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為什么看玄（迷信）幻（空想）
一、是培養人還是培養工具 記者：比如在課程設置上，幾十年來我們實際上已經取消哲學課了。在人類的教育體系中，哲學本來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它是引導人們怎樣認識世界、認識人類，怎樣跟人類有史以來的文化精神文化財富溝通的知識。可是長期以來我們竟然沒有哲學課，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用“馬列”這么一個具體的學派代替哲學。實際上馬列也給我們閹割成了純粹的意識形態話語，而不是什么哲學。我們這么長時間沒有哲學課，這對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生活，對這個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發展，都有致命的影響。我記得在俄羅斯帝國最嚴峻的時期，即尼古拉一世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后，曾經由一個將軍來主管教育，停止哲學課達25年，但在25年之后還是恢復了。可我們失去哲學課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復，目前還是一個遙遙無期的事。 錢理群：有些東西我們覺得是十分寶貴的文化財富，卻沒法轉化為我們的精神資源。我們沒有一種基本的價值作為樞鈕將它轉化過來。我們精神上的這種荒蕪狀態，當然跟半個世紀以來的嚴酷歷史有關，但其中有一個緊密相關的因素就是我們的教育中長期沒有哲學課。我們因此對世界缺乏基本的認識，完全被一種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訓練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出現某種松動，我們立時就會失去信念，感到動搖和空虛。我們沒有別的東西來填補這種空虛，即使企圖去找點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因為我們沒有哲學，沒有對外部世界和人類文化的基本認識和理解。如果切斷了一個民族與哲學的聯系，也就是切斷了這個民族與整個世界的精神聯系。這樣的民族多半是要墮入災難的深淵的。 錢理群：教育上的問題分為兩層，一是制度的問題，二是教育理念問題，制度問題在目前顯然還沒法深入談下去，這涉及一個靠誰辦教育的問題，如北大曾經展開論戰，討論是書記重要還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但至少比現在這種方式要好一些。 比完全的政府辦學要好，我們現在的學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機關，大學尤其如此。 錢理群：現在是黨委領導一切，教育本身體制化以后，教授與體制也會產生一種新的關系。 在大學里面，培養目標應該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培養要求；一個是作為專門知識分子的培養要求。現代知識分子應有三大基礎知識：第一是哲學，第二是數學，第三是語言，包括中國語言和外國語言。看一個時期最熱烈的學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某種特點。在全國第一次教育討論會上，蔡元培明確提出新的教育方針，提出“五育并舉”的思想：一是軍國民主義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說的體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認為這三者屬于教育現象學的問題，明確提出這三者是服從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話說是服從于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與此同時，必須還有一個超越性的、關于彼岸世界的教育，為此他提出了世界觀教育。他認為這有兩層意義：一是消極意義上如何看待物質世界，他告訴學生不要拒絕，不要逃避，也不要執迷于此；二是積極意義上要追求對人格的培養，對彼岸世界的關懷，培養學生超越政治和科學的東西；因此提倡美育，認為美育是從現實世界向彼岸世界過渡的東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第五個目標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開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來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為全國教育的方針，而把它作為中小學教育的方針。再后來，美育被人們縮小成我們今天所講的音樂、美術。我們今天的教育，實際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認為“五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此間既強調了長遠的根本性培養，又考慮了現實性需要。因為教育在現實的層面還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 “德智體”是下半截，世界觀是上半截。兩相銜接才構成一個完整的教育。而我們目前的教育處于被攔腰斬斷的狀態，上半截的教育被斬下來丟掉了。今天更加變本加厲，以前強調政治功利目的，現在加上商業功利目的，這雙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壓得殘缺不全。(現在是在當官的帶動下全民經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變成買賣的關系了，我賣知識給你，你出錢買我的知識，我保證你考上大學，這種教育的商品化是個極嚴重的問題) 蔡元培提出的要開發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東西，這不是要外加一個什么東西，而是要把一個人內在美好的本質激發出來使它升華、豐富，跟這個世界建立一種更加廣泛的聯系。人一出生時什么也不懂，意識也很弱，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已經長大的人應該幫助這些沒有長大的人跟世界建立廣泛的精神聯系，將他們內在的美好東西激發出來。人的靈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個好的導師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個學生本身潛在的創造想象力誘發出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教育與被教育者相互誘發創造想象力，最后是雙方都得到升華，我認為這就是比較理想的教育的狀態。馬列主義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如果在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將某一種學說、思想置于獨尊的地位，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極力避免的宗教迷霧之中。洗腦筋和世界觀教育是兩回事。 錢理群： 我們所談的個體生命指的也是一個個具體的生命個體。一方面是具體的你我他，另一方面也指向所有的個人，還包含博愛的內容，整個人類的生命都與他有關，甚至擴展到非人類、宇宙存在。建立這樣的觀念，完全靠書本是不可能的，還得靠作為一種文化行為的教育。要給學生建立這樣的觀念，一是自我開發，充分表現自己的生命力量；二是為人類服務。二者并不矛盾。為人類服務也包含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而具體到近代以來中國是一個受壓迫的落后國家，還要為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服務。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包含有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的一面。我很贊成蔡元培的觀點，要教育學生不要拒絕物質。這方面也有教訓，毛澤東要完全把人變成精神的人，出發點本來就不合理，后來當然就要導致荒唐結論和結果。他有一句話是“一個純粹的人”，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他還針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強調人的群體性，企圖完全扼殺人的個人性。《紀念白求恩》很重要，是表現毛澤東人學思想的重要文獻。他的這種理想講起來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純粹”，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而這種純粹的精神在現實存在中的表現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為共產主義這樣一種全人類的“共同理想”貢獻一切。表面上看這是很美好很純潔的詞匯，但再往下推，為了某個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別人犧牲生命，甚至可以強迫你犧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殺人，可以做一切他認為對實現“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純潔的東西由此就轉化成了很可怕的東西。 我們這幾代人的思想觀念，包括現在剛入高校的學生，就都是按照毛澤東的理念灌輸出來的。 錢理群：而且在當代，我們又面臨一個物欲橫溢的問題，個人欲望的極度膨脹，對毛澤東的理念構成反諷。其實應當把這些問題揭示出來做理論上的清理。只有揭開曾經導致我們民族精神迷亂的這類的“邏輯迷魂陣”，這個民族才可能有理性的追求。要作理論上的清理，當然很不容易，這涉及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二、人文教育和技術教育的關系 錢理群：我覺得比較復雜，因為語文界對語文教育的性質歷來有爭論。一種是“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一種是“不要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這兩個口號由來已久。 但又不能因此否定中小學教育的技術性內容。它是要讓學生具備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和閱讀寫作能力。中學語文教育是有雙重性的，既是人文教育，又要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能力的訓練。它的復雜性還在于漢字難學。另外，中國有兩套語言，文言和白話。中小學語文中文言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比例占得太小不利于學生掌握文言文，太多了也不合理。大陸教育和臺灣教育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區別。臺灣是很注重文言文的，它的許多考題我都不一定能答上來。漢字難學和兩套語言的特點決定了中小學語文教育相當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讓學生掌握中國語言。我擔心我們忽略了這一點也會走到另一個極端。 當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語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許多人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都會發現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往往是語文教育，或者是語文教師。就我而言，決定我一生發展的是語文老師。人文教育不只是語文教育，而語文教育應當占有一個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為語文的文學性對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學語文教育落實到人文教育上時，就是給人建立一種精神底子。一個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個人認為這種精神底子應當是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即給人的生命一種亮色。本來就像周作人所說，人生的季節是不能顛倒的。青年時代應該是做夢的季節。別林斯基說過，年輕的時候應該追求做虛幻的東西，不能過早地把人培養成太現實的人，要敢于做夢。在成熟以后，美夢破滅，在破滅中升華，這樣就可以達到永恒的精神和諧。人文教育能給人的生命一種亮色，有了這么一點亮色，當他遇到沉重黑暗的東西時才不至于走向絕對虛無。就像《紅燈記》里的李玉和說的那樣，“有了這碗酒墊底，什么都能對付”。 中學語文教育在引進人文教育時必須考慮到青少年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征。在青少年時期一定要為對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這種教育是以后任何時期的教育所無法補償的。人若缺少這種底子是會有問題的。而現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結構中都沒有這種東西，所以現在年輕的人心中也基本上沒有這種東西。現在的學生真是過于懂得現實，過早面對世俗丑惡，過早學會世故，這是很可怕的事。這以后的精神發展是一種季節顛倒，我覺得非常可怕。 由于缺乏那樣的人文教育，精神上沒有打底，在現實的操作中就可以不講理想，不講超功利的信念和律令，也就是對自己沒有要求。我覺得當下人們最明顯的一個精神特征就是對自己沒有要求，沒有一個東西可以作為依恃。我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我們在精神上一點依賴都沒有。沒有依賴也就是無賴。一個無賴在精神上是無所畏懼的，在操行上是沒有規范也是沒有邊際的，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淪為現實利益的奴隸，現實利益需要我們怎么操作，我們就無所顧忌地怎么操作。無論要做出怎樣惡劣的事情，都不覺得有什么心理障礙。 錢理群：由于缺少一種信念，一種追求，一種彼岸關懷，缺乏一種精神砥柱，我們這些人都成了一個個軟體動物，確實如你所說，既極為可憐又極為可怕。 人文教育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讓學生領略中國語言文字的美。漢字一方面難學，另一方面積淀了很豐富的文化，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符號。中國語言文字美的背后是人性美，這是我們長期忽略的。浙江的語文課本里選有對聯，還有謎語，很受啟發：這些都可以讓學生體驗中國語言文字的美。我們的教育方法卻違反了中國語言文字規律和學生學習的規律。漢語是感悟的文字，傳統教育也有優點，就是不要過早地讓學生了解意義，讓他在朗誦中感悟語言中一種意韻的東西。中國語言文字的美也正好是寫作教育與人文教育的結合點。 余杰：中學語文的12本教材中，中國以外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說應當有30%～40%。漢族中心主義和“天朝王國”心態在教材編者的心中十分顯著。外國作品中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占了80%左右。 錢理群：這是60年代“息封滅資”的重要產物。教育目的體現在教材選擇、教學方法和意義闡釋上。 余杰：除高爾基外，20世紀的外國作家一個也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無一人入選。 現在的學術界已經突破了這一套陳腐觀念的束縛，可是中學語文從教材編選到教學方法都還深陷在這種過時知識和觀念的束縛之中。給人一種印象就是語文教學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們比社會文化的發展滯后幾十年，這無論怎么說都是一件荒唐事。據說中學教育中數理化等自然科學教材也存在這種嚴重滯后問題。這種教育對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會起阻礙作用。為什么不可以把最有思想、最有學問、最有才華的人吸引到中學教育中來呢?為什么不可以讓中學生學到最完整、最豐富、最有活力的文化知識呢?這些問題一問起來就覺得太復雜，也太令人焦慮與悲哀。 余杰：還有一個問題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選得太多，誰的官大就進語文課本。毛澤東占的比例非常大，周恩來、劉少奇的也進來了。還有鄧小平的，***的，等等。 錢理群：在大學里許多學生也很厭煩魯迅，最好的是敬而遠之，更多的是有一種逆反心理。中學生自然更會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兩個：他們選的是符合他們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魯迅的作品扭曲后納入他們階級斗爭的范圍，因此特別看重論戰性的文章。另一個原因是不考慮中學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魯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實在太大。 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結構中，只有魯迅的作品才是真正豐富的，真正具有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的。這些作品給少數出色的老師在夾縫里堅持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文本依據。如果沒有魯迅的作品，整個中學語文教材就太慘不忍睹了。 錢理群：還有一個解讀方法的問題。目前對魯迅作品的闡釋基本上還是依據60年代的很傳統的觀點。60年代有個提法叫“講深講透”。經典性的文學作品是常讀常新的，要引導學生不斷去讀、去體會。教學中應該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沒有必要把每句話都解釋清楚。我主張學生讀書比如讀魯迅的經典作品是要囫圇吞棗地讀。文學作品不必解釋得太死，比如曹禺筆下周樸園的性格特征，就被教學界規定為自私的、虛偽的。考試的時候非得照這種說法答題不可，寫了別的答案就不給分。文學作品是可以有多種解釋的，這正是發揮人的想象力的地方，應當鼓勵學生作出多種解釋。我們現在的教學參考書具有一種法律的威嚴，不允許老師有發揮的余地，只能按照參考書的規定來解釋。這些做法恰好違反了文學的規律，當然也違反了教育的規律。本來語言文學課是最有趣味的課。我中學時就覺得語文課非常吸引人，每次上課前我都帶著一種進入精神圣地探險的期待。語文課應是一種精神漫游。應該是好玩的有趣的。現在語文課卻變得如此乏味。 三、學生的地位與尊嚴 但是現在不行，對什么問題的答案都只能是唯一的。本來也許答這幾個字也可以，那幾個字也可以，可老師規定了只能用這幾個字。這種教育方式非常有利于培養一個人的奴性。規定了這樣就只能這樣，盡管那樣也不損害什么，那以后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就非常自覺地壓抑自己、斫傷自己。他一意識到上面要求怎樣，盡管另一種做法也行，但他決不做另一種選擇。奴性就是要求唯一性，要按照主子的要求去做。我在為《思憶文叢》寫書評時曾痛心疾首地說：我們從一開始就學會了人家需要我們說什么就說什么，要求我們不說什么就不說什么，有些東西我們不想說也必須這樣說，我們從小就學會了做奴隸。等到我們長大了發現不這樣做別人決不放過你，那我們就更加自覺地那樣去做。 錢理群：這里就涉及一個寫作和說話的態度問題。現在總是培養學生說假話。其實作文本來可以虛構，我們可能訓練學生虛構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我們一方面禁止學生虛構，另一方面又培養學生說假話。中學時應該鼓勵學習童話，讓學生分清真實和虛幻的東西。我們現在是培養學生不說自己的話，專說別人的話。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我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機制，專門訓練學生說假話。今年高考作文多達百分之幾的考生說自己的父母都死掉了，他們在這樣一個假的背景下再來歌頌那應當歌頌的，突出那應當突出的。而什么東西是應當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突出的，這全是由教育強加給他的，跟他本人的真實想法和情感一點關系也沒有。在我們這一代人受教育的時代，情形就已經是這樣，比如陪殘疾人過馬路，比如撿了一個錢包，等等。這樣不僅是帶來寫作的問題，而且會帶來精神上的問題，也就是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對人的培養和對寫作的訓練是統一的，培養一個人怎樣寫作，在另一個意義上就是培養一個人怎樣做人。說別人說的話就是奴隸，說假話就是奴才。奴隸和奴才應有區別。奴隸是被迫說別人的話，而奴才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故意要照別人的意思說假話，當然也包括做假事、做壞事。在作文中為了得高分這樣一個功利的目的可以說假話，那在現實生活中為了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更加沒有操守可言，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這種情況是十分可怕的。 可是等他們完成了這么一個受教育的過程之后，他們就基本上適應了這種有意說假話的寫作，你看那些專寫八股文的五花八門的刀筆吏們，他們說起假話來幾乎比說真話還要莊嚴。 錢理群：準確地說是培養未來的“奴隸”和“奴才”。 從教育目標來看就是培養奴隸和奴才，那在教學中當然就要體現強制性。我有一位朋友的兒子先是在加拿大讀小學，那里的老師從來不在學生的作業本上打叉，學生做得不對老師就在那里打個問號。他回到中國來上學，作業本上老是被打叉，他于是感到太受傷害，給氣得老哭，老叫嚷著不肯去學校。我還有一位同學的兩個兒子在上海的美國學校讀書，我了解他們的作文訓練，都是老師就某一方面的問題介紹目前在人類社會流行的各種想法，然后讓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老師決不提出一種權威的想法，或者是為意識形態所要求的某種想法來強加給學生。在這樣的教育和教學中，老師和學生當然是平等的關系，當然是互相尊重的關系。一個孩子在學校得不到平等和尊重，以后縱使能夠得到機會學習平等和尊重，也是永遠都學不會的。學校里的強制教育，是社會上的強制關系的體現，同時也鞏固著社會上的強制關系。這樣的教育實在是不可樂觀。 錢理群：中學語文教育的目標主要是培養話語方式，即怎樣說話、怎樣寫作。可是目前我們的寫作就是在培養各種各樣的八股，包括土八股、洋八股、黨八股和革命八股，土八股是模仿和服從。洋八股的特點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形式上非常華麗，在漂亮的形式下堅強有力，氣勢磅礴，許多假文章寫得好的一個特點就是文字華麗，但它是培養奴隸和奴才的一個模子。而根本問題在于還是培養獨立的人，有尊嚴的人，要讓學生學會像人那樣說話，像人那樣思考問題。人文教育和寫作教育都是直接指向培養人引導人的。 講話的方式就是面對世界的方式，你講話的態度是虛假的，那么你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也只能是虛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卻偏要裝作是真的，那就是有意玩弄這個世界。我們的時代幾乎都是這種喜劇人物。我把我們這個時代命名為喜劇時代。 錢理群：話語只是一個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維，另一面是人的行動。但中小學語文教育主要是控制話語方式的。 看目前社會上中學語文的重視，可不可以把它推到樂觀一點的程度，顯得大家對這些問題都有所覺醒。比如講假話的方式，面對世界的虛假態度，是不是社會上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才關注到中學語文這里來。 錢理群：我對整個中國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開局要機警，行動要謹慎。不要老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尤其是中小學教育這種涉及到千百萬人的后代的問題，更要謹慎。我們的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要么不改，要改起來就亂來。有的問題反映一強烈，某個領導一句話就變了過來。語文教育的問題確實很嚴重，我們是要積極地鼓吹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體操作上是一定要謹慎的。這里面還有許多需要研究的問題，例如語文教育的各種功能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還有教材上的許多具體問題。語文教育是在中國大環境下進行的，改革涉及了許多人的利益問題，許多教育部門印刷大量教學參考資料是賺錢的手段。而這些教參都很糟糕，又對教育起直接的影響。應該把教學部門與教材、教參的經營脫鉤。改革也是很復雜的事情，涉及到許多利益的問題。而利益比我們所講的更起作用。 當然，更加根本的改革恐怕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要從考試下手，因為它是指揮棒。如果搞好了，指揮棒可以指揮另一面。我覺得同時還要呼吁一下教育科學的研究。你我都不是專門研究教育學和教育問題的，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真正的改革應該有嚴格的科學研究和科學論證，不是大家腦筋一熱就可以決定的。改革是好事，改得不對也許會更加糟糕。至于具體操作上的許多問題，更加不是我們說說就能解決得了的，這一定要作非常嚴謹的研究和論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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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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