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在朋友圈轉發了黨人碑的一篇微博，微博的內容是子弟兵與人民心連心，軍民一體，共同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沒想到，留言區有一位讀者留言，拿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來譏諷人民軍隊對老百姓是“尸骨堆出來的野心”、“殺無辜”。
東北野戰軍在圍困長春時，在被封鎖區確實出現了很多饑民，甚至有餓死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多年前，有很多公知也用這個來否定偉大的中國革命、否認偉大的人民軍隊。
也難怪那位讀者有此憤怒，實際上，在圍困長春時，有很多指戰員也不理解，甚至不滿，為什么要圍困呢？痛痛快快地打不行嗎？為什么不讓老百姓出封鎖區呢？這不是草菅人命嗎？
今天，我們來談一談這件事。
一、為什么不直接打而要采取圍困呢？
根據沈陽軍區編寫，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一書披露：
國民黨中央社曾吹噓說：“長春城防，曾經聘請專家數十名精心設計，搜集世界各國防御工事的資料，動員技工數十萬人，使用水泥六萬袋，鋼材一千五百噸，歷時一年零一個月，才構筑成了堅冠全國的永久性工事”。①
注①：《吉林市文史資料》第三輯86頁.
根據《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姜東平編著）的《何恩波致四川成都渥弟》信中說：
“長春在軍事上很樂觀的，以軍事論軍事，我們是希望x匪來攻，希望他傾其東北全力來攻，我們有堅固的工事嚴陣以待，他自來送死省得將來去找他打，將他十多個縱隊兵力消耗完了，東北就完全接收。”
以上是國民黨守軍的簡單介紹，想利用“堅冠全國”的堅固工事應對解放軍的攻擊。
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記載，解放軍東北軍區一縱、六縱（即李天佑縱，黃永勝縱）在6月1日給東北軍區回電并轉呈中央軍委。（電報）要點大致如下：
【——根據俘虜供稱，長春守敵新編第七軍為31500人，第六十軍為27500人，吉林保安第一、二旅、騎兵旅、志愿兵團、警察自衛隊等共28000人。加上其它零星部隊，約10萬人。
——長春西北、正北地形開闊，惟有正面較之有隱蔽地形可利用。而西部敵工事構筑的較為堅固。長春市區西部共有36個永久性的堅固碉堡，土木地堡、塹壕較多。
——敵軍內部控制嚴密，實行連坐法，軍官采取督戰隊辦法。這些辦法在敵軍中很起作用。軍官不被打死，士兵是不能繳槍的。
——根據上述情況，我軍攻打長春開始是可以突破的，如全殲該敵則把握不大。打得不順利勢將付出極大的代價，其結果是使我軍力量遭到相當削弱，仍難取得徹底勝利。而目前我全軍中真正受過激烈巷戰鍛煉、有著這方面經驗且戰斗力較強的部隊并不多。但若有較長時間，付出較大代價，亦有全殲之可能……】
對于強攻長春，毛主席在1948年6月3日13時給東北軍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詢問：
【你們一日二十時電[12]及轉來李天佑，黃永勝兩縱意見均悉。請對朱總司令所提意見[13]中下列各項給以回答:(一)以兩個或三個縱隊及幾個獨立師攻城，以七個至八個縱隊準備打援，是否可能。(二)兩種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強攻，則用強攻辦法;乙、不能強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長圍，構筑堅陣，以一部圍困該敵，主力休整待機。(三)你們彈藥方面是否經得一次大消耗。
——《毛澤東軍事文選》】
注[13]是1948年6月3日朱老總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對攻打長春提出了幾個注意事項：
【......有相當的家務，如果現有二十萬發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彈及重、輕迫擊炮彈、炸藥三十萬斤，手榴彈二百萬個，即可能打開。再準備傷亡三萬以上的人。
......準備兩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質城底，又無城墻，是可能打下的。8、再一種攻法是長圍，在一定的圈子內，圍死他，使其糧彈俱困，人心動搖時再攻。9、這兩種攻城戰術;強攻與長圍。如有家務，可采取第一種。打久了第二種也出現了。如家務不大，攻一城將炮彈、炸藥耗盡，一時難補充，則不如打野戰。打長春要看家務大小來決定。”】
——《毛澤東軍事文選》
對毛主席與朱老總的電報，東北軍區于6月5日答復中央軍委，提出了尚待商榷的三個方案。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第一方案:立即攻打長春，但無把握，成功的可能性甚小，不成功的可能性大。因為從我可能使用的兵力看，新老部隊合起來對敵之比還達不到三對一，而打援的部隊只有兩個新建的縱隊。這樣的力量對比，我攻城部隊經過戰斗消耗，沒有把握能維持到最后取勝。很有可能殲敵一部和占領城市的一半后，因各部隊所剩人數太少，出現僵持狀態。如此，則日夜在敵人飛機、炮火的襲擊下，不斷遭受殺傷消耗，而時間拖長，援敵又可能與守敵會合，使我軍不得不退出戰斗。這種無把握的仗，如果放在別處，有時尚可以考慮打，因為即便以半數或1/3的兵力投入這樣的戰斗，不成功，也無礙于大局。但如以全力進行這種無把握的作戰，若不成功，則對整個戰爭局勢不利。如攻打長春不成功，士氣受到影響，而且又難以找到打中、小勝仗恢復士氣的機會，部隊缺乏必勝的信心，將來帶著這種情緒去執行圍困沈陽、錦州、天津、北平的任務，是很不利的。同時，也考慮到敵炮兵火力、自動火器較強，與全國其它戰場相比，東北之敵裝備精良。如1947年秋季攻勢，東北全殲敵第五十師一個團，繳各種炮即達到82門之多。而那時我晉察冀部隊在清風店殲滅敵新編第三軍四個團，一個師部和軍直五個營，繳獲的各種炮只有72門，較之東北消滅敵一個團還少10門。如按上述情況分析，可以想象，如我占領長春一半，停止進攻而與敵對峙，則日夜都會遭敵密度相當大的炮火襲擊。所以，長春不打則已，要打就要一鼓作氣打到底，直到勝利結束。但目前還不具備此種條件，因而第一方案不能采用。
第二方案:以少數兵力圍住長春，封鎖糧食，主力到北寧線、熱河、冀東一帶作戰。以主力南下，仍可能到處撲空，或遇到同樣集中而不便攻打之敵，其結果也可能只有圍困。......因此，目前也不宜采取這一方案......
第三方案:對長敵進行較長期的圍城打援，然后攻城。時間約在兩到四個月，在此期間，力爭打援。即使無運動戰可打，我軍進行練兵整訓，戰斗力亦可大為提高。而敵人經我長時期圍困，疲憊不堪，戰斗力必大大降低。總攻發起后，戰斗進展必然加快，可以在敵援兵沒有到達之前攻下長春。綜合以上情況分析，認為這一方案較妥。】
6月7日，中央軍委電示東北軍區，同意對長春作戰的第三方案：
【(一)基本上同意你們五日十九時半來電的第三個方案，即用三個月至四個月時間攻克長春，并爭取殲滅援敵，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處】
——《毛澤東軍事文選》
至此，我軍對長春作戰策略定下來，完成了從“攻”到“圍”的轉變。
從“攻”到“圍”，不是某個人拍腦門決定的，而是根據敵我力量、具體形勢采取的最優解。
二、為什么不讓老百姓出封鎖區
沒有補給，就沒有戰爭的最后勝利，這是所有戰爭的共同特點。即使是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軍隊，也是如此，尤其在軍隊早期，我軍的補給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繳獲——包括殲滅敵人，包括打土豪。
“圍困”，意義就在于此，切斷敵人的補給——尤其是糧食。
沒有飯吃就得死，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圍困，就是要讓敵人喪失戰斗力。
根據李發鎖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的《圍困長春》記載：
【圍困長春的序幕自1948年6月上旬始。經過反復討論研究，東野總部向圍城部隊下達了三管齊下的圍困方針：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瓦解三結合的辦法，達到動搖渙散守敵之目的，為最終拿下長春創造條件。
一、劃長市周圍50里以內為封鎖區，在此封鎖區內除軍事所必須者外，應禁止人員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制造通行證及居留證發給人民（軍隊人員外出者由團部發通行證），以便憑證檢查。
二、在宣布斷絕對長市商業關系，嚴禁糧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后（由總部出布告），凡以上項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但持有證明文件并其所運物資系流向我區者，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借故留難。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規定手續執行沒收者，必須從嚴究辦。
三、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地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但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勸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毆打及開槍。
四、為實行上項封鎖政策，應在各大小道口設立檢查站以便實行盤查和戒嚴。除軍隊擔任者外，必須組織人民的放哨戒嚴，使敵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此項戒嚴和盤查細則由當地軍隊會同地方規定之。
五、勸告封鎖區內前沿地帶的居民，將多余糧草及暫不需用資料窯藏起來，不要被敵搶去。⑼
以上5點是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4首長發給圍城指揮部的電文（《林總電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編），現存件于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是圍困長春的基本內容及方法的主要文件之一。故錄于此。】
讀者注意該電文第三點，“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勸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毆打及開槍”。
由臺灣白象文化事渠有限公司出版，杜斌所著的《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中，在封面最上方聳人聽聞地引用了《紐約時報》采訪了據說是參加圍困長春的長春籍解放軍老兵的一段話：
【我們接到的軍令是：他們（難民）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Andrew Jacobs 《紐約時報》2009年10月1日】
《紐約時報》的這段采訪，將人民解放軍描畫成了惡魔，一定會影響了很多的讀者，尤其是沒有看過上述東野總部電報、不明真相的讀者。
但，一份是實實在在的電文“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勸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毆打及開槍”，白紙黑字；一份是《紐約時報》的采訪，誰在撒謊，這就一目了然了。
即使從常理也可以判斷，人民軍隊不可能將人民群眾（包括難民）看做敵人。事實也是，人民軍隊從誕生那一天起，經過了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她的使命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下，這支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未有過哪怕一絲的改變。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引用了諸多的史料，這些史料都很有價值。這部著作至少沒有從作者嘴里信口開河。即使有信口開河，也是借助他人之口，表達了作者對于中國共產黨的仇視，這就是春秋筆法吧，這是作者“高明”的地方——貌似客觀，但已經通過他人之口用春秋筆法表達了自己的主觀意見。
謠言，對于不明真相的讀者，是蒙蔽，是欺騙。比如有些人說毛主席“個人專斷”。如果是道聽途說，被蒙蔽，尚情有可原，但如果是當事人也這么說，足見當事人品行之惡劣。這些低劣的謠言只有最卑劣的人才能說得出口。
東野總部的電報，也闡明了“圍困”的最核心目的：“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地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
使敵人“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這就是圍困長春的目的，為的是使敵軍喪失戰斗力（包括體力，包括士氣，包括軍心等）。
不讓群眾出城，為的是要群眾與敵人爭吃既有的糧食，群眾多吃一口，敵人就會少吃一口，減少被圍困區的糧食，直至敵軍缺糧。如果群眾都出了圍困區，糧食就會留在圍困區，就會使圍困策略失敗，至少要增加圍困時間。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圍困戰——“困餓戰”的一個軍事術語為“食口”。居民40萬“食口”兩個半月的糧食，10萬軍人便可以食用10個月；居民50萬“食口”兩個半月，10萬部隊就可以食用12個半月。......
守城一方的食口賬是：如果將40萬食口全部減去，再加上部隊本身兩個半月的存糧，守軍便可堅守12個半月。當然，將居民全部趕出城去也不可能。倘若將食口減去一半，減為20萬，加上部隊本身存糧（空投尚不計算在內），起碼可支撐七八個月，就會從根本上擊破攻城一方的圍困戰。】
從這段記述中，如果有群眾在圍困區，敵軍的糧食看月支撐兩個半月，如果將群眾趕出圍困區，敵軍糧食可以支撐七八個月乃至一年。可以看到群眾對于糧食的消耗以及對戰爭走向的影響是多么巨大了。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攻城一方的食口賬是：如果將40萬居民食口包袱全部由守軍背起來，三個月內守軍必因饑餓發生衰弱、渙散和瓦解。那時任憑攻取或敵潰逃途中殲滅。
因此，一個嚴重的現實擺在了攻守雙方面前：守方要盡快卸掉食口包袱，讓居民出城；攻方不許百姓出城，不讓守方將食口包袱卸掉。這成了圍困戰中攻守雙方斗爭的焦點。】
這里也隱含了另一個問題，只有在糧盡時對被圍困區群眾（難民）放行。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作為吉林省主席的鄭洞國不能毫無顧忌地不管自己的子民，政府向他們收了稅，收了糧，讓他們的子弟當了兵，父母官就不能明目張膽地將他們的口糧全部剝奪給軍隊，而不管他們的死活。困守孤城期間，他絞盡腦汁的是，如何將居民弄出城外，糧食留給軍隊。
林彪、羅榮桓的難處在于，既要讓鄭洞國背上食口包袱，依靠城內百姓消耗掉守軍可拿用的糧食，又不愿餓死百姓。因為這不僅有悖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宗旨，即使鞏固部隊的需要，也不敢不考慮城中百姓的死活，部隊不少戰士的至親就在城里。
初期的嚴密圍困，不予放行是必須的；中期視情況放出部分饑餓將斃的百姓也是應該的；后期——糧盡的節點在哪兒？整個圍城期間，林、羅二人最頭痛的是城內何時糧盡？何時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內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最初可以通過空投補給，但隨著我軍對空封鎖，空投效果極差，很多都空投到我軍陣地，落入到國民黨軍隊的補給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隨著時間的推進，圍城的效果開始顯現，守軍內部為了爭搶糧食而發生矛盾，士氣開始低落，不斷出現敵軍投誠現象。為了確保軍隊糧食，國民黨守軍早在6月12日開始了驅逐老百姓出城。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陣中日記”記述6月份長春敵情道：“敵61師300余人，騎2團100余人，分（別）于14日11時，分三路襲占孟家屯，黃昏退去，放出群眾500余人。”
“孟家屯、洪熙街敵我交界處放出百姓萬余，19、20日集合向我請愿，要求出來。”
“6月25日，（三）獨6師報，長敵訓練1360人，分12號，每號68人，出動時5人一組，攜黑色毒藥，出來放毒。已被我俘獲2名，放毒者多為老頭、小孩、婦女。”
獨10師26日報：“（二）敵24日開會，決將長市老、殘、婦、孺及可疑份子先登記后，武裝掩送出步哨線，到我區就食。”
......
實際上，在長春市檔案館檔案庫中還躺著一份文件，為1948年6月12日國民黨長春市政府“為報送疏散市民辦法的呈”。內容如下：“簽呈，六月十二日，秘機字第十九號，三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愛勇勉字第一八四四號代電敬悉，茲擬就《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呈，核如蒙，核準請分飭警備（司令）部憲兵隊遵照 謹呈 兼司令官鄭附 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一份 兼市長尚傳道（印）。
.....這份《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主要內容概括有：“對街頭游民、乞丐”、“難民收容所寄居之難民”、“既無戶口，又無確實身份證明之游離分子”、“形跡可疑者”、“經人告發或被認為嫌疑戶者”，一律疏散出長市“防線外居住”。但是，“難民壯丁適令者”除外；“散兵游勇之合役者送團管區收管”。
疏散辦法根據不同人類采取“勸誘”、“鼓勵”、“拘捕”、“強制”等手段，“須于當日晚戒備后，由主辦機關辦理手續，于翌日三時前押出卡哨送至指定地點”，“各警察分局所須依管內住民人口千分之八十之比例”逐日疏散之，“但得酌量地方實情增減千分之三十”，“被疏散出市者除攜帶十日份干糧及應用衣物外不得攜帶糧食及禁品”。
“既經疏散之市民不得再行入市。”“疏散之人口以20萬為（任務）標準。”也就是說，鄭洞國與尚傳道的目標是要將全市人口的一半趕出城去。“本辦法由主辦及協辦機關秘密執行之。”
......鄭洞國在百姓還有一個半月糧（尚傳道調查結果為全市糧食可以吃到7月底）的情況下，卻將全市一半（20萬）百姓趕出城去，每人不許帶走超過10日的干糧，其余的糧食都要留下。留下給誰？顯然是軍隊。
鄭洞國親自批準的《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開了掠民糧而養軍的先例。多數小民百姓一輩子可能就攢了一個窩——房子，沒人愿意在強制下離窩去那不確定的城外冒險。】
在強制長春市民出城之前，蔣介石還密令鄭洞國將長春城中的糧食“收歸公有”。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據鄭洞國講，6月初，正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給自己一封密電，“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后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鄭洞國說：“我明白蔣先生的這道命令完全是個‘殺民養軍’的辦法，但又苦無他計，只好分別找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先生和長春市長尚傳道先生商議措施。他們見了蔣先生的命令也都連連搖頭，說千萬使不得，倘照此行事城內必定大亂。” “我還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傳道先生等，共同擬定了一個《戰時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草案》。"
6月22日，旨在剝奪市民口糧的《長春市政府戰時糧食管制辦法草案》公布實施（以下簡稱《辦法》）。《辦法》列舉管制糧食的種類包括大米（含稻子、粳子）、小麥（含谷子）、高粱、高粱米、苞米、大豆、小豆、豆餅、面粉、小麥共10種，要求市民每人每月以45斤計算，只準存留三個月口糧，多余出來的糧食即為“余糧”，“由政府按市價1/2征購”。對“登記不實”或隱匿不報者，一經查獲，除了把糧食全部沒收以外。“人犯”要以法嚴懲。
這個《辦法》頒布僅僅過了幾天，7月1日又下達了糧食管制補充令， 把秋皮、糠枇等也列入管制范圍，除了菜類、酒糟之外，幾乎全部列入管制。實際上連居民食用豆餅、糠批的權利也剝奪了。
應當承認，鄭洞國“登記”式的管制《辦法》的確比蔣介石“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和緩，并且許諾查獲隱匿的“私糧”，除60%撥售軍糧外，30%平價售予“公教員警”、“軍人家屬”、“文化工作人員”等，10%配發“赤貧”與義民，很是“溫暖”。實際操作上，“清查登記變成了入戶公開強搶”。
當時的長春市民政局一科科長陳運剛（后任國民黨第一兵團政工處第二課中校代理科長）回憶：“‘征購余糧’時，交給我們民政部門的任務是帶領士兵到各區，分保甲挨戶搜查。我也帶了一組人到二道河子某街查糧。每到一家，先叫主動交出余糧，實際上是進屋就翻箱倒柜，用槍托敲擊地板墻壁，檢查有無夾墻地窖。如發現糧食，哪怕是少量的，也要盡數拿走，根本不給錢。如要反抗，動輒打罵、腳踢，甚至刺刀槍托相向。[26]
搶掠百姓最甚者當數60軍暫52師，這支由原交警隊特務武裝改編的部隊紀律最為敗壞，被百姓稱之為“聞香隊”。市長尚傳道回憶，只要看見老百姓哪家冒了煙，士兵們就三三兩兩，擁到那家，把煮熟的飯搶吃了。弄得那一帶的居民怨聲載道。我知道這個情況以后，親自去找到李嵩和該師政治部主任談判，要他們設法制止，并答應撥一部分糧食接濟，我還在報上發表談話，提出‘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的號召，引起60軍的反感。”[27]
注[26]：陳運剛：《孤城末日》，《新七軍投誠》，第341頁。注[27]：《四進長春》，第81頁。】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5年編寫的《遼沈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中時任長春市長尚傳道的《長春困守紀事》：
【七月下旬，蔣介石又從廬山電令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市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鄭洞國轉令警備司令部和市政府執行。在各個哨卡上，由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長一人，盤查外出人員及物資。從八月一日起，強制市內人民出卡，不準再從卡哨外進來，被驅逐出卡的饑民，家中僅有的一點度命糧食，都被國民黨軍、警、特務搜劫一空。
七月以來，卡哨內外，已開始有餓殍出現。七月下旬以后，市內一般居民家中已無存糧，開始以豆餅酒糟充饑。八月以后，豆餅酒糟也越來越少，到九月中旬，酒糟豆餅等已經吃光。
......從八月一日開始強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輾轉餓死在卡哨內外中間地區的，日有增加，餓殍載道，白骨累累。】
除強制手段將驅除市內居民外，國民黨還使用欺騙手段騙居民出城。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為了將更多百姓送出卡哨之外，鄭洞國采取了欺騙宣傳與強制驅逐兩手并用的辦法。開動宣傳機器與保甲長走訪開會辦法，廣泛告知“7月1日是毛澤東的生日，八路軍放卡子7天，要趕快乘機出城”，并為聽信宣傳的居民提供方便，用卡車載人到肖勁光圍困部隊警戒線附近。同時，在街上捉捆乞丐，開釋監獄犯人，強行拘押出卡哨之外。】
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四是國民黨軍假借“出擊”的名義，將群眾脅迫送出城外，驅向我區；五是造謠欺騙群眾，說什么“七月一日是毛澤東的生日，八路軍開放口子八天”，或騙以集體領糧，連同傷兵老弱一起逐出哨卡，不準回城。】
在圍困初期，城里的居民是不愿意出城的，因為“多數小民百姓一輩子可能就攢了一個窩——房子，沒人愿意在強制下離窩去那不確定的城外冒險”。
即使8月1日，很多居民也是不愿意出城，而是被國民黨“強制市內人民出卡，不準再從卡哨外進來”。
隨著餓死人現象的發生，圍城部隊的有些指戰員也不理解圍困的意義到底何在？
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有的干部、戰士認為:“要打就打，圍困什么?”有的說:“經濟封鎖，還不是坑老百姓，老百姓遭罪心“再有一兩個月，老百姓死光了，敵人也跑了。”......另一種思想認識是片面的慈悲觀點，認為圍困的辦法不“人道”，因而在執行封鎖任務中敷衍了事，私自放走了一些群眾。】
可以說包括《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作者杜斌，包括臺灣作家龍應臺等很多人在內所持有的“殘忍”“不人道”“罪惡”等觀念，在當時的一些指戰員也普遍存在著。
早在6月28日圍城指揮所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上，政治委員肖華同志在報告中分析了當時的對敵斗爭形勢，并富有說服力地指出了圍長斗爭特有的復雜性與艱巨性，闡明了對敵圍困封鎖的重要意義。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肖華在講話中說：
【有的以片面的觀點，或部分的、暫時的群眾利益，或某些干部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觀點，因而對封鎖長春不嚴。他們不了解，長春如打不下，是長春市人民的永遠災難，也是周圍群眾的災難。”】
面對指戰員的不理解，我軍的法寶是進行民主大討論，開展思想教育。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獨立第八師根據“圍指”政工會議精神，在部隊中大力開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前后召開了五次干部會議傳達與布置圍城工作，反復闡明對敵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的重大意義；并且批評了各種錯誤認識和不良傾向。在戰士中，則采用先暴露思想，再組織辯論，最后解答的方法，進行充分的說理教育。在開展說理教育中，要搞通的主要內容是：
（1）早打、晚打，到底哪種辦法對我有利？原因何在？
（2）為什么不讓城里的老百姓出來？
（3）為什么要沒收進城的糧食？
（4）沒收進城的走私糧食，又救濟災民，是否耍手腕？
（5）封鎖到什么時候為止？要達到什么目的？
通過展開辯論，解決了部隊中許多人頭腦里的糊涂觀念，是非明了，頭腦清醒了。在此基礎上，又請從長春逃出的國民黨士兵介紹長春市內及長春守軍情況。逃兵們說:“這樣圍困兩個月也堅持不下去，每次空投的糧食還不夠兩個團吃一天的。”逃兵們講的敵軍內部的困難和士氣低落的情形，生動有據，非常有說服力，增強了部隊圍困長春的信心和決心。指戰員們紛紛檢查自己以往的模糊認識后，決心認真執行好圍困和封鎖任務，做好攻打長春的思想準備，一定要解放長春。部隊士氣更高了，干勁增強了，嚴格地執行了封鎖政策，違犯紀律的現象趨向杜絕。】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肖勁光后來在《解放長春》一文回憶道：“這些源源不斷地被趕出的骨疲如柴的百姓，對我部隊壓力很大；部隊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既要打破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肖勁光說，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策問題”[28]。
注[28]：肖勁光：《解放長春》，《長春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軍史編寫組，《長春文史資料》1987年第3、4輯，第50頁，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三、如何處理難民問題
如李發鎖著《圍困長春》所述“初期的嚴密圍困，不予放行是必須的；中期視情況放出部分饑餓將斃的百姓也是應該的；后期——糧盡的節點在哪兒？整個圍城期間，林、羅二人最頭痛的是城內何時糧盡？何時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內居民？”
被圍困地區分為兩個地帶，一個是國民黨控制區，一個是雙方關卡之間的緩沖地帶。長春居民被強制出卡，就是出國民黨控制區，就是出國民黨的卡。出來后就進入了國共雙方都沒有控制的緩沖地帶，緩沖地帶的群眾要到解放區，還有一道解放軍的卡子，解放軍的卡子就是我軍圍困長春的分界線。
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當時，在這個敵我封鎖前沿之間的中間地帶中，徘徊的難民多達8到10萬之眾，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在這個難民停留的區域內，由于國民黨土噩以伍的搶掠，早已十室九空。難民們陷于嚴重的饑餓狀態，餓殍與日俱增，情景甚慘！】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匪我雙方孰能狠心則孰勝”，代表了守軍將領的統一認識。兩軍卡哨中間地帶出現了餓死的百姓，尤其在洪熙街一帶，面對鄭洞國的強硬，無奈的林彪與羅榮桓首先軟了下來。
8月初，下令放行滯留于卡子中間地帶的難民。沒有料到的是，“三天內共收兩萬余，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更為可怕的是“此時市內高粱價由700萬跌為500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
素來謹慎的林彪害怕了：一是城內守軍有糧，糧食市場還在交易，雖然價格高昂。二是大批放行食口，會使“困餓戰”中途流產。因為中間地帶的空隙，鄭洞國隨時可以填滿，從而卸掉城內居民食口，以補充守軍。三是雖然真空地帶居民已無消耗守軍糧食的食口意義，但只要這兒有很多人滯留，就會警示卡子里的居民勿蹈險地，城內疏散的速度就會減緩；居民只要不出卡子，就會消耗城內的糧食。
林彪、羅榮桓在鄭洞國的逼迫下，做了一定程度的退讓，圍困方針由“完全圍嚴困死”并對出城群眾“務必設法勸回”，改為“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卡內）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于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⑵
為防止餓死多人，林彪、羅榮桓責成吉林省委負責難民收容救濟工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做出的《關于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指出：被蔣軍“強迫驅出在敵我封鎖區之間，為數8萬人，且日漸增加中。該難民停留區，由于敵人搶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入嚴重的饑餓狀態中，每天餓斃者日漸增加，情況甚慘。省委按東北局指示，為救活數萬難民著想，已決定分別收容，緊急救濟，分散安置”。】
8月17日，圍城部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干會議上的報告《圍城中幾個問題》：
【（二）正確掌握封鎖政策
①對難民的處理：由于長春敵匪之搶掠搜刮慘無人道，致造成嚴重的饑餓死亡現象，其慘狀難言。有些逃至我警戒線附近之饑民，根據總部指示，已予部分放行與救濟，但各部執行當中，尚不夠一致，因之在干部戰士中招致了某些疑惑，如今后是不是還要圍困呢？并因此松懈了警戒與封鎖。
所以特重新說明：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市之貿易關系。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于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于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清查之后聽候處理，對于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肆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并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實際上，圍城部隊的糧食也不充裕，羅榮桓的報告中就說過“加以天雨運不到糧食，有的吃三天稀飯，又發生傳染病（痢疾）”。
據王玉興（離休前為某軍副政委）回憶說：
【圍困長春時，我在獨9師警衛營1連當指導員。我們在城外頭也吃不飽，一天兩頓稀粥。有時不夠吃，我批評炊事班長，說你怎么不多加些水呀，井里有的是，挑唄。小楂粥要先用勺子攪一攪再打飯，就干稀勻乎了】
當時我軍的糧食缺到什么程度呢？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早在1948年6月21日，林彪、羅榮桓就以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央軍委東北分會名義對建軍問題做了收縮性退步：“目前農村呈現饑餓狀態，情況十分緊張，再加上今年春耕夏鋤開始雨水過份與冰、雹、蟲災，欠收已成。因此決定今年第二期56個獨立團推遲到明年4月后去成立，今年只完成第一期70個獨立團（北滿7個省30個，遼東3個省15個，冀察熱遼25個），但必須保證每個獨立團有2500名兵員定額。”出乎林彪、羅榮桓意外的是，就在分期、分批、定時“放出難民決定做出一周后的8月21日，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卻提出：“我們要求25個團再減少一半。”原因是“如果再大量擴兵，則無法維持生產與戰勤”，人民群眾“無論如何養不活，現在人民已處于異常悲慘的狀態中”。】
雖然部隊糧食也供應不足，但還是對難民給予了救助。根據1999年6月張贊新、孫淑范、高英杰等編寫的《長春圍困戰》中的回憶文章《我參加長春圍困戰的回憶》（回憶人：劉漢勤）記載：
【當時我是圍城部隊某團一名普普通通的宣傳干部，自始至終地參加了攻心戰和解救難民工作，往夕的經歷至今還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里，每次回憶都活靈活現地浮現在我的面前。
......
第一前指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肖華，根據圍城部隊軍師領導的迫切要求，下達兩條命令，一是動員我軍干部戰士節省些糧食救濟難民，二是建立難民接待站放難民出城，安排生活出路。圍城大軍各處立即召開干部會議傳達上級指示，迅速行動起來。首先抓第一件大事，規定每個戰士干部，一天節約二兩糧食送團部后勤處，統一安排轉送百姓手里。上級指示傳達后，得到廣泛響應，戰士們一致提出我們要和百姓同甘共苦。
為了解決部隊糧食的不足，我們也得吃野菜。從這開始各部隊每天都派成班成排的戰士去大地草甸子采野菜，城北部隊得跑出幾十里才找到草甸子，采集野菜。我們城東獨八師的部隊每天都派出部分戰士去東郊稗子溝大草甸子采集各種菜。那里的野菜品種多樣，有苦麻菜、車粘轆菜、水芹菜、貓瓜菜、藤蒿、茴香、挫菜、刺菜等。每次都采幾麻袋，背回送到各駐地炊事班，炊事員給大家做熟吃，有的生的蘸醬吃。有的野菜苦得很，把舌頭都吃麻了，大伙沒有一個人叫苦的。
圍城部隊，每天每人節約二兩糧食，一天就節約3萬來斤，3個多月節約300多萬斤和67億元現金，部隊有組織的把糧食和現金送到指定地方，一部分救濟外邊缺糧戶，一部分救濟里邊的難民......
其次抓第二件大事，各處在主要路口設立難民接待站，放難民出城，到解放區協助安排生活出路。
圍城部隊為難民出來方便，便于迅速救人，北面在宋家洼子，南面在紅旗街，西在西安大路，東面在八里堡、東盛路設立了難民接待站，掛上牌子，每個站都安排五六名干部戰士主持工作，有的還多些。和出口相對接的各個區、村政府都做了充分準備，備足了糧食，難民一到就有飯吃。我獨八師在八里堡東段設立了難民接待站，掛上“八里堡難民接待站”大牌子，很醒目。安排了八九名干部、戰士做接待工作，派一名女干部，我們稱她為宋大姐來站里當站長，主持工作。團領導把我派到這個站工作。
各處接待站設妥后，迅速接待難民出城，每隔四五天放一次，每次每個站口都放難民幾百名多達千名。從7月中旬開始放，一直放沒為止。】
從這篇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解放軍為了救濟難民，從自己的口糧中往出擠。而且最遲在7月中旬就開始了在卡子放行部分難民、救濟難民，并不是8月14日。8月14日是大規模放開。
人民解放軍從自己的口糧中擠出來給難民，那國民黨是怎么做的呢？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第一兵團少將副官處長羅壽安在圍城第二個月便討了個小老婆，成雙入對進入金店、綢緞莊、飯館。結婚那天大擺宴席，山珍海味一應俱有。市政府參事兼新7軍秘書吳德馨參加婚禮后向尚傳道報告：“花的錢著實不少”。下級軍官只要有點權的都千方百計獵艷尋樂。60軍一個連長在已有兩位夫人的情況下，5月20日又娶了一個在校的17歲中學生。
軍政官員們花天酒地，胡吃海喝，老百姓難免同自己的糧荒聯系起來。一些官員便私下掩飾著奢糜的享樂，偷偷地一次把兩個女人納入家中。10月17日60軍起義，新7軍陷入混亂。該軍人事課少尉課員惠孔多去課里，秘書家，遇見兩個年輕漂亮的日本女人，面帶愁容站在一邊。一問秘書，才知道他們是新38師軍需處長的兩個小老婆，處長已自顧不暇，便將她們，趕了出來。秘書問惠孔多要不要，要的話就領走一個。惠孔多好氣又好笑，地說：“遲了，來不及了。”
一些軍政官員雖然沒有公開納妾討小，可一天也未停止過尋歡作樂。圍城期間，軍官們的舞會成為一景。
“60軍參謀長徐樹民、暫21師師長隴耀每星期六晚上都在他們的公館，里舉行跳舞晚會，伴舞的主要都是他們部隊里的女政工隊員。空軍251地勤隊長張智忠則經常在空軍大樓舉行較大規模的跳舞晚會，往往是通宵達旦。這三處我都被邀去參加過。”尚傳道說：“蔣介石在四月間就派來兩個，總統府參軍，一個姓肖（樹瑤），一個姓李（克廷）飛到長春，代表蔣介石監軍。他們授權直接向蔣介石密報部隊的情況，自鄭洞國起，都不能不敬重他們。這兩個人便成了各處舞會的貴賓。”
1948年夏秋之際的長春，人群鮮明地分裂為兩個極端的世界。一邊是，勞苦百姓糧食被搜刮一空，饑餓死人屢屢發生，幾成人間地獄；另一邊是，國民黨軍政官員不顧人民死活，花天酒地縱情享樂。
關夢齡，原為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上校督察長，因跟處長張國卿有隙而離職。項乃光便保舉他為“軍事聯絡組”組長，專門勾通協調袁曉軒“吉黑地區人民義勇隊”的土匪特務武裝。關夢齡后來在《黑皮自白》遺稿中自述承認：“每天自在逍遙，整天吃喝玩樂，雖然餓死了無數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還保持正常。我的習慣，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國面粉、豬油，或者芝麻油，雞、肉不斷。一些小特務給我到處搞吃的，我在外邊也有一些應酬，所到之處也都是大酒大肉。”
圍城之中的關夢齡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沒有大型舞會，就組織家庭小舞會，輪流在各個“公館”舉行。這個太太，那個小姐，亂七八糟。他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為玩弄女人的誘餌，生活極度糜爛：“反正快完蛋了，八路軍一來，一切都不屬于我，為什么不得樂且樂呢？”“我準備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給我買一口豬，預備春節吃火鍋，過個太平年。”
10月16日是農歷九月十四，關夢齡過33歲生日。長春金店同業工會理事長魏占元，張羅找了一些人，關夢齡決定花錢請客，讓廚子做了一桌席。雞魚海味應有盡有，算上煙酒飯花費達900億元，酒足飯飽，盡歡而散。第二天得知，60軍“叛變”了，關夢齡逃跑前到屋里四下一看，簡直是一個拍賣行。一件白狐女大衣用1000斤高粱米換來的，另一件黑狐女大衣也值600斤高粱米，當時稀缺的緞子被面就十來床……
在老百姓不僅高粱米，連熬皮、糠枇都吃不到嘴時，國民黨軍政官員們的生活仍然花天酒地，絲毫沒受影響。吉林師管區副司令兼新7軍少將參謀方傳進在新7軍投誠前，通知師管區副官到自己那兒取糧食。他存了幾百斤高粱米，是師管區發的。方傳進吃的是新7軍的空投大米，不吃高粱米。】
國民黨的花天酒地與殘酷統治，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有的老百姓甚至奪搶糧者的槍逃到解放區。為了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在蔣介石的“殺民養軍”政策外，一項“殺民養警”的政策出臺了。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7月24日，《長春市警糧暫行征收辦法》出籠。征收警糧的理由竟然是：本市警察局員警待遇菲薄，“雖在相腹，均能仰體時艱，忍苦耐勞，嚴守崗位，或配合國軍參加戰斗，或在市內維持治安，清查戶口，搜查奸匪，均晝夜不眠不休。其艱苦情形不可言喻。”“為確保長市治安既人民生命財產計，每月所屬警糧比照陸軍主食給予標準，按月由地方征收實物，以振士氣，而固防務。”“凡屬本市人民，均有依本法繳納警糧之義務。”
征收標準，商號分為甲、乙、丙三等：“擁有柜伙10人以上之商號為甲等。甲等月征警糧40市斤；次于甲等商號之普通商號為乙等。乙等月征警糧20市斤；小商號為丙等。丙等月征警糧6市斤。
住戶也分為甲、乙、丙三等。“財產在5億元以上者為甲等。甲等月征警糧15市斤；財產在5億元以下者為乙等。乙等月征警糧6市斤；少有財產者為丙等。丙等月征警糧2市斤。”
“每月1日至5日為征糧集中日期，并一保為集中單位，由各區保、甲長督導繳納之。”“如抗不繳納者，應由保、甲長報告該管警察分局，除處罰7日以上拘留外，并追繳警糧。
這是一個野蠻殘酷荒唐的法規，卻冠以冠冕堂皇之理由。
它的野蠻之處，在于全市人民除了乞丐和囚犯是無有財產者外，全市“少有財產”的居民均被一網打入繳納范疇；
它的殘酷之處，在于全市人民被軍隊和政府梳子般“余糧登記”搜刮之后，再次引頸受刀，不啻于一頭牛要剝兩層皮。】
有的讀者可能會想，普通市民的財產能有5億，太富有了。我們看看《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記載：
【當7、8月份長春市內高粱米價每斤三四千萬元時，......而那時小米的價格已突破每斤1億元了。】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當時，長春市內雖然物價高昂，但并非沒有糧菜可賣。8月16日，國民黨中央銀行長春分行曾報送經濟研究處1份特急密件，內容為8月15日長春市場行情："（1）糙米＜20〉億元，（3）黃豆＜95000〉萬元，（5）植物油＜8〉億元，（6）蔬菜（土豆）＜95000〉萬元，（8）豬肉〈26〉億元，（9）牛肉＜20＞億元，（13）款皮＜3〉億元。”當然，也有若干品種已無市售："（2）二號面粉無市，（4）花生仁無市，（14）料豆無市。”】
為什么會這樣呢？那就再看看國民黨的強取豪奪的手法吧。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糧荒來臨之際，為保證軍隊糧食供給，鄭洞國發明并采取了兩項重大舉措。
第一項，通過發行大額本票率先搶劫市面上的糧食。
市場逐利，價高得物。上述天文數字上漲的糧價，一方面，令許多少有或略有積蓄的百姓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導致了流通貨幣已不適應交易媒介的功能需求。市面流通的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小面額東北流通券，以及稍后發行的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券，全部無法滿足長春守軍的浩繁軍需采購之用。于是，鄭洞國以軍政長官名義強令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在長春發行東北流通券大額本票，硬性規定本票與東北流通券同時在長春市面流通。
本票，原屬銀行內部使用的結算憑證，不應具有市場流通功能，即便非做流通之用，也應有實物做信用儲備。市長尚傳道曾建議鄭洞國向蔣介石及行政院申請撥給長春1萬兩黃金，交付長春分行存儲。結果過了許久，只得到行政院復電說：“已交財經兩部議復矣。”便再無下文，直到長春解放，也無半兩黃金運來。
沒有實物儲備的本票實為廢紙1張，鄭洞國心知肚明，仍然發行這些廢紙，給部隊去市場上搶購糧食，而且肆無忌憚，毫無節制。
開始，每張本票不過30萬、50萬、100萬、200萬元，后來，竟然發行1000萬元、2。00萬元、5000萬元、1億元、1.2億元巨大額本票;至解放前夕，面值1.8億元的本票尚未來得及流通便胎死腹中了。
據銀行內部人士后來透露，“這些大票本票的發行印刷來不及，統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抽出100多名職員白天黑夜地填寫，之后再加蓋上鄭洞國的印章，做為貨幣流通”。截至1948年10月6日，長春分行共發行本票8311133億元。
同本票濫發鑄成了兩個后果。第一個對老百姓而言，是要命的惡果。這些沒有實物儲備的廢紙瘋狂參與市場，與民爭利，欺騙性地將長春市場上的糧食劫掠一空。】
對金融了解不多的讀者可能還未察覺這里的貓膩：本票發行者（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就是一小撮高官），發出的大額本票，可以在市場上隨意賣糧，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出售自己手里的糧食，以為得到了錢可以去買其他的物品。但是，等到老百姓拿著錢去買東西的時候，已經貶值了，你賣出去3斤糧食，錢到了你手里，過幾天可能只能買1斤糧食了。
而這個本票就相當于欠條，最后的國民黨政府是不可能兌現的。
對于老百姓而言，本票是廢紙，但是對于一些國民黨高官來說，那可是發財的絕好機會。本票在長春是廢紙，但是在國統區可不是廢紙，那是真金白銀，可以兌換的。也就是說，長春的國民黨高官們，可以拿著自己手里的糧食在市場上賣高價，收到本票后可以將本票匯到國統區，在長春可能只能買一斤小米，但是在國統區可能就可以買幾十畝土地了。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發行大額本票的另一個后果，對少數人說來，是一個絕大的福音。一部分手握重權的軍政官員獲得了百年難得的暴發機遇。
手中有本票分發大權的官員......只需利用長春與關內的物價差便發了橫財。1948年6月1日至7月3日，僅1個多月時間，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匯往關內款項共8600億元；長春交通銀行6月份匯出款項890億元；中央信托局長春辦事處匯款最多，達9500億元。
由于長春的物價高于關內國民黨統治區千倍，甚至萬倍，他們匯出的幾千萬、幾億元，在長春只值幾斤、幾十斤、上百斤高粱米的錢，到關內竟可以換幾兩、幾十兩、幾百兩黃金。
新7軍少校何恩波給四川成都渥弟寫信：“本月初，我又給家中匯了三千萬法幣回去，大概家中可能有1億活動金了。
崔清勛6月份安排家人：“余之薪餉為法幣2300萬元……賢侄收到可立刻給我買麥粉存之，待有機會給我點（買）士地，以洼地為佳。
60軍輸送營營長兼代人事科長尹秉義6月24日向昆明電匯一筆達2.76億國幣，讓父母在城里買一棟房子開商號：“能夠設法在昆明開一家米店更好……還需要若干本錢，請速函示，另即設法匯回。”
后來，關內銀行付不出這一筆筆手填寫的（本票）巨款，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嚴令鄭洞國自1948年9月起，不準再向關內銀行匯寄此款，封堵了長春城內大小官員發財的途徑。】
國、共如何對待老百姓的，老百姓心里有數。
根據《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
【原新編第七軍之暫編六十一師二團團長姚鳳翔回憶說：“國民黨守軍的紀律如此敗壞，老百姓恨之入骨。有一次，一個旅社的掌柜對我說：‘當你們初來東北時，大家歡迎你們，就連老奶奶也頂喜歡瞧瞧中央軍。而現在，如果讓老百姓來投票，誰不愿意八路來？’”】
9月，楊重給圍城指揮部首長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對難民是一個大轉折，也回答了“整個圍城期間，林、羅二人最頭痛的是城內何時糧盡？何時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內居民？”的問題。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楊濱（楊重），1947年冬奉命撤回解放區后，任東北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副處長（后任師參謀長、志愿軍工程兵副司令員等職）。由于曾任60軍的副官處長并在長春城市生活工作過，更由于敵工情報工作的緣由，使其對城里情況比任何人更了解和有透徹的分析。他給“圍指”首長寫了一封信，信寫得很直白，沒有絲毫委婉，表現了戰爭年代上下級關系的鮮明特征。楊濱的觀點十分明確——即刻全部放行滯留兩軍卡哨空間的難民。信很長，主要反映了四個方面意見：
一是兩軍卡空間的百姓已經沒有了消耗城中糧食、增加敵軍食口包袱的作用。因為他們在出卡之前或出卡之時已被敵軍剝奪了幾乎全部的糧食。
二是圍困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造成市民與軍隊爭糧，在不可開交的情況下引起混亂與暴動，這種情況局部曾發生幾起，但對總體城內秩序并無大礙。長春現在大多為婦女、老人與兒童，青壯年不過10萬人，多半是學生，靠這些沒有槍桿的人與拿著槍桿的10萬武裝部隊斗爭，僅是一種想象。
三是被敵軍驅逐到卡空中的百姓，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而現今能留居長春市里的，多數是有存糧的地主或資本家。國民黨反動派不要普通老百姓，堅決把他們趕出城來，如果共產黨不放行救濟他們，是要不要窮苦百姓的問題。
四是這些窮苦百姓早晚是我們的救濟對象。現今讓他們出來，就是一條生路，人心向我，對敵人瓦解作用更大。
楊濱的信是在九臺寫就的，送到“圍指”后，“二肖”感到事關重大，送到東野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手中，周桓閱后轉到主任譚政手中，譚政認為應當由林彪、羅榮桓定奪。輾轉數日，楊濱的信終于到了林彪、羅榮桓手里。
兩天前，9月9日，林、羅、譚剛向毛澤東發出《關于圍困長春的報告》，報告確定的方針仍然是“基本禁止出入”。看了楊濱的信后，林彪、羅榮桓為搶時間，決定先斬后奏，不等毛澤東復電，于9月11日，電令“圍指”立即放行難民出城。為表示堅決態度，發電使用了少見的林（彪）、羅（榮桓）、高（崗）、劉（亞樓）、譚（政）、周（桓）6位首長共同署名簽發。收電方則為肖（勁光）、肖（華）、陳（光）、唐（天際）、解（方）并告12縱、吉林、遼北兩省。同時上報中央軍委。
“從即日起，阻于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依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盡早地開放，做到于10天內放完。對出城之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及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宣傳慰問，對老弱走路無力者幫助人力及馬車輸送。第一步應就附近各縣分批疏散安置，發動群眾救濟，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混在難民中的特務，應予以清查扣留；敵方官兵則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團訓練。中學二年以上學生，技術人員、專家等應努力爭取來我區服務。以上開放難民出城，不是對長春敵人解圍，圍困敵人的工作，仍需繼續，不得松懈。……執行情況望隨時電告。”
......對收容的難民，不是簡單放行就算完事，每個難民都要先進難民收容所里過渡，恢復體力后根據個人情況對生活做出安置。在動員群眾、組織基層方面，共產黨有傳統優勢和方法。
就地救濟者，按每人每日應發糧數，3天發放一次。每日能走5里以上者，送長春周邊雙陽、九臺、伊通等縣安置；每日能走15里以上者，送盤石、樺甸、蛟河等較遠縣份安置。放出者按分配安置地點行程計日發糧，各發2日份，并指定遣送路線。途中各縣、區、村，設大小招待站，防止難民出卡后再度失救流亡。】
根據《長春圍困戰》記載：
【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4000噸救濟糧，6億元救濟金及500斤食鹽。】
四、到底餓死多少人
到底餓死多少人？有不同的說法，比如杜斌所著的《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中，在客觀地列出各方數字為1.2萬-35萬人之間，最后，杜斌又提供了自己的計算結果，大概餓死30萬-46萬。
根據李發鎖著《圍困長春》：
【國共雙方激烈的長春爭奪戰，造成了長春諸多老百姓因饑餓而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餓死？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諸多人士關注與爭論的課題，并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歸結起來有以下幾種說法：
(1)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的說法。他在《長春困守紀事》中說:“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后確實統計，由于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12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后，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尸體8萬具。
(2)鄭洞國將軍的說法。鄭洞國正式撰文《困守長春始末》的說法是:“據說長春解放時，在城東、南郊一帶掩埋的尸體就有幾萬具。”
(3)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說法。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據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6月末到10月初，4個月中，前后堆積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萬具。”
(4)共產黨長春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的說法。在1948年《長春市救濟工作報告》(寫于1949年上半年)中說：“進城后共掩埋了58063具死尸(加上過去已掩埋者約在10萬人左右)。”在2002年6月出版的《長春市志民政志》再次證實：“長春解放前夕有10余萬市民餓死，解放后掩埋尸體58063具。”
(5)臺灣著名學者、作家龍應臺女士的說法。龍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說，長春爭奪戰期間，“30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
(6)國民黨軍統段克文將軍1975年被釋放后，在《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65萬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后的紀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戰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中記敘，段克文又說“長春餓死民眾不少于16萬”。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說法與數字，多由上述幾種說法派生而來。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一）尚傳道12萬人的說法來源。據他講是“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后確實統計”，并非他本人組織的統計。尚傳道在他的回憶錄《四進長春》中說，1957年6月，撫順戰犯管理所組織我們參觀東北五大城市。在長春市參觀時，市人民政府負責人向我們介紹長春解放前后情況，宣布1948年圍城期間，長春市餓病而死的達12萬人。解放軍進城后共收尸8萬余具。當時跟尚傳道一起到長春的還有關夢齡，他也證實了尚傳道的說法。
三年來為了查清是當時哪位政府負責人的“宣布”及其細節，筆者曾無數次往返長春市檔案館，數不清多少遍查閱那一個時期的檔案，并未找到這份應當存檔的極其重要的“宣布”。
（二）國民黨《中央日報》“尸骨不下15萬具”的數字出自長春“陷落”后的第5天，如果以鄭洞國10月21日投誠日算，才剛剛過去3天，不知三五天之內該報如何得此數據？當時，市長尚傳道與兵團司令鄭洞國都沒機會去卡空內外統計尸體數字。顯然，這15萬人的死亡數是沒有建立在確切調查統計基礎上的一種估計。
（三）國民黨段克文將軍“餓死了65萬人”的說法應當離譜太遠。一是圍城之初尚傳道奉鄭洞國之命組織政工隊員逐門挨戶清查人口，調查余糧，得出的人口數為卡哨（圍城）內40萬；郊區20萬。即便城內40萬人全算上，離65萬還差25萬。究竟是不是因為65萬的數字太荒唐，才又改為“16萬”？筆者不敢隨意肯定。
即便是“16萬”，段克文將軍當時在國民黨長春軍政官員中并無重要位置，只是省府參議，掛名伊通縣長。如也未負責和沒有條件進行餓斃人口統計，其數字當屬無可靠調查之來源。
（四）龍應臺女士的“30萬人”說法是推理得出的數字。龍女士首先推理的是圍城之中的人口：“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50萬，但是城里頭有無數外地涌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口可能是80萬到120萬。"
這里，龍女士不是像尚傳道先生那樣挨門逐戶地查戶口，數人頭，而是用了文學家的想象——“可能”，一下子將長春人口翻了一倍還多。其次，龍女士對餓死人數用了一種“打折”（恕筆者查了若干詞語、典故均沒有找到根據）的辦法進行推算：“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龍女士死人數字的上限是引用段克文將軍的說法，如果以“16萬”來修正“65萬”真是段將軍自己的意思，龍女士的引用推理便成了沙灘上的樓閣。
尼采有一句名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筆者竊以為，世界上還有什么比死亡之事更大呢？因此，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須懷著敬畏的態度，采取極其科學嚴謹的方法、認真老實的態度去調查核實。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既不能掩蓋真相，又不能夸大事實。這既是對死者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負責。
龍應臺女士作為著名作家、學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產生了很大影響。搜狐網頁推出博客“長春圍城——對30萬平民大屠殺”的文章。但也引起了諸多學者的另外看法。
中國現代史學者，著名作家陳冠任教授認為：歷史就是歷史，述史者不能像寫小說，捕風捉影地任意想象。這樣寫得越有詩意，越是離譜。這種臆想戲說歷史的做法，只能使述史者成為歷史的笑柄。陳冠任教授的告誡很中懇：“作為兩岸有影響的學者，犯下這樣的低級錯誤，實在不嚴肅，也是不應該的。”
李敖先生為龍應臺女士這本書專門出了一本新書《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批評龍女士該書的根本性錯誤是“只看到現象，卻沒有追求原因”。“只要你動容，不要你問為什么。”“因現象引發盲目的同感與同情，真相從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顛倒了。”李敖先生主要是批評該書不應該回避歷史大是大非，丟開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價值判斷”，而刻意去贏得無數讀者的眼淚。
龍應臺女士在該書中最大賣點和最抓人眼球的是，臆想出餓死“30萬人”，并同“南京大屠殺”聯系在一起。
許多史學家、作家、記者為證實南京“30萬”同胞死難，都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用資料、實物來說話。迄今最全面評敘這段慘痛歷史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所以厚重可信，是因為作者何建明先生在無數的漫漫日子里，與當年那浩如煙海的史料與實物做伴。龍應臺女士缺乏史料與實物支撐的長春餓死“30萬人”，所以輕浮而不可信，是省略了作為一個述史者理應付出的那些艱辛過程。
（五）長春市民政局的說法應當一分為二。其中“58063”的死亡數應當是準確的，因為是數尸頭得來的。從“58063”到“10萬人左右”之間的4.2萬差距，民政局的根據是“加上過去已掩埋者”。
“過去”，指的是解放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或是百姓自發掩埋，或是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掩埋。不知長春市民政局根據何來？
筆者曾發動若干相關同志遍查圖書館、檔案館、資料室所有相關資料，沒發現“4.2萬”的確切依據，例如國民黨民政局掩埋尸體匯總資料，或哪位官員的說法。
這是不是對國民黨“殺民養軍”行為嚴重后果的一種估計？不然為什么用了“約在”和“左右”字樣，并寫在括號內？當然，筆者這種說法也沒有數據資料支撐。
曾經主審過9部地方志叢書的長春歷史專家于祺元老先生，當年曾一直處于圍城之中。他在2014年《我從饑餓中走來》一文中認為，“原有餓死人的數據依據不充分”。他不認可餓死10萬人的種種說法，因此只引用了長春市民政局“58063”具尸體的數字，對括號中“10萬人左右”的說法不予引用。[30]
他親身感受的看法是，所謂“過去”——國民黨民政局（局長申惠文）已處于停擺狀態。尤其后兩個月，巷街草叢中的餓殍根本沒有掩埋，都是進城后共產黨組織的.“埋死”，所以“4.2萬”跟“過去”基本搭不上邊。
他認為，任何估計都不如數尸頭來的準確。“58063”之外雖然還有些許遺漏誤差，絕不會有數萬之巨。他強調，死因還應包括戰斗死亡、轟炸死亡、生病死亡、殺害死亡、意外死亡（例空投米袋子砸死）等等，盡管占死亡總數內比例較小。
筆者贊同于祺元先生的意見。不贊成“過去”、“左右”的估計，以及“約在”的表述。應當指出，長春百姓大批餓死主要集中在8月至9月上旬這一段時間：
一是經尚傳道挨門逐戶調查，城內糧食“只能吃到7月底”，說明7月底之前城中是有糧的。
還應說明一個情況，“二肖”圍城部隊到達指定圍城地點的時間為6月22日。那時，長春尚未圍嚴實，糧販偷運糧進城，“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糧食約五、六十石”；“當時敵軍糧征收機關每日能收購二、三十噸”。那時，市內、市外市場都有大量“交易”，離長春最近的新立城集市最為“繁榮”，即便有餓死者也不會大批量死亡。而9月11日林彪、羅榮桓已經下令：“凡志愿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
二是即便再往前延伸一個半個月到6月15日——此日為《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鄭洞國批示“準照辦”的執行日，進入卡空中的百姓無論餓死多少，槍口下的雙方都不會冒險去掩埋的。也就是說，解放軍進城后組織掩埋的“58063”具尸體中，一定包括了大批死在兩軍卡空中間的饑民。
那么，“過去”，究竟在哪個時段？1千具尸體便可溝滿壕平，1萬具尸體那將是多大一曲？4.2萬具呢？
歷史證明，凡不是下笨功夫數人頭得來的結果總是爭議不斷。希特勒對列寧格勒圍困餓死的人口諸多媒體上與資料估計最多達100萬人，也有說達85萬人，但蘇聯官方統計的材料公布為64.2萬人。
蔣介石下令炸毀黃河花園口段造成死亡的百姓《辭海》〕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1期均認為是89萬人，仍然有不同的爭論數字出現：多為上百萬人，少為50萬人。理由是決堤之水淹沒豫、皖、蘇三省44縣，1500多萬人逃難，又逢戰亂年代，數字何能如此準確？
實踐證明，不是數著人頭與尸頭的調查統計，任何權威機構與人士、任何資深典籍、資料做出的評估，都會出現誤差。而如果是帶著先入為主態度，不經過調查統計的“估計”，一定是不可信的數字。
筆者掌握的大量原始檔案資料證明，進城以后的共產黨對“埋死”數字的統計幾經變化；中共長春市委在10月30日（11月3日由黃相生、張興華送達）給“高崗并轉東北局”的報告中寫道：“頭兩三天發現尸體約1萬余人（具），這兩天發現更多，達3萬人（具）。”
當時的中共長春市委書記石磊（化名，本名曹瑛）10月28日向中共東北局做了《入城10天工作情況和接收長春的經驗報告》也寫道：“（三）由于國民黨實行‘殺民養軍’政策，市民尸體遍地，有死在炕上者，有死在路旁者，有的吊死在梁上，慘不忍睹，共發現尸體30000余具。”
東北局將此件報中央后，毛澤東在審閱時，將報告原文從頭至尾加注了標點，并在石磊名字前加上了“長春市委書記”字樣，爾后批示全國各戰區。
1949年1月中共長春市委《長春市兩個月工作簡要總結和今后半年布置的報告草稿》寫道：“入城后，遍地餓尸，經1月多的時間，共掩埋了56889具。”
由頭3天的1萬具，到10天后的3萬具，再到1個半月后的56889具，最后到58063具，說明統計是嚴肅而認真的，數著尸頭逐步修正的。故而是可信的。
長春解放后，《長春市志?民政志》統計城內還有百姓177423人。的《長春市戶口調查工作總結》（1949年12月19日）與《長春市志•人口志》的統計均為：“10月19日長春市區解放時，人口為179241人。”）即各家統計可信地相差無幾。加上出城后處理難民委員會收容救濟的154297人附，共計為331720人，或333538人；再上“58063”具，離尚傳道卡哨（圍城）內40萬人，僅差1萬人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尚傳道的“40萬人”只是一個遞進整數的說法。國民黨自己的統計“卅七年五月（1948年5月）”為“三九萬。七百六五人（390765）”（見第22章注釋第18）。
故此，因饑餓而死的百姓在“58063”之外，不會有太多的遺漏。這是筆者堅持認定的觀點和意見。】
五、到底如何看待圍困長春餓死人
如何看待？表面看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到底是唯物辯證史觀還是唯心形而上史觀的問題。
如果只從老百姓被餓死這件事上，無論哪一方，都是罪過。
如果站在人民立場，答案就不一樣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革命，是為了包括長春餓死老百姓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的利益，是為了讓所有的中國人民得解放，讓人民開天辟地真正翻身當家做主。
為了這個整體利益，就會有犧牲，就會有代價——無法回避的犧牲，包括百萬、千萬烈士們的犧牲。
肖華在報告中已經說明了：
【有的以片面的觀點，或部分的、暫時的群眾利益，或某些干部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觀點，因而對封鎖長春不嚴。他們不了解，長春如打不下，是長春市人民的永遠災難， 也是周圍群眾的災難。”】
如果僅僅看到了老百姓的犧牲而沒有看到這個犧牲是為了更多老百姓的解放，為了更多老百姓的翻身當家做主，那就是片面的觀點，這就是形而上學。
本文開頭所說的那位讀者所持觀點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這個形而上學的觀點，我們完全可以質問紅軍，你們為什么不負責任地撤離根據地去長征，你們知道撤離后老百姓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了多殺人嗎？這個屠殺可不是一萬兩萬，也不是三萬五萬。
根據新華網引用新華每日電訊《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1.6萬將士悲壯的留守》：
【從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蘇區在三個月內幾乎全部淪陷，許多村莊被殺絕戶，青壯年遭受“斷代性”的犧牲。
史料記載，福建長汀縣樓子壩村34戶人家143人，除一名八旬老嫗外出探親幸免于難外，全村被屠戮殆盡；贛州市烈士10.8萬余人，其中約半數為蘇區淪陷后被殺害的蘇區干部、群眾。
“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滿野地跑。聽到這邊槍響往那邊跑，那邊槍響往這邊跑。”陳毅曾這樣描述當時中央蘇區淪陷的景象。】
“贛州市烈士10.8萬余人，其中約半數為蘇區淪陷后被殺害的蘇區干部、群眾”，這僅僅是贛州一個地方的屠殺情況，如果是整個蘇區，會有多少人群眾被殺？
上述只是中央蘇區根據地的一個贛州，整個中央蘇根據地老百姓要被屠殺多少？鄂豫皖根據地也是如此情況，僅徐海東家族，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66人，這是不是徐海東不孝？
要知道，這些百姓被殺都是因為紅軍革命引起的。難道是革命錯了嗎？
類似的形而上學，梁簌溟老先生也是這樣，面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他認為農民是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為此與毛主席發生了口角。
類似的形而上學，還有如何看待抗美援朝這件事上。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
……
接下來，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出現的一些不正確意見，不點名地批評了梁漱溟，他說：
“去年、前年收的農業稅重了一點，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說話了。他們要求‘施仁政’，好像他們代表農民利益似的。我們贊成不贊成這種意見呢？我們是不贊成的。當時，必須盡一切努力來爭取抗美援朝的勝利。對農民說來，對全國人民說來，是生活暫時困難一點，爭取勝利對他們有利，還是不抗美援朝，不用這幾個錢對他們有利呢？當然，爭取抗美援朝的勝利對他們有利。去年和前年，我們多收了一點農業稅，就是因為抗美援朝要用錢。今年就不同了，農業稅沒有增加，我們把稅額穩定下來了。
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這個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犧牲，就要用錢，就要多收些農業稅。多收一些農業稅，有些人就哇哇叫，還說什么他們是代表農民利益。我就不贊成這種意見。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現在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
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
“現在，抗美援朝已經告一段落，如果美國還要打，我們還是打。要打就要征糧，就要在農民中做工作，說服農民出點東西。這才是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哇哇叫，實際上是代表美帝國主義。”
類似梁簌溟這樣思想的人不在少數，這都是被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熏陶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
根據《毛澤東大傳》，1942年4月，毛主席邀請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在窯洞談話：
【“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
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
小資產階級喜歡講人性，講人類愛，講同情。
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繼續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任務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情面。”】
為什么有的人會被別人的觀點牽著鼻子走，今天左，明天右；今天看了一些資料就崇拜毛主席，明天又看了另一些資料后開始反對毛主席。這就是沒有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只有辯證唯物主義才是真正為勞苦大眾服務的。
毛主席的一些戰友也有這樣的問題。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
唯物辯證法史觀觀察，圍困長春是為了人民，是迫不得已的犧牲。當然這里也有錯誤，可以讓犧牲更小一些。而國民黨反動派是為了壓迫人民，老百姓的死亡，都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
用唯心、形而上學去觀察歷史，不結合實際，不看全面，片面只從死亡的角度看圍困長春讓那么多老百姓死亡——圍困是罪惡。實際上就是否定革命。
革命是有利于誰呢？是有利于剝削階級？還是有利于勞苦大眾？這是根本問題。
用唯物辯證法還是唯心形而上學分析問題？歸根結底是站在什么階級立場的問題。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問題，就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來分析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立場。
該讀者留言說這是“尸骨堆出來的野心”。
筆者不禁要問：這是誰的“野心”呢？是中國共產黨的“野心”嗎？是人民解放軍的“野心”嗎？是林彪、羅榮桓的“野心”嗎？是毛主席的“野心”嗎？
毛主席是馬列主義者，而不是剝削者；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政黨，二不是剝削階級政黨，毛主席領導的這支軍隊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軍閥。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及這支軍隊，除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這個宗旨以外，難道還有什么其他的“野心”嗎？
除非毛主席要做李自成。毛主席是不是李自成，相信群眾是能夠分辨清楚的。
根據毛遠新的回憶毛主席對他的教導：
【主席說：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還要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合作化開始，黨內就有人反對。他們的思想仍舊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以為奪取了政權，完成了土改，黨的革命任務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設發展生產力了，不贊成搞社會主義革命。黨內的路線分歧就是從合作化開始的。
民主革命的勝利，不過是我們黨替代國民黨，領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實現了我們黨的初級綱領，沒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過是由少數地主占有大塊土地的私有制，變成了多數農民分別占有小塊土地的私有制。歷史的經驗，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廣大工農勞動群眾又會變成被少數人剝削壓迫的對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務的山西、東北等老根據地，已經向中央報告出現了這類問題。為了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也就是說，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才是我們黨從建黨那天起就立下的奮斗目標。
主席說：早在二十年代，蔣委員長就說過，社會主義那套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后，不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了，那國共兩黨爭斗了幾十年，犧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過和歷史上改朝換代一樣，只是換一撥人當權，換湯不換藥，最后還是少數人剝削壓迫大多數人。那樣的話，還是蔣委員長說對了，也屠殺對了，而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錯誤的。
國共兩黨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發展生產力。任何階級的政黨上臺，都是要發展生產力的。兩黨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別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利益，是為中國大多數勞動人民謀利益，還是為少數有錢有勢的人謀利益。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就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還要不要繼續革命，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
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遠比民主革命任務更加艱巨更加困難，它不僅要改造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要進行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要觸動幾千年來人們頭腦中的私有觀念。真正的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帶頭和自己頭腦中的私有觀念作斗爭，從而帶動和教育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改造思想，逐步與私有觀念進行決裂。同時，要批判黨內一小部分人，只講發展生產力，卻在維護少數人，特別是黨內當權派小集團和個人的利益，反對繼續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也不過僅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各領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反映到黨內，就是要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條不同路線的斗爭。如果共產黨不繼續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還會倒退回去，將出現新的地主資本家，黨內將出現新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中國將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廣大勞動人民將從國家的主人，重新成為資本家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剝削對象，成為有錢有勢的少數人的雇傭奴隸。
主席說：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1936年蘇聯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個錯誤，宣布蘇聯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也不可能再產生。階級矛盾沒有了，革命任務也就沒有了，蘇聯共產黨的任務就只剩下向科學技術進軍，發展生產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經察覺到這個錯誤。赫魯曉夫上臺，一邊徹底全盤否定斯大林時期的偉大成就，一邊利用并擴大了斯大林的錯誤，不承認在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還存在階級矛盾，不承認蘇共領導層正逐步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不承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完全喪失警惕，走上了復僻資本主義的道路。我看吶，蘇共的前途，無非兩種可能，一是蘇共自己起來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一是蘇聯人民起來革你蘇共的命。我們全黨同志，都要從蘇共領導集團蛻化變質的歷史中，認真吸取教訓。
我們一些老同志，總喜歡把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就是民主革命時期，自己立過什么功勞掛在嘴邊，而不講講，自稱信仰馬列，宣誓為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服務的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你又立過什么功勞？客觀現實是，黨內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權越來越多還不滿足，甚至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他們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甚至走向群眾的對立面。遇到點困難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倒退回去。他們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繼續進行斗私批修的社會主義革命，任由資產階級思想泛濫，黨內一小部分領導人會蛻化變質，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滲透和鼓動下，中國也會像蘇聯一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那時，你那些功勞遲早都將被人當作罪行進行清算的。】
如果真的出現毛主席所擔心的，那么烈士的獻血白流了，餓死的百姓白犧牲了。
關于圍困長春，到底站在什么立場的問題，李達同志在《唯物辯證法大綱》里講得好：
【形而上學用孤立的觀點看問題，把現象看成同周圍的具體條件沒有聯系的東西，這就給了反動階級及其代言人以隨意歪曲事物的本質的便利。社會現象是極其復雜的，如果不對事物的固有的聯系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而是東抽一點，西抽一點，那末，即使為最荒謬的觀點找到“例證”也是毫無困難的。例如，現代修正主義者可以把民主同一定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割裂開來，不顧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壟斷資本殘酷壓迫、剝削工人階級的事實，抽掉作為階級統治的形式的民主的階級內容，叫嚷所謂“普遍民主”，甚至要求社會主義國家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 他們也可以抽掉戰爭的階級內容，不顧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的根本區別，而一般地反對“戰爭”(實際上是反對革命的正義的戰爭); 如此等等。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完全歪曲了事物的客觀真相，可是這卻正好符合于反動資產階級的利益，正為他們所需要。】
無產階級不用自己的哲學武器——唯物辯證法，而用剝削階級的哲學武器——唯心、形而上學，只能說這是可悲的、可憐的。
用肖勁光同志給《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一書的序言作為本文結束吧：
“撫今追昔，我們沉痛地悼念為解放長春而犧牲的烈士和死難的人民群眾，永遠懷念著他們。”
我民主政府殮葬被國民黨反動派督察處殺害的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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