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黨的司令部不能炮打》的作者
就叫他X吧。
我與他相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那時，我在一所大學的宣傳部門當干事，X在地區所轄的縣里的宣傳部門當干事。一次，地區召開優秀通訊員表彰會議，他代表獲獎的通訊員發言。由于他發言的最后部分完全是現編的詩歌，所以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他那時二十多歲，可以說風華正茂。在那次會上，我聽人介紹，他在地區所轄的十幾個縣的通訊干事里面出類拔萃。所謂出類拔萃就是他寫的文章經常被地區報紙和省報刊登在頭版頭條。當時，刊登在頭版頭條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是要緊跟當時的形勢，二是文章要有新意。他在縣里主要是寫一些如何學習大寨經驗方面的文章，后來寫了許多反擊右傾翻案風方面的批判文章。
一次，我到省里送一篇稿子，他也到省里送一篇稿子，我們都住在省報招待所，恰恰又都住在一個房間。通過聊天，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很熱情，也很健談，尤其是他的記憶力驚人。他可以大段地背誦《三國演義》，有些章節他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誦下來。他還可以一首接一首的背誦唐詩和宋詞，他說正因為如此一些老學究對他也不敢小覷。他還說由于省報的總編輯對唐詩和宋詞也頗有研究，所以他到省里送稿子，總是受到總編輯的青睞。我對有能力的人是比較敬重的，加之說話投機，所以第二天我便在飯店要了幾個菜，請X和一位在省報當記者的朋友，那天我們三個人酩酊大醉。酒桌上，他還即席為我和那位省報記者的朋友每人寫了一首表示友情的藏頭詩。分別時彼此間都有一種戀戀不舍的感覺。
后來，地區在他所在的縣里召開一次現場會，見面后他十分熱情，吃飯也在一個桌上，且在嘮嗑時都親切地開著玩笑。打那以后我們便熟悉了。
也許是一兩年之后吧。那時，每當有一部新影片上映之前，有關部門的領導都要“審查”，說是“審查”其實也“審查”不出個子午卯酉。好在那時的電影票也就是兩三角錢，若屬特殊化也只是兩三角錢的特殊化而已。那天，我的那位在省報當記者的朋友便送給我一張“審查票”，我那位朋友是省報駐地區記者站的記者，他們站里也享受“審查票”的待遇。那天，我和那位記者朋友一進放映大廳，猛然發現了X坐在前排的領導席上，我欣喜地打著招呼剛要上前，卻見他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便若無其事地轉過身去與旁邊的領導說話去了，那情景好象我們壓根就不認識。當時，我十分尷尬，幸好那位記者朋友將我拉到一旁的過道朝后排走去。坐下之后，那位記者朋友對我說，“X已經調到省里了，這次是陪省里領導來的。X已經不是當年的X了。那時還管我叫一聲老師，如今沒看到見了我也是眼皮都不抬嘛！”當時，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兒，心想：難道打聲招呼也掉他的價嗎？他這樣做是不是有些不盡情禮？不過，我依然以為電影散場后，他也許會與我們打聲招呼，然而在電影散場后他還是和領導們揚長而去。從那以后，我便認為一些人地位改變之后也許和X一樣都會目中無人的。其實，當時的X在省里某部門也只是一個干事而已。
后來，X又調到北京的一個部門，在那個部門下屬的一個刊物的編輯部工作。在此期間，他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黨的司令部不能炮打》。當時的高層有關領導對這篇文章非常欣賞，并給這篇文章寫了批語。對于X所寫的這篇文章，我后來看了，不過是迎合了當時要否定WG的政治氣候而已。然而，我還是納悶，X當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可是寫了一系列的很有力度的批判文章的，他的立場轉變得也忒快了！不過，我心里也在琢磨，也許他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他這個人是很聰明的，完全可稱得上是精英類人物。然而，人若是聰明過了頭，則往往聰明反被聰明誤。
后來，上邊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X寫出申請說上邊機構臃腫，應當精簡機構，為此他要求下基層鍛煉。X在某省的一個縣里鍛煉之后便被調到當時的國務院某研究機構去了。那個研究機構在當時可是十分顯赫和重要的部門，是為當時的高層當參謀的。再后來，X由于緊跟當時的高層領導，最終卷入了“6·3+1”事件當中。再后來，有人說X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下海經商了，還有人說X在經商期間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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