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鐵生的“許三多的循環論證”看今天中國的經濟學
田忠國
很久不見史鐵生先生的美文了，今天上網打開“烏有之鄉”，機緣湊巧，竟然與史先生的美文不期而遇。在史先生的文章中，他依然淡定的微笑著說人類與生俱來的悖論和突圍（從悖論的圍困中突圍，出來），這不由讓我想起中國的兩位經濟學泰斗：吳敬鏈和厲以寧先生在“人民網”上的對話。
兩位先生是為中國改革找成功的根據的，其實，我個人以為中國的改革成績巨大，但因為問題多多，離成功還十分遙遠。試想，如果改革成功了，下一步還需要做改革的事么？當然不需要了，再進一步說，此時應該做其它事了，而不是回過頭來再改革，但是，中國現在需要努力的，恰恰是繼續改革，這就說明中國的改革還不是十分成功。按照吳、厲先生的思路，對改革的結論也只能如此。但兩位先生的共同點是：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我根據他們談話的內容揣摸，二位先生所謂的成功，應該說是成就，而不---是----成功！細想想，成就與成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成就說的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取得的成績，是一種感覺中的量化標準（當然也有數據上的量化標準，不過，中國數據上的量化標準是很可疑的，比如，一說收入就說平均，一說GDP就說總量而不說人均），而成功的概念是：經濟改革形成了完整的發展模式，而這個發展模式則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機制動力。
現在看，中國的改革其實是一個權力資本化的過程，而并非實質意義上的自由經濟。我在“未被記載的歷史：說唱藝術與鄉村秩序”一文談了本質意義上自由經濟早就消失，韓德強先生更在他“企業中的自由主義和神性”一文論述得十分詳細。我需要補充的是，現在的所謂自由經濟，不過是資本權力與資本權力的比拼，并非是本質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但正因為現在的自由經濟其本質是資本權力的比拼，經濟的自由其實早就消失在不平等的資本權力的比拼過程中。強大的資本勢力尚且如此，身無資本的普通民眾只得在這種“自由經濟體制”下任資本宰割。
在我的閱讀視野下，其它國家，所謂的資本成熟國家，國家政權努力的方向恰恰與中國努力的方向在制度上相反（我說的是過去，不是現在）。其它國家為了限止資本權力的橫行與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一個是采取了制度性的限止資本權力的任意擴張，二是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權利，行使同資本權力的對抗權，或者叫制衡權，使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維持在相對合理的區間，或許，正因為“制度、公民個體權利、資本權益”的平等并行，才化解了一場場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與沖突，使之社會和諧。
但是，中國的改革卻是把民眾的權利關在籠子里，一任資本權力和公權私化在中國大地上瘋了似的狂歡，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的加深，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必然。由此可見，從權力資本化和財富的增量上來說，改革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遠不是成功，如果這種創造財富的模式“發揚光大”下去，其結果只會把共和國推進萬丈不復的深淵。
經濟學家們最好不要把中國的改革拴在籠子里，手抱茶壺慢慢欣賞改革悖論的舞蹈，而應該把改革問題放到全國人民的眼前，讓其審視，并提出自己的改革觀點。當然，這樣說經濟學家一定不高興，因為和人民大眾一起一是失了身份，二是降低了泰斗的水平。試想，如果老百姓都成了經濟學泰斗了，泰斗的獨立董事還那么值錢么？
史先生在“許三多的循環論證”一文中，論證的是許三多追求的悖論與如何突圍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家，卻樂意沉溺于悖論深處快樂的舞蹈，不去反思，不思突圍，反對突圍，但還自稱是中國改革的倡導者、支持者、推動者，卻怎么也無法讓人信服，因為，他們其實陷入了“口頭上的改革派，實際上的反改革派”，真正的經濟學大師是見錯就改，有錯必改的，而不是死抱著錯誤擰著脖子說正確。美國的科學泰斗霍金，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訴說他非凡的發現，一方面又在否定或修正自己的發現，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在世界科學界的地位，倒是我國的經濟學家，在贏得民眾的尊重和支持后，硬拿著實踐檢驗是錯誤的東西當正確，比如說腐敗有益論，獸性最佳論等等，拿著不是當理說，在人民群眾心中失去原來的地位，也就成了必然。
此種情況，不能不令人深憂之，關懷之，痛思之。
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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