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分開的背景資料】管理權力下放，涉及廠長負責制。現在中國環節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廠長負責制不行。要搞負責制，首先廠長要負起責任，要明確企業的第一把手是廠長。企業黨委的機構太大，人數太多。這兩條要下決心予以解決。廠長負責制不要只是試點。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黨政要分開，這涉及政治體制改革。黨委如何領導？應該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黨委不要設經濟管理部門，那些部門的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現在實際上沒有做到。
—— 1986年9月13日 ，鄧小平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姚依林、田紀云等匯報工作
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從廠長承包制開始的，當時最有名的是馬勝利。1984年馬勝利承包了石家莊造紙廠，“一個能人救活一個廠”。在國企里，能人到底處在什么位置？過去說黨的一元化領導，體現了計劃體制的特點。后來叫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再后來，廠長上面的帽子沒有了，黨政分開了，黨委這個戰斗堡壘變成監督保障機構了。再再后來，是黨管干部。至今，黨政、政企分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甚至還堂而皇之地出現了安徽蕪湖市委書記兼任奇瑞汽車公司董事長的公開秘密，還嘻嘻哈哈地出現了藝人牛群出任蒙城縣副縣長的正經兒戲。
【政企分開的背景資料】政府的職能與企業的職能分開。政企分開表明正確劃分國家各級政權機構和經濟組織的各自的權限，正確處理國家和企業的關系。政府和企業是兩類具有不同性質、任務、職能但又相互緊密聯系的組織系統。政府是國家政權機構的具體形式，它的主要任務是治理國家，發揮國家機器的經濟管理職能，通過一定的方式制約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企業是經濟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經濟活動，并擁有必要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建立獨立的生產系統和經營管理系統，將職工的經濟利益同企業的經濟成果掛鉤 ， 使責權利三者結合起來。因此 ，政府不宜于直接經營企業 ，企業要執行國家的法令、方針和政策，但不具備管理國家的職能。實行政企分開，可以減少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和干預，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政企分開的主要內容：政府與企業社會職能的分開；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政府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與行政職能的分開。政府不應直接管理企業，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得隨意截留企業的權利，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
政企分開的主要措施：解除政府主管部門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大量裁減專業經濟部門和各種行政性公司，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加強和改善國有企業的監管方式。作為過渡性措施，要保留部分專業部門，主要職能為制定行業規劃和引導行業產品結構的調整。
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政壇，所謂黨政分開都是個偽命題。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黨政一體的，無論一黨、兩黨還是多黨，雖然組合方式不同。小平同志講的黨政分開是指革除黨和政府凌駕在企業上的過于臃腫的中間環節，而并不是要搞所謂黨政分開。在中國，片面的理解和進行黨政分開是會出問題的。黨和政是如何也分不開的，徹底分開了就不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了！毛澤東打造的中國軍隊是軍政相輔的，國家機構是黨政相輔的，結成一體走群眾路線，和人民一體，才能黨政軍民協調一致，共謀發展。
所謂“黨政分開”不過是基于機構臃腫，干事兒的少，管事兒的多，人浮于事的現狀提出來的精簡機構，靈活體制的一種思維，而實際上是政府機構改革的命題，特別是權力的銜接和運轉。以我看來黨政分開的提法要轉變成為“精兵簡政機構和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分開或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分開的提法都是極其荒謬的，黨政分開這個提法會誤導很多人的錯誤理解，形成重大思想誤區。
過去，共產黨鬧革命抓工會、農會，得到了大多數底層老百姓的心；國民黨四大家族搞有錢人的行業協會，抓住了金條；日本鬼子搞維持會，籠絡住了漢奸。對比來看，共產黨對工會和農會的領導模式是有效的，運走了大陸人民幾百噸金條的蔣介石到了臺灣后大舉借鑒。毛澤東強調的群眾路線是和群眾一體，“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能脫離群眾，是群眾路線的宗旨，工會、農會、職業協會、行業協會，都是群眾路線的最基本方式。絕對不能削弱，只能逐步加強。通鋼、林鋼事件，工人若是有黨的強力工會組織，何至于此？工人若是能說上話，能行使監督權，何至于國家資產被隨意侵吞？工會的職能越來越弱，現在幾乎成了擺設。農會、合作社、產業組織也是稀里嘩啦，在市場經濟面前，農民的小農經濟局面是無法適應的，無資金、無技術、無信息、無產業鏈，只好出外打工了。沒有包產到戶的村子，現在都是絕對的富裕村，就是因為有集體的力量和好的領導班子，市場經濟是大吃小的模式，規模松散、各謀生路、一盤散沙的農民只能做農民工。別說不能黨政分開，我覺得反倒要重新制定戰略，黨要深入工農，才抓住了根本。黨制定戰略，政府實施，有效銜接，人民監督，才是正途。社會主義的“社”和“會”都是組織的名稱，黨抓住了組織也就抓住了產業網和產業鏈，抓住了民心，理順了組織網絡體系也就理順了社會關系，這就類似于古人說的“道”。
政企分開，也是一樣的困惑，政企能分開嗎？把政府和企業徹底分開是個連美國政府都做不到的。別說國企，就算民企，要是不講任何政治也只能賣國。政府管理國有企業絕對不能只當股東，放任自流，沒有戰略指揮，沒有有效監管的后果就是企業失去掌控，國有資產被玩弄于個人股掌之間。中國的高速發展將越來越艱難，因此，產業戰略必須明確，要讓企業發展順應產業發展。國資委監管的模式太弱，多頭監管、各管一段都不是強有力的方式，審計監督，工會監督，重大事項監督都流于了形式是極端危險的，中國鋼鐵業的賣國敗家局面就是例子，鋼鐵企業竟然不注重科技和管理，也不靠煉鋼鐵賺錢，而卻在靠“上游吃下游”的鐵礦石倒賣賺錢，如何能面對日本鋼鐵業的陰謀？對于民族品牌和良好的民營企業，國家絕對不能袖手旁觀，而要給予大力扶持，特別是貸款，當然也要滿足一定的監管條件。一旦民族品牌被外資趁人之危時挖走，那損失將是無法彌補的。
無論是黨政分開還是政企分開，都是辦不到的事情，任何國家都辦不到。這個提法應該廢除，因為造成的誤解和爭論已經很大。只是，黨政運轉的模式應當相輔相成，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需要理順，根本上是一體的東西去討論分開是庸人自擾。黨要強調戰略制定，政府要強調管理實施。政府一條龍監管，企業按照國家產業方向前行。人民監督是最根本的一環。
政商分開是個真話題，政府在本國內是不能有任何商人性的，包括國有壟斷企業，因為權力和資源都來自全民。樓市的價格高燒不退根本上就是地方政府的商人型角色導致的，招拍掛賣土地，謀求最高價，而土地款的去向卻諱莫如深、一言不發。把拆遷戶的房子下面的土地賣掉，房產商只賠付拆遷戶的房子錢，而拆遷戶再買房子，價格卻包含了土地價格。無形中，拆遷戶的土地款被地方政府抽走了，像吸血一般，這就是拆遷矛盾的根源。北京現在的經濟適用房老百姓都買不起了，而已經入住的大部分在出租，購買主體管理失衡。相對于小產權房，都是無償土地，為何價格差別一倍？建設成本一致，都在1000元/平米，一個6000，一個3000。居者有其屋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安居房的政策不能由商人型的政府執行，否則無異于資本主義國家。電話號碼，手機號碼的號段都屬于全民所有，然而壟斷企業收取的選號費就是個無理費用，全民所有，全民使用，為何要收費？
綜上所述，政企不僅不能分開，反而應該要打造企業型的政府，與事業型并重。各級政府要盡快拋棄商人型的角色，要為民造福，干實事，就需要企業型的政府。例如：房產商是唯利是圖的，絕對不能讓它們挨個扒老百姓的皮，只能讓房產商給富人建房子；而政府應該為窮人建房子，免費的土地上建樓房，賣1500元/平米都有利潤。城市化的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到國家所有的模糊，造成了多大的貪腐群體，而如果把這些都惠及百姓，那將會是多大的反差。而制定房地產政策的人卻都不是需要買房子的人。中國的發展，將面臨全世界的圍堵，愈發艱難。內憂外患陡增，還需要審慎對待。抓住問題的要害，把握住黨心民心才能崛起。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還要與現實結合起來，“以身作則，艱苦奮斗”的作風更需要重新發揚。政府轉型才是社會轉型的根本，如果亂用社會轉型期來掩飾實際問題，那將會更加激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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