矛盾，重慶人民才會自發地參與到“掃黑”斗爭中，推動了重慶的掃黑斗爭向縱深化發展，逮捕了各行各業中依靠黑惡手段成為“先富”的所謂新階層，逮捕了大量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的重慶資改派官員，使重慶掃黑斗爭成為當前中國政治生活中人民群眾最為支持的運動，喚醒了更多的人認識到資改派是黑惡勢力的源頭，為從全國范圍內消滅資改派奠定了良好的開端。
重慶掃黑斗爭的偉大勝利，是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復興運動中最重要的成就，薄熙來以及王立軍等重慶領導人，依靠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方法和工作方法，沖破資改派的各種阻撓，直接依靠人民群眾的無敵力量，在中國深陷五大危機的關鍵時刻，使重慶成為中國人民最為向往的紅色圣地，為中國人民樹立了希望，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擺脫五大危機的道路，即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重慶道路。這是新中國六十周年大慶中最為耀眼的獻禮。
又到九月九，建立了卓越功勛的薄熙來王立軍等同志，完全有資格代表人民群眾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澤東同志，而資改派和資改的替罪羊派，沒有資格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重慶道路”與“通鋼護憲運動”，將中國資改派逼上了自我爆炸的絕路。任何在這個歷史關頭徹底背棄人民的人不久后一定會面臨人民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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