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來是新年，
陜北出了個劉志丹，
劉志丹來是清官，
他帶著隊伍上橫山，
一心鬧共產。
……
這首樸實無華、高亢明亮、親切感人，優美動聽，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陜北大地傳唱至今，一直受普通老百姓喜愛且人人會唱的陜北民歌，唱出了劉志丹帶領紅軍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為人民打江山求解放的心聲，唱出了人民對這位深受百姓擁護愛戴的群眾領袖的敬仰懷念之情。
(一)
劉志丹（1903—1936），陜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軍卓越的36位軍事家之一，西北工農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陜北，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解除人民的苦難，劉志丹立志報國為窮人打天下，從青年時起便投身革命，1925年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天，進入黃埔軍官學校學習。大革命時代，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處長等職，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奉黨指示，回到了陜西，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28年，組織發動了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組織了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及參謀長，后來，反帝同盟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支隊，劉志丹歷任副總指揮、總指揮等職。1932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成立，劉志丹仍負領導責任，1934年5月，任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與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一起，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之后，由于左傾錯誤路線在陜北搞肅反，劉志丹及許多干部受到牽連和誣陷，被關押起來。1935年10月，毛主席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在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派王首道、賈拓夫等人前往瓦窯堡，制止了肅反，劉志丹等人才得到釋放，之后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任、北路軍總指揮、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軍長等職。1936年4月，劉志丹率二十八軍東征，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戰斗中光榮犧牲，時年33歲。他的遺體由山西運回陜北，葬于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1936年6月，紅軍歷時75天的東征返回了陜北。為紀念劉志丹同志，中共中央決定將保安縣改為志丹縣，黨中央主要領導也都題了詞。毛澤東的題詞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題詞是“紅軍模范”；周恩來的題詞是“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張聞天的題詞是：“子丹同志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我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中國的馬列主義的路線。子丹同志，精神不死！
1943年5月2日，劉志丹靈櫬在志丹縣舉行公葬，毛澤東為新建的劉志丹陵園紀念碑題字，正面寫著“革命烈士紀念碑”、背面寫著碑文：“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毛澤東高度地評價了劉志丹的短暫一生。
(二)
劉志丹在黃埔軍校時，就是一位有遠大抱負和理想的學生，周恩來對自己這位最優秀的學生鐘愛有嘉，對他的犧牲萬分悲痛和惋惜，對左傾肅反錯誤非常地痛恨，他曾對人說：“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務，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便不顧一切地沖了上去，就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犧牲。……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周恩來的這番話道出了劉志丹犧牲的真正原因。這個原因還可以從劉志丹與張秀山的最后一次談話得到證實。
1935年9、10兩個月，紅25軍和黨中央先后到達陜北，由于陜北貧窮落后，一下子涌進了這么多部隊，當地政府和老百姓難以承受。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不增加群眾的負擔，調整紅軍的戰略布局，1936年2月，黨中央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作出了主力紅軍東征的決定，組織了以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總政委的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到山西，以便打通抗日通道和使紅軍得到物資兵員上的補充。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1936年3月初，劉志丹、宋任窮奉命率領紅28軍抵達神府，并準備從此渡過黃河，開赴山西，配合主力紅軍與閻錫山作戰。到達神府的一天晚上，許久沒有見到自己的老領導，現擔任了神府特委組織部長的張秀山，特要與劉志丹睡在一個炕上，敘舊交談。兩個老戰友相見，感慨萬千，他們從東征談到陜北根據地的發展，尤其在談到了左傾肅反給陜北蘇區造成的影響和損失時兩人都無比地激憤。劉志丹說，左傾肅反錯整了我們許多同志，有的被殺害，有的被活埋，二百多名好干部被無辜地殺害。我們這次東征，就是要以我們在戰場上的勝利來給那些搞肅反的人看，來證明我們是清白無辜的。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左傾錯誤路線正在搞肅反，盡管黨中央立即制止了肅反，釋放了被關押的同志，但由于戰事緊急，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為這些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恢復工作，無疑這些同志身上還背著的反革命、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包袱。這就使得那些搞肅反的人依此認為自己沒有錯誤，也不承認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對，反而使那些被整了的同志覺得憋屈和壓抑。對此，劉志丹對張秀山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戰場上讓他們看看！黨中央毛主席總有一天會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劉志丹這番對張秀山的肺腑之言，不僅道出了他對肅反錯誤的憤恨和對黨中央毛澤東的信任，也充分證明了周恩來的談話，與劉志丹和張秀山的談話是完全吻合的，足以說明劉志丹就是死于左傾肅反的，這也回應了陸定一、毛澤東所說的劉志丹犧牲是意外一說，應該講周恩來對劉志丹犧牲的結論是客觀真實的。
(三)
陜北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惟一保存下來的革命根據地。遠在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及中央紅軍，正是從國民黨的報紙中獲悉了此消息，才作出進軍陜北的歷史性選擇。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與西北紅軍會師，使陜北最終成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誠如毛澤東所說:“沒有這塊土地，我們就下不了地”。但是，由于左傾路線在陜北搞肅反，僅剩的這塊根據地差點也被葬送了。
黨中央到達陜北后，面臨著兩大問題：一是敵人的圍剿，二是蘇區的肅反。由于中央忙于戰事，就先派保衛局局長王首道和賈拓夫前往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接管由左傾路線控制的保衛局，調查處理肅反問題。鑒于江西蘇區肅反給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毛澤東特意叮囑王首道等人：“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在了解了陜北肅反的情況之后，毛主席又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起，聽取了五人小組關于審查肅反案件的情況匯報，接見了被錯整的同志。他再次嚴肅的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周副主席說：我們從前方回來后，經過了解，認定陜北肅反是極端錯誤的，志丹和你們這些同志受了很大的打擊和委屈，……這都是對我們共產黨員的考驗。這些從牢獄中走出來的同志，個個淚流滿面，感激毛主席黨中央救了他們，救了陜北紅軍。毛主席也對這些受迫害的同志說：是中央救了陜北，也是陜北救了中央。過了三十就是初一，大家要忘掉過去團結一致向前看，我請同志們相信，這類自己人整自己人的作法在我們共產黨的隊伍里是不會再出現了。
直羅鎮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從前線回到了瓦窯堡并親自接見了劉志丹。劉志丹一見到周恩來，就激動地上前緊緊握住周恩來的雙手說：“周副主席，你在黃埔是我的老師，”周恩來說：“過去我們是師生，現在是戰友。你在陜甘邊區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很有創造性。你時時受左傾分子的打擊，這次差點被殺頭，但你總是忍辱負重、赤心一片，這點很了不起。”劉志丹見到毛主席后激動不已，毛主席緊緊握住劉志丹的手說：“我們是來投奔你的呀！”劉志丹急忙說：“不，是黨中央救了我們，也挽救了這塊根據地”。毛主席看了看周恩來對劉志丹說：“共產黨里的怪事也不少，主人反被客人關起來了(指紅25軍里的個別人)，歪人當道，好人受氣呀，讓你和陜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聽后激動地說：“中央來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辦了。”。劉志丹是個黨性和原則性很強的人，他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和得失，不僅自己，也要求受委屈的同志都要向前看，要用做好工作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一天，習仲勛在從安定回瓦窯堡的路上，碰上了正準備出發東征的劉志丹，兩位老戰友相見，格外親切，劉志丹語重心長的對他說：“仲勛，你向受過整的同志都說說，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的，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要絕對服從中央領導，聽從中央調遣。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勝仗。你要帶頭做好地方工作。”劉志丹的一席肺腑之語，讓習仲勛深切地感受到了劉志丹的堅定黨性，和為了維護黨的團結，不計個人恩怨，努力為黨工作的高度自覺性和人格魅力。
(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社會上一股反毛辱毛的惡風甚囂塵上之時，一些反動公知便別有用心故意歪曲歷史，把原本劉志丹犧牲的真相肆意惡搞。說什么劉志丹不是被敵人打死的，是自己人在背后下的黑手，妄圖顛倒黑白把水攪渾，達到否定黨的歷史的目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一切完全都是徒勞和無用的。
為了以正視聽，再現歷史，我們不妨引用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來證明劉志丹犧牲的經過。當時系國民黨晉軍71師師長兼晉西警備司令的楊耀芳在其《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一文中說：“1936年3月下旬，紅十五軍團到達文水、交城地區后，變更戰略，沒有兵臨太原，即調轉方向，由文水開柵鎮經婁煩、嵐縣到達興縣，復轉回臨縣的白文鎮，與紅二十八軍劉志丹部會師，繼續向南進展。紅二十八軍與紅一軍團在白文鎮會師后，繼續南下，進入離石、中陽地區。在三交鎮與駐守該地的陳長捷旅展開激戰，在這次戰役中，軍長劉志丹被孫楚指揮的章拯宇團馬連機關槍流彈擊中犧牲。”。當時系國民黨陜北“剿共”總指揮部參謀的潘振英在其《從晉軍進犯陜北到紅軍渡河東征》一文中說：“河西晉軍東渡后，遂在柳林以南地區展開激戰。參加戰斗的計有陶振武之第二旅、馬延寧之第三旅、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團。紅軍因敵軍地形均不甚明了，乃向后撤至中陽縣以南地區，孫楚率部追擊，雙方又在中陽縣東南地區展開戰斗。晉軍方面，又調來炮兵第三團，集中炮火向紅軍轟擊。紅軍因處于劣勢狀態，又鑒于北進困難，轉而稍向南移，擬乘機越過同蒲路線東進，又為晉軍截擊于中陽縣之鐵頭村、冀家園一帶，戰斗極為激烈。此時，紅軍指揮官為劉志丹，晉軍主力部隊為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團，雙方傷亡極重，紅軍指揮員劉志丹于是役陣亡。”。時任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第四縱隊第七十二師二0八旅旅長，后任第七十二師師長的陳長捷在其《堵截紅軍東征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寫道：“當劉志丹紅軍過黃河北進臨縣時，方旅避近臨縣城和丁旅相依。紅軍主力南返，劉志丹紅軍亦轉向三交，方克猷旅向之側擊和攔截，劉志丹率紅軍猛沖方旅章拯宇團受傷陣亡，紅軍經三交渡河回陜。”。《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紅軍長征大事記》中也記載：“1936年3月上旬，蔣介石任命陳誠為‘剿共’總指揮，率15萬中央軍入晉，與晉軍共同對付紅軍。晉軍陳長捷旅與紅軍28軍在三交鎮激戰，紅軍軍長劉志丹犧牲。紅軍攻克三交鎮后，進迫中陽縣金羅鎮與晉軍發生激戰，殲滅晉軍196旅392團。5月5日，紅軍西渡黃河，回到陜北。”。
事實勝于雄辯。在這些連紅軍的敵人都承認的事實面前，所有的一切難道還不能充分的說明，劉志丹不是死于國民黨晉軍之手？任何反動公知罔顧事實的邪說，只能說都是別有用心的，其目的也是不會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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