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者禁書不但不奇怪，而且早已屢見不鮮。但不久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宣傳和出版工作會議上宣布，禁止8部文學作品的出版發行，卻屬罕見。以前的禁令都是內部下達、內部掌握，這次卻公開發布，其對當政者國際形象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被一些人視為自唾其面的“愚蠢”。
當政者當然并不愚蠢，反之，如此做可能大有深意。公開發布禁令，禁止的效果比之內部禁令并無多少差別，但負面性卻差別甚大。當政者之所以舍易就難，應該是看中了“公開發布”的另一項功用，那就是可以發出明確無誤的公開信號。
當政者就是要發出這種明確無誤的公開信號，應對不久前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劉軍寧倡導的“文藝復興”。一介書生的一聲呼吁，竟使得官方專門出臺了對策，劉軍寧足可引以為自豪。
官方之所以如此在意自由派提出的“文藝復興”，是因為此舉戳正了它的某處軟肋：官方已失去對知識界思想觀念的影響力。自由派的算盤很精到：自己的優勢是主導了知識界的觀念，弱點是缺少政治行動能力，出路是讓思想變成物質，影響政治，推動變革；具體做法是讓思想以文藝形式出現，掌握群眾。馬克思早就有言：思想一旦掌握群眾，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自由派首倡“文藝復興”的動因。
當政者本身也是從此處起家、進而獲得政權的，它不可能不明白“思想掌握群眾”的威力，這也是它一直不肯放棄控制傳播的原因。現在自由派玩了一個迂回，不再直接訴諸制度的變革，而是致力于觀念對民眾的熏染與引導，希望通過改變人心來改變政治力量的對比。這種純觀念的傳播，當它局限于學術范圍即影響限于知識界內部時，是被允許的，這既是改革帶來的自由增進成果之一，也是市場化改革得以順利推進的一個原因。現在，自由派試圖將這種觀念傳導通過文藝這一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擴展開來，于是當局就面臨新的考驗：是繼續允許，還是禁止？
從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差看，當局反應迅速，毫不猶豫就選擇了嚴禁，因為它要禁絕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公開禁書，就是公開宣示當局的選擇。此次被禁的8本書，其內容都是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及當代歷史大事的反思，是文藝而非學術；既飽含觀念，表現形式又易為大眾接受，于是成了當局反擊自由派“文藝復興”的祭品。
這是兩種力量、兩種利益的隔空交手，這一過程已有、而且還將有多個回合，并且會不斷變幻形式。這一回雙方都出手精妙，直指對方要害。交手兩方都與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著一定關聯，交手結果不但將決定雙方的未來命運，更將影響社會進程的走向和路徑。近而言之，政府的嚴控不僅會導致公共言論的全面收縮，也必然損害思想的交流與創造。當然，對這些東西當局從來就不怎么在乎，但是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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