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不該為富人講話”是偽問題
作者：樊桂
貧富論戰白熱化背后是貧富差距臨界
自茅于軾宣布為富人說話之際，貧富論戰這把火就燒了起來，盡管現在另一始作俑者薛涌暫時休戰，但火還是越燒越旺，大家都趕著往火里添柴澆油，火已燒到白熱化。
在這把熱火后面所隱藏的事實是——貧富差距已經臨界。
這種臨界引起社會各方急切的焦慮，這種焦慮又體現在這白熱化的互不相讓的論戰中。所以，火是越燒越旺，論戰者的火氣也越來越盛。
在這場論戰中，茅派焦慮的是——貧富差距這么大了，中國向來又有鏟平主義文化傳統。要是這樣發展下去，窮人會造反，導致社會激烈動蕩，最后富人、窮人的財富都會灰飛煙滅。所以他們試圖通過倡導維持現有財產狀況，以求社會和平漸進。
應該說這種焦慮是可以理解的。
但由于他們過分焦慮，以至于精神高度緊張。所以，茅的支持者在論戰中充滿著對論戰對手的猜忌，如笑蜀不點名指薛涌批茅是另有所圖；王從圣則懷疑討好窮人者，是有政治野心。這顯然是對論戰對手進行道德判決。
對為窮人代言的論戰對手的不信任，也顯示擁茅派對窮人很不放心，極度害怕窮人鬧暴力革命。其實，如果政治、經濟上不頻臨崩潰，單純在文化道德上仇富（假設有這樣的仇富存在），是否能引起社會劇烈動蕩，實在令人懷疑。
茅派對窮人的不放心，主要是對窮人文化道德的不放心。茅派也主要是從文化道德上來揭示和批評仇富。這就注定他們離不開以道德高下來作為論戰手段。
因此，他們以茅先生道德高尚來證明茅先生真是憂國憂民，不應受批評；同時以揭露對手道德低下來否認對手言論的可信度。這顯然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道德高尚并不代表其所作所為是絕對正確，是不可批評的。
道德評判徒使雙方對立情緒增強，無益于對事理的深入揭示。這是茅派在這場論戰中最失分的地方。
在批茅的人中也有很大的焦慮，這就是——他們認為，中國富人獲得財富本來就有“原罪”。他們堅信，這是他們新眼所見的事實。現在富人不但資本雄厚，經濟上處于強勢；而且他們與權力關系緊密，甚至官商勾結，政治上也處于強勢。如果再對富人進行保護，富人的優勢將進一步擴大，窮人將更加處于弱勢，窮人將更加沒有機會致富。這樣下去，貧富差距將更大，社會陷入劇烈動蕩的風險將更大。因此，不能提保護富人。
我認為這種看法更接近現實，也更符合未來需要。所以，我也加入批茅行列。
但是批茅也有走入極端的。如批茅主將陳永苗說，為窮人說話天然正確，為富人說話沒有政治正當性。這是極不恰當的。在現代民主憲政社會中，每個人、每一個團體、每一個階層都可以有自己的代言、代議人，這是民主憲政議題應有之義。憑什么只能給窮人代言，而不許為富人說話，這是不是有些專制？陳先生是憲政專家，你提出的“憲政愛國主義”曾經讓我很心動，我希望憲政不是講在嘴上，更希望你是在行動上是實踐民主憲政的楷模。
為什么同是批茅者，我還要批評陳永苗？
因為，茅先生為誰講話是憲法規定給他的言論自由，即使你否認現行憲法的正當性，根據民主憲政原理茅先生還是有言論自由，所以，茅先生為富人說話沒有任何障礙。
“該不該為富人講話”是個偽問題。
而且討論這樣的問題對解決當前困境也沒有多大意義。
況且，我認為，只要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不作根本性轉變，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中國人對這種差距的焦慮也會更強烈，富人與窮人誰該保護這樣的的問題遲早要引發大討論。今天好不容易開始了，大家卻把精力放在討論是不是該為富人講話這一偽問題上。實在是浪費！
另外，茅派主要是在文化上形而上地批判仇富，批茅者也是形而上地指責對方不該為富人講話。雙方及第三方都沒有誰考慮到在形而下的制度中尋找解決貧富差距太大的辦法。我認為這樣的相互指責流于膚淺。
應該更深入探求中國貧富差距的根源，作一些更有建設性的建議，使貧富差距能減小一些，讓大家的焦慮感和對抗情緒降低一些。當然能提出根本性解決方案更好。
不必在無謂的問題上糾纏，使貧富對抗顯得更激烈，這樣做的結果，極有可能與雙方原本謀求避免讓社會陷入劇烈動蕩風險的目標相反。到時候，自責也晚了！
為深入討論，我試作如論題，供各位朋友參考。
（1）、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影響貧富差距的三種因素中，政治、經濟、文化，誰是起主要作用的？或者有哪一種因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2）、中國貧富差距過大到了什么程度？它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風險？可否評估？
（3）、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現狀能否改變？如何改變才不致于社會劇烈動蕩？
小弟魯頓，只能想出這幾個議題。希望能有人補充。
同時希望博客中國能支持和引導這些議題的的討論，并允許有政治建議；另外希望能容忍各種觀點，不要象《南都》那樣拒絕薛涌，自毀名聲。
貧富差距過大這把懸在中國人頭頂的利劍，何時才會被撤走？
我祈禱！
樊桂----200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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