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糾纏姓“資”姓“社”，挖了誰家“祖墳”？

老糾纏姓“資”姓“社”

      挖了誰家“祖墳”？

               春 秋 行                2007。10。01

三十年改革開放，成就非凡，國力隨強，國人蒙惠，海外驚殊。可干么總有人老是糾纏于姓“資”姓“社”？這就使一些人甚為厭惡，▲▲▲▲▲▲刊物《學習時報》評論員便發(fā)聲討伐，文章名曰：“繼續(xù)以‘三個有利于’為尺度”（404期·鐘國興），訓斥那些“糾纏不休”于“類似”姓“資”姓“社”的家伙，認為“當年姓‘社’姓‘資’的那場爭論已經(jīng)成為了歷史”，可惜“在任何時候，類似姓‘社’姓‘資’這種簡單而空洞的概念爭論都可能會出現(xiàn)”，倘再“糾纏不休”，便是“空洞的概念之間的爭論是一個陷阱，往往混淆實際的是非，白白耗費精力，而且無休止地制造矛盾”， “簡單地用對立、斗爭的觀點去區(qū)分人群”，“不可能解決好中國的科學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的問題，甚至還可能制造問題，讓問題復雜化”， “這種思維只要存在，就是我們的事業(yè)發(fā)展的障礙，就是必須不斷破除的”。解決的辦法，就是以鄧小平在1992年初提出的：“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yīng)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是實踐標準徹底的貫徹，徹底的實事求是和思想解放”。 文章頗有些“多談問題、少講主義”的遺風，雖然也需不時掛上社會主義的“羊頭”，但那滿紙色厲內(nèi)荏的訓斥之詞，更露出一副唯我獨“解”、獨“改”的學霸嘴臉。

文章來頭極大，又是在“十七大”前夕發(fā)表，自然意含非常。

在國慶節(jié)期間，錄下這種關(guān)于制度“姓氏”的隨想，似是不合時宜，有煞風景之嫌。大慨，這和人生經(jīng)歷有關(guān)吧。

記得在三十六年前，也是國慶節(jié)前后，“9。13”一聲轟響，“林副統(tǒng)帥”叛逃墜機、亡命境外的消息，在“小道”及半官道上傳得沸沸揚揚的，媒體也少了林彪的影聲，不由你不信。當時，筆者已過了“而立”之年，還是渾渾愕愕的，大報刊——當時稱“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志）說什么就信什么。但從那之后，便多疑起來，竟成積習，至今難改。此后，大凡是看有來頭的文章及訊息，便多了一層心思，決不輕信。所謂“有來頭”的標準，筆者也是依時勢、憑感覺自定的，大約一是看報刊級別，二是看官位職稱或后臺之類。雖說有些“勢利”，也只好由人說去。

時至今日，正是國勢興盛之時，這種多疑的積習該不該改掉？結(jié)論是，千萬改不得！2006年三月四日，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山豪華飯店，召集幾十位“主流精英”分子，就中國改革攻堅戰(zhàn)問題作秘密座談。此會已經(jīng)有了專用詞，叫“新西山會議”，以區(qū)別于1925年國民黨右派精英在北京西山召開的反共專題會議，為蔣介石1927年將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推入血海進行理論和輿論準備。會上有人認定：中共“非法”，人代會“非法”，胡錦濤職位“非法”，“軍隊要國家化”，“這場爭論（即反思改革等類似姓“資”姓“社”的爭論）其實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矛盾的性質(zhì)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怎么辦？就是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策略呢？叫做“打‘左’燈向‘右’轉(zhuǎn)”。頭一個感覺，“好”！一語道破“這場爭論”是“利益爭論”是“敵我矛盾”；“漂亮”！比起過去常用的什么“打著‘紅旗’反紅旗”之類土的掉渣的提法，高明多了。隨之一驚，“又一個‘5。71工程記要’”？！（“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系林彪之子林立果伙同軍內(nèi)同伙制定的謀殺毛澤東、武裝奪權(quán)的秘密計劃。）繼而深思，林彪們是些握槍的武夫，“主流精英們”可多是耍筆賣嘴、操控話語權(quán)、撈得缽滿盆滿的謀臣策士，搞“武裝起義”差了點，干“顏色革命”正是本行，更何妨還有急不可待的“場外（境外也）指導”的幺喝聲。“研究會”之類原指群眾性學術(shù)團體，可帶上“中國”帽子，就大有來頭了，聽說是“部級”的。所謂“主流精英”是專指為當權(quán)派所依重、能夠參予制定、影響國家方向、政策的那些“家”們，有些人本身就是某方某機構(gòu)的當權(quán)派。比如，使出“打左燈向右轉(zhuǎn)”高招的▲▲▲便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至于名譽院長，說出來，赫死你！香港曾奉譽其為“中國經(jīng)濟‘沙皇’”哪！我但愿評論員先生不是新西山會議派一伙的。

這場“類似”姓“資”姓“社”的爭論果真是少數(shù)人“簡單而空洞的概念”之爭，以“混淆實際的是非”，在“無休止地制造矛盾”嗎？好一個無恥的“實踐標準徹底的貫徹，徹底的實事求是和思想解放”彌天大謊言！好一個“打左燈向右轉(zhuǎn)”的霸道式活標本！

首先，不是要“徹底”按鄧小平理論想問題干事業(yè)嗎？好！也先奉送上鄧小平幾段語錄：

    “如果按照現(xiàn)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chǎn)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chǎn)生新資產(chǎn)階級，基本的生產(chǎn)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jié)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如果產(chǎn)生了什么新的資產(chǎn)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jié)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shù)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中國就會發(fā)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xiàn)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吸取歷史經(jīng)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鄧小平講“三個有利于”時的1992年初之前是什么形勢？過來人都知道：東歐劇變，蘇聯(lián)崩解在即，美國單極霸權(quán)登峰造極，以致于其智庫精英福山宣布；“歷史已經(jīng)結(jié)束”；國內(nèi)改革開放方興未艾，貪腐勢力趁機而起，“資改”思潮泛濫，1986～1989年兩任▲▲▲下臺，都因為姓“資”，借助了軍隊才平息“▲▲”動亂，西方國家對華全面制裁，反華勢力笑等中國崩潰。當是時，改革者有些傍惶，“左”的習慣思維干擾難排，增長速度慢了，鄧小平才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同時沒有忘記加上“社會主義的”這個前提，并且在不同場合反復告誡全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這些，“三個有利于”便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希望并在實踐的目標，也是所有資產(chǎn)階級政黨政治口號的基本內(nèi)容，根本談不上有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以說，鄧小平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強調(diào)姓“資”姓“社”這個大是大非的人，他自已也是這樣認為的，白紙黑字在，豈容居心叵測地解說拔高，為其所用？除非鄧小平在1992年初以后又有什么未公開的指示，或者評論員先生認為鄧小平同志也是“打左燈向右轉(zhuǎn)”的人？

如果現(xiàn)在有人按照中國是否出現(xiàn)一個新生的資產(chǎn)階級？（目前已十分強大，而且，其中共產(chǎn)黨員在2004年已占33。9 ％，遠超過工、農(nóng)、智各階級階層，與解放軍中黨員比例相當）兩極分化是否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嚴重存在，已超過資產(chǎn)階級政黨當權(quán)的發(fā)達國家和許多發(fā)展中大國）便遵照鄧小平教導，判定改革開放已經(jīng)“失敗”并走到“邪路”上去了。不但你們會歇斯蒂利地跳起來，我相信，多數(shù)中國人也不會簡單地同意，包括筆者在內(nèi)。

如果只有鄧小平和一些理論界人士，老是“糾纏不休”于“類似”姓“資”姓“社”這個令當今既得利益勢力恐懼頭痛的問題，就是說，只有少數(shù)人在那里用“簡單的對立、斗爭的觀點去區(qū)分人群”，影響社會和諧，成了害群之馬。這就使我擔心起來，因為我雖然不屬于理論界，可《鄧選》也算用心讀過，能不能“完整、準確”把握，自然不敢望鼎于高級刊物的評論員先生們（看那筆名，似非一人）。但憑切身感受，自問也屬于“糾纏不休”派的一員。我是不是已經(jīng)掉入“陷阱”，成了“制造矛盾”之徒，變?yōu)椤拔覀兪聵I(yè)”的“障礙”，屬于“必須不斷破除”那一類？筆者頭一回就此議題發(fā)些議論，會不會成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飯碗罵娘”的忘恩派？還是上網(wǎng)看看，做個網(wǎng)調(diào)，再自我反省也不遲。

用“類似”姓“資”姓“社”這種“簡單而空洞”問題的若干常用關(guān)鍵詞或其詞組，在《搜狐》網(wǎng)以“搜狗”引擎檢索（其號稱擁有100億中文網(wǎng)頁，每日以5億頁更新），結(jié)果如下：（2007。09。29日下午）

“階級”——4360萬頁，其中：

                    “階級社會”—646萬頁；

                    “階級利益”—342萬頁；

                    “階級矛盾”—343萬頁；

                    “階級斗爭”—577萬頁；

                    “階級立場”—230萬頁

“所用制”—1432萬頁；

“公有制”—633萬頁，其中：

                    “以公有制為主體”—160萬頁；

                    “以私有制為主體”—7。5萬頁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較明顯的貧富差異，原是題中之義。中國執(zhí)政黨在1978年就堅決擯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中國人民是擁護的，也徹底拋棄了“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烏托邦幻覺。但他們認準了，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使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后進超大國家在列強環(huán)伺、風惡浪險的世界中，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謀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一個民富國強之夢！

那么，為什么有這么多的人在追究類似姓“資”姓“社”問題呢？利益使然也！這根本用不著理論界來指點。俗話說，“親兄弟，明算帳”，“三十年改革開放，‘果’落誰家？”，問題就這么明了、簡單。就以東鄰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吧，一個是侵略戰(zhàn)敗、被炸的稀巴爛的日本，一個是歷經(jīng)近百年殖民化、又被炸的稀巴爛的韓國，在恢復戰(zhàn)傷開始建設(shè)時，員工工薪大約都只有美國的5%，國民社會福利更不可與美國人同日而語，經(jīng)過三、四十年的努力，國民工薪福利就逼近美國人的水準。中國三十年來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可是中國人均工薪還是維持在美國人的4%左右，巨大的利益到哪里去了？人民就無權(quán)問一下嗎？左翼學者追究一下，問個類似姓“資”姓“社”問題，就不行了！到底犯了何法、挖了誰家“祖墳”？還想用“不爭論”來“悶”殺嗎？新西山會議上，就有人要求胡錦濤出來宣布“不爭論”，盡管他們自已至今還在到處應(yīng)邀演說、開壇宣講、行文布道，他們的“不爭論”只是想命令人民閉嘴。

日本人更是靠“終身雇傭制”和“論資排輩制”一路發(fā)展至今，原先遺產(chǎn)稅率高達75%（現(xiàn)為50%），看我們報刊轉(zhuǎn)載揭露日本高官貪賄事例，其數(shù)額情節(jié)在我們這里大多只能算是小公務(wù)員的作風小節(jié)問題。被主流精英罵得狗血淋頭的公有企業(yè)“大鍋飯”、“鐵飯碗”成了低效率的罪魁禍首，當權(quán)派一個晚上就將幾千萬產(chǎn)業(yè)工人踢出生計之路，還要規(guī)定，上告時法院不得受理，請愿時媒體不得報道，誰在專工人階級的政？“公仆”把主人“買斷”了，說是為了主人們的“根本利益”，有精英分子稱，中國工人真不錯，看來還得犧牲二、三代人的利益。這些利益被誰奪去？隨意瀏覽一下網(wǎng)上訊息，就可找到較為可靠的數(shù)據(jù)、事例回答這個問題：

※       基尼系數(shù)：國際公認安全警戒線為0。4

中國—1978年為0。21； 1985年為0。24；

      1995年為0。434； 2000年為0。458；

      2004年為0。469

              印度—2004～05年為0。368；

              印尼—2002年為0。343

              韓國—1998年為0。316；    

              俄國—2002年為0。399

              日本—1993年為0。249；     

              德國、法國—2000年為0。283； 

              美國—2000年為0。408

     ※  “總體上改革三十年來，腐敗資金規(guī)模不下于60萬億元”，“每年大約向境外轉(zhuǎn)移300億美元，但由于外匯管制存在，90%還未逃出去，逃出去的又以外資名目回流國內(nèi)”著名學者楊帆于2006。07。24日在《博客中國》發(fā)表的專欄文章如是稱。他還說，“我1998年在中國改革報的文章‘權(quán)力資本化’，估計1978～1998二十年內(nèi)以權(quán)變錢大約30萬億元，98年后加速了。”可這種呼喚有什么用呢？

※       2006年，中國超億元富豪3220人，其中：高干子女2932人，擁有資產(chǎn)20450億（不包括在境外、國外的），平均約每人七億元。（參考文章附后）而2004年二、三產(chǎn)業(yè)國有企業(yè)實收資本僅有8。7萬億元（原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李成瑞·《大變化》·在北京大學授課講稿·2007。05。19）。

※       2006年，中國4200萬企業(yè)退休職工，領(lǐng)取退休金4199億元；同年，國民灰色收入4。8萬億元；同年，公務(wù)員吃喝、公車、國外出差三項合計達9000億元；同年，國家取消農(nóng)業(yè)稅約220億元，善良的中原農(nóng)民甚至個人花錢鑄鼎以志記念；同年，政府有近2。8萬億元收入未納入預算，怎么花、花到哪里？沒有提交人大審查、批準、監(jiān)督。

※       商業(yè)部長薄熙來同志說：“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這只是就外貿(mào)而言。

※       中國建設(shè)銀行頭一個吃“螃蟹”，于2004年走出國門，號稱引進“國際戰(zhàn)略投資者”，賤價作股，有學者質(zhì)疑，某“主流精英”分子惡狠狠道：我倒要看看誰說賤賣了？于是中國金融與國際“接軌”提前全面展開，許多學者和金融工作者，為國家經(jīng)濟安全及堵塞五十幾萬億貪贓資本外逃計，陳言進諫，甚至泣血上書，又奈何之？“僅2006年，境外投資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狂賺了7500億，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yè)銀行享受到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的銀行身上賺取的利潤”達1，7萬億。中國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在作《中國銀行已成為外資超級提款機》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時，為這種巨額財富的流失忍不住流淚。一年就近二萬億元向美國等資本大鱷投懷送抱，為什么？此與割土相贈何異？到底誰在實際管理中國？

《國際歌》唱道：“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要把他們消滅干凈，我們要做新社會主人”，雖然理想化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今中國做不到，也不能完全硬做，但將國賊買辦、洋奴奸細剔出政權(quán)，清除出執(zhí)政黨應(yīng)當是起碼要求。然彼勢大矣，風險惡也！人民追究類似姓“資”姓“社”這個根本立場問題的呼聲，正是在為那些能真心實意忠于人民、忠于祖國的核心領(lǐng)袖吶喊助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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