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為富人說話是在激化社會貧富矛盾

茅于軾為富人說話是在激化社會貧富矛盾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當前社會這場風波，我認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更深層次角度討論。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實際上是當前中國社會理論體系的一場大爭論，深層還是大的理論問題，思想博弈，建國以來走這樣兩條路，幾種大的思想最終的表現。
    改革開放這么些年，社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社會產生貧富分化，肯定這種現實還是否定這種現實，都表現在我們這些人的發言當中。有人是肯定，支持、贊揚這種現實，這種分化，有人是完全批評反對這樣一種分析的現實，我們學者如何表態的問題？在這里面，在座的學者肯定是不一樣的，學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他肯定代表著這個社會各個群體，不同的聲音。在這里，我想談一下我的觀點，盡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從1988年認識，到現在快20年，這些年來我們屬于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我感覺到茅老在這個時候說這個話是非常不合時宜的，說的話也不對，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我認為這種說法就不應該說。為什么偏要為富人說話，又為富人也為窮人說話，不完整，也種表達方式有問題，引起分歧。我感覺我們的學者責任重大，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學者如果不能正確代表各種發展形象的話，肯定會遭到社會各個層面攻擊，甚至還有暴力的行動。今天坐在這兒，學者之間的謾罵都是輕了，一次我們國家發生暴力，歷史上經常發生，當一個社會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時候，最佳不要打的時候，就是動手打仗，我希望我們社會不要到那個地步，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確非常危險，既然非常危險了，我們學者的責任調和這種危險，綜合各種社會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激化這種矛盾，非常不明智的，在座的學者，這樣的爭論的場合，可以讓大家公開爭論，這說明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黎鳴先生典型的偏激，非要走極端，非要與別人不同是英雄，我認為不應該這樣，中國知識分子有儒家的傳統，中庸的傳統。我們的知識分子要認識到說話的責任，我們是影響社會的話語權，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分析當前中國的問題，就會給中國帶來非常多的分裂和內亂的問題。
    對于中國的社會矛盾，我們應該不應該這種分化的現實，非常嚴重，我們是應該承認的。中國民間的憤怒，大眾的憤怒，我們應該完全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種否定的或者偏見的看法，對待這種憤怒，所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當年反對平均主義極端，一個極左的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我認為同樣是不合理的，是錯誤的。這個問題應該矯正這種極端，而不是縱容極右的改革，馬克思主義給帶來極左，給中國的窮人帶來益處，中國的窮人還是熱烈歡迎馬克思主義，盡管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破壞非常多的富人，盡管非常多過去的富人痛恨馬克思主義，但是廣大的窮人還是歡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傳統有大中的思想，中國社會發展歷來也不是一個分化非常厲害的國家，中國的財富分配過去存在不大公，但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財富分配不會出現特別厲害的情況。
    今天受西方市場經濟的影響，已經走向非常厲害的狀況，加上中國是封建特權等級社會，使得中國的改革，經濟的成果不平等、不公平的分化達到更極端的程度，我們應該認識這種現實，我們都是搞經濟研究的，講數字可以一套一套來講，國民GDP有多少被政府被資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勞動拿走了，這是非常清楚的事實，我們要勞動達到的GDP達到百分之二十幾就不錯了，百分之四十被財富拿走，百分之四十多被資本拿走，這么大勞動群體拿這么少的GDP合理嗎，還有什么道理站在為資本說話，為政府說話，完全沒有必要茅老搞經濟研究，對這方面的事情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為什么沒有從理性出發分析判斷這個問題，工薪階層拿走國民收入占GDP多大的比例，我們一年的工資總額統計局數字才占GDP的11%，工人農民加起來不到20%，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平民大眾能不有意見，能不憤怒嗎，茅老說的話能不遭到謾罵嗎？把這個問題旗幟鮮明把問題講出來，承認中國當前分化，發展極端不平均的狀態，目標不是攻擊哪些人，為哪些人說話，我們承認我們的企業家都是在社會改革中起著巨大貢獻，我本身就是民營企業家，民營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很多，我也感覺到，中國有些富人的確在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表現得并不如人意，對社會責任，社會貢獻，社會進步貢獻方面貢獻不大，原因由于體制造成，政治體制存在某些問題，導致中國新興富人階層產生扭曲和畸變，各種原因都需要尋找。包括我們在座的學者，在發言在說話的時候，都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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