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污蔑和攻訐，它至少蘊含三層含義：一是嘲諷毛澤東沒有出國留洋背景，比較孤陋寡聞;二是譏笑毛澤東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論功底淺薄;三是抨擊毛澤東所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背離了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是中國革命的“歧途”。“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這種說法是片面和武斷的，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說都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在“山溝里”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由中國國情和革命實際所決定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而“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錯謬也啟示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之務在于立足國情、了解國情，核心要旨是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根本使命是不斷推進理論創新。
“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常被提及的一句話，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蔑稱和攻訐。這句話究竟最先出自何人之口，目前尚無明確依據。但一般認為，這句話的使用者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左”傾教條主義者，指稱對象是毛澤東。此外，1938年5月，陳獨秀也在《“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一文中，從“城市中心論”的視角出發，譏笑、嘲諷毛澤東的“山上的馬克思主義”和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路線。他說：“所以才鬧出‘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鏟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可以看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等錯誤論調和片面認識，在當時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頭腦中。從表面上來看，“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這句話并無錯訛之處，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誕生于歐洲的科學理論，后又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國幾個大城市的工人革命暴動中得到成功運用，進而取得了革命勝利。所以，它顯然不是生成發展于“山溝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當時馬克思主義也是先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幾個大城市中傳播，并繼而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所逐步了解、接受和認同。顯然，這也與“山溝里”相去甚遠。但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形勢，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到農村中、到“山溝里”去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必須同農村中、山溝里的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火種要在中國大地廣為播撒并成燎原之勢，有效推進中國革命事業發展，就必須緊密結合“山溝里”的實際情況和實踐活動。
一、“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錯謬緣由
以“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來攻訐毛澤東，其中至少蘊含著三層含義，但無論哪種含義，都帶有一定的鄙夷、貶損意味，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合乎中國革命特點和規律，因而是難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
第一，嘲諷毛澤東沒有出國留洋背景，是孤陋寡聞、管窺筐舉的“土包子”“鄉下佬”“泥腿子”。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未曾有過出國經歷，是在國內革命實踐中土生土長起來的“本土派”革命領袖。而王明、博古等人則是吃過洋面包、喝過洋墨水的留蘇學生，他們自以為見多識廣、獲得真經，因此對毛澤東頗多輕視和排擠。毛澤東曾言：“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采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而黨內一些人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蠱惑和誤導，簡單、片面地認為留洋歸來的人定然飽讀詩書、精通馬列，就是比國內的革命者見識多、水平高，“在中央蘇區，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等論調的影響下，我們不少同志在開始的時候總認為共產國際要比中國共產黨的水平高，從共產國際回來的洋包子比國內的土包子強”。以是否有出國留洋經歷來判斷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低，顯然是一孔之見。
第二，譏笑毛澤東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淺薄。尤其是毛澤東曾反復倡導和提議的“上山”思想，更讓他們覺得毛澤東身上多農民習氣，而少馬克思主義韻味。大革命后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曾提出“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同年，毛澤東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劃》中又提出，要上山學匪，準備長期斗爭。1927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公開提出“上山”主張，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提議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明確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應當承認，毛澤東的“上山”思想是正確的、符合客觀實際的，這源于他在長期躬身實踐和不懈探索基礎上對中國國情的準確把握，以及對中國革命特點和規律的深刻認識，彰顯出了其理性務實、實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同時，也表明他突破了“城市中心論”這一傳統觀念的束縛和影響，對中國革命發展道路、革命發展方向以及一段時期內黨的工作重心等有了與眾不同的新見解、新認識，為后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礎。但這種真知灼見、遠見卓識在當時黨內卻不被認可，尤其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將其認定為“狹隘的經驗論”“農民意識”“農民路線”，認為其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難登大雅之堂。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占山為王”的主張，帶有濃重的中國歷代農民戰爭的色彩，是其農民意識濃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表現。他們認為，毛澤東主張不在城市搞工人武裝起義，而在農村搞革命的路子是悖于常理、走不通的。博古、李德認為：“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不僅如此，黨外一度也有人借“毛澤東主義”攻擊和批判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所謂“農民主義”“太平天國主義”的翻版等。
第三，抨擊毛澤東所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違背了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是革命的“歧途”。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充分考慮到中俄兩國在國情和時空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把革命的主體由無產階級擴大到農民階級，將革命的場域由城市轉移到農村，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新方向，也開創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多樣性的先河。但“左”傾教條主義者認為，在“山溝里”鉆來鉆去是落伍和沒有前途的，“洪秀全時代，可以由鄉村起來奪取大城市的政權，辛亥革命時代就不同了……現在我們不能再有用農村革命包圍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觀念”。在他們看來，只有蘇聯革命經驗才是絕對真理，只有共產國際指示才是真正圣經，只有他們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而毛澤東結合具體實際和中國特殊國情所進行的創造性探索無異于“異端邪說”。因此，他們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自居，對毛澤東進行橫加指責、無情打擊。毛澤東后來說：“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毫無疑問，毛澤東當時正是被孤立的主要對象。但“左”傾教條主義者所推行的路線和方針嚴重脫離了中國國情，造成了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并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當“左”傾教條主義者一味孤立、排擠毛澤東時，革命事業在城市中不僅沒有取得突破，反而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失敗，他們自己也在大城市中失去了立足之地，不得不跑到了“山溝里”，“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里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里頭，城市里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里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所以，在他們看來，以城市為中心才是唯一的革命正途，而毛澤東所主張的“農村中心論”是錯誤的、荒誕不經的。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之務在于立足國情、了解國情
“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彰顯出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淺薄無知、狂妄自大，充分顯示出他們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實質上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神圣化，把蘇聯革命戰爭的經驗絕對化。因此，這句話的錯謬是顯而易見的。
“左”傾教條主義者的第一個錯誤之處在于，衡量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看其有沒有出國留洋背景，而要看其是否真正認同和信仰馬克思主義，能否把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王明、博古等人的留蘇經歷，固然有利于開闊視野、增加閱歷，為他們的成長進步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但不能因為曾“海外鍍金”就自恃高人一等，不能因為“喝過洋墨水、見過洋世面”就自以為身懷真經、唯我獨尊，可以居高臨下地排擠、打壓那些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歷練起來的革命者，肆意嘲諷他們是“無知的鄉下佬”。究其原因，是其內心深處依然存在著“外國的月亮比中國亮”的思想。這種傲慢與偏見既無益于個人，也有害于中國革命事業，“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中有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但最根本的還是直接經驗，即人們親身實踐的產物，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正確的、完全的認識。如果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書本知識是間接經驗的話，那么積極投身社會實踐所形成的認識則是直接經驗，并且后者無疑更為重要。從社會實踐這方面來說，這恰恰是當時留蘇歸來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所欠缺的。雖然他們可能也學習和掌握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可能也胸有筆墨、腹有詩書，但因沒有做到從中國實際出發，缺乏對中國國情的全面認識和對中國革命規律的科學把握，因而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從而陷入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泥淖。由于不能靈活地將馬克思主義應用于千變萬化的中國革命實踐，而只是機械的、生吞活剝式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只言片語或具體論斷，既沒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實質，也違背了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這種情況下是難以真正發揮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作用的，從而只能成為毛澤東所批評的死的、假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中國人民所期待的、中國革命事業所需要的活的真的馬克思主義。
而在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相結合方面，毛澤東無疑是當時黨內的倡導者、實踐者和示范者。在實現世界觀上的轉變，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不僅注重書本知識的學習，而且更加注重社會實踐。早年間，作為赴法勤工儉學的推動者、組織者，毛澤東在最后關頭放棄留洋，其原因在于：“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即是說，在毛澤東看來，遠渡重洋去增長學問、求得真經，用以改造中國社會、改變中國命運固然必要，但留在國內了解中國國情，研究中國問題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曾說：“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謎’”，“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事實上，無論是出洋“取經”，還是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其根本都是要用所學知識推進社會發展、推動社會變革，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命運，進而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復興。但不管怎樣，前提都是要立足實際、了解國情，做到實事求是，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富有針對性。在這方面，毛澤東無疑走在了時代前列。
留在國內的毛澤東廣泛進行社會調查，深入了解中國實際，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1925年12月，他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體現了其對中國社會狀況的深入了解和把握。1926年，毛澤東在主持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一方面對廣大學員進行調查，以了解各地農村的情況;另一方面又指導和組織學員作農村調查，成立了“農民問題研究會”，并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等36個調查項目。1927年，毛澤東花費了1個多月的時間，行程700多公里，考察了湖南5個縣。在這次深入的社會實踐基礎上，毛澤東完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與當時一些人質疑和責難農民運動不同，他對農民運動持肯定和贊揚的態度。此后，毛澤東始終堅持社會調查的優良傳統，進行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了解了中國實情，獲得了實踐真知。1930年5月，為反對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并尖銳批判了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倡導共產黨人要重視和善于進行調查研究。他認為，只有深入群眾，了解實際問題，才能不拘泥于各種條條框框，做到把學習“本本”與把握實際結合起來。
社會調查是主觀聯系客觀、理論結合實際的橋梁，是中國共產黨人了解國情社情、把握革命規律必須做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僅以所謂的出洋經歷、留學背景而沾沾自喜、孤芳自賞，而沒有俯下身、沉下心進行社會調查的自覺意識與不竭熱忱，沒有心系人民、以民為師的精神，或者只滿足于學習書本知識而忽視和疏于進行社會實踐，那么，是不可能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理解、吸收、內化，并將其有效運用于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在此基礎上所得出的“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必然是片面和武斷的，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后來指出：“從前有人講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現在我們把這個‘無’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馬克思主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山溝里”不僅出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出大學問、真學問的地方。而縱觀黨百余年來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凡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展順利、成效卓著之時，都是中國共產人能夠立足國情，從實際出發制定政策、綱領的時候;而一旦其對中國國情做出錯誤的判斷和估計，對實際情況的認識不準確、不科學，所制定的政策、綱領嚴重超越了當時的實際發展水平，則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走向歧途，甚至造成嚴重損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所形成的理論成果無不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無不是在立足國情基礎上創造性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產物。沒有廣泛的、深入的調查研究，沒有對基本國情的全面認識、準確把握，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持續、順利發展。所以，立足國情、了解國情，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之務。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要旨是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左”傾教條主義者的第二個錯誤之處在于，衡量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片面地只看其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數量多寡，更要看其是否能夠把握精髓、掌握要義、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即如毛澤東所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不可否認，“左”傾教條主義者也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是他們理解不深，難言精通，頗有些“囫圇吞棗”“食洋不化”，并沒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義，尤其沒有把理論與中國實際、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只會“照貓畫虎”“紙上談兵”。毛澤東批評他們說：“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但這些人卻經常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言必稱馬列”“述必引原著”，動輒搬出共產國際的招牌和馬列本本，以自己能言出有據、引經據典為榮，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數家珍，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信手拈來，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如果是固守教條、墨守成規，那么，這樣的“理論家”和“權威人士”就具有一定的煽動性、蠱惑性和危害性，容易使群眾受到他們的欺騙和誤導。
反對本本式、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并非不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閱讀學習，相反，是要改進學習方法，注重學以致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把讀書與思考結合起來，把理論與實際聯系起來，這不僅是毛澤東的讀書之法、為學之道，也是其所一貫倡導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眾所周知，毛澤東一生喜愛讀書，尤其喜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常常手不釋卷。對于當時得之不易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毛澤東每次得之都如獲至寶，并如饑似渴地進行閱讀。“在中央蘇區，各種馬列主義的著作比在井岡山時期多得多了。毛澤東把能夠收集到的這方面的書籍都找了來，認真地閱讀。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紙張印刷的小冊子，是列寧著的《論“左派”幼稚病》，毛澤東連讀幾遍，仍然愛不釋手。”但與“左”傾教條主義者讀死書、死讀書不同，毛澤東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注重結合中國國情、中國實際，能夠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正是因為有著正確的學習方法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毛澤東才能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名理論水平高超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于“左”傾教條主義者妄言“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為了明辨是非，幫助人們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毛澤東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32年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不僅如此，毛澤東并非浮于表面、泛泛而讀，他在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時總是聯系中國國情和社會現實，邊讀邊思考，并且在讀書時會做各種批注和評語。1933年，毛澤東將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其中就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期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后又送其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又寫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從這幾句評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沒有只停留于書本知識，而是聯系中國革命實際進行深入思考，注重運用理論來分析現實問題，如為什么中國革命會遭受挫折，為什么紅軍歷經艱辛開創的革命根據地會喪失殆盡等，而這恰恰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所欠缺的。
毛澤東曾說：“想當年在中央蘇區，李德、博古說我是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當時我就跟他們爭，山溝里為什么就出不了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整套游擊戰術和斗爭策略以及革命根據地的正確路線，被“左”傾教條主義者誣蔑為“狹隘經驗論”，并譏諷毛澤東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指揮打仗，一度使毛澤東身陷逆境，同時也促使他從思想上、理論上深刻反思“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和危害。毛澤東在被扣上一頂“狹隘經驗論”的帽子后，“到延安就發憤讀書”。事實上，毛澤東并不是到延安后才開始發憤讀書，即便是在長征那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他依然堅持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可以說，在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充分利用有限條件，專心致志地精讀、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其打下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與“左”傾教條主義者“只學皮毛，未知精髓”不同，毛澤東充分結合中國國情和實際情況，注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勇敢探索、大膽嘗試，實現了“精通”理論與“運用”理論的有機貫通，是深切領悟和把握了科學理論真理力量和內在魅力的馬克思主義者。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沒有“完成時”，而將是一個始終處于“進行時”中的長期歷史過程。堅持從實際出發，以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國之“的”，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鮮明特色，也是其成功經驗之一。馬克思主義是指南而不是公式，只有在面對現實的、具體的研究中，它才能科學地運用;而只有在具體的運用中，它才能成為科學的前提。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踐并非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變化的，因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所面臨的時代環境、社會狀況等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只有與不斷發展變化的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才能真正發揮出科學理論的指導作用、彰顯出強大真理力量。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發展，需要我們必須適應時代需要、把握時代脈搏、回答時代課題，切實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既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能夠為現實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金科玉律”，也不把其當作能夠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是將其作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基礎和理論資源，不斷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樹在中國根深葉茂、碩果累累，并不斷煥發出勃勃生機。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一理論之樹的主要果實，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是其最新果實，它們都在不同時期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所以，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要旨。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使命是不斷推進理論創新
“左”傾教條主義者的第三個錯誤之處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的與時俱進性，如果只是原原本本地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語，無疑會把馬克思主義變為“洋教條”，將會極大窒息馬克思主義的生機與活力。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者。他們在總結實踐經驗、凝結群眾智慧的基礎上，不斷創造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東西，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在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過程中，才能獲得廣闊發展空間;只有善于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不斷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造新理論，才能既賦予馬克思主義鮮明的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又使其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然而，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自認為“科班”出身，自詡是從城里來的“欽差大臣”，動不動就搬出“本本”教訓別人，教條式的在黨內發號施令，形成了夸夸其談、不切實際的不良傾向。他們所推行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中國國情，其實質是因襲陳規、思想僵化，對洋教條頂禮膜拜，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機械照搬照抄馬列的“本本”指導實踐，窒息了理論創新的生機。他們的做法也可以被稱為“兩個凡是”，即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堅決地執行;凡是蘇聯的經驗和做法，必須堅決地照搬。在他們的錯誤指揮下，中國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尤其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使黨和紅軍失去了在南方的重要立足之地，因此被迫進行長征。實際上，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影響是導致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主要原因。當時，作為黨內、軍內實際上的負責人，博古、李德等“洋房子先生”慣常于從書本出發，靠鉛筆和地圖指揮作戰，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的實際情況，堅持以硬碰硬地進行陣地戰。他們叫囂著“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摒棄了毛澤東等人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的游擊戰、運動戰等正確戰略戰術。事實證明，思想觀念上的教條、保守會帶來實踐上的巨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指揮，使紅軍遭受重創，使中國革命陷入危境。挫折和失敗教育了全黨，使人們真正認識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本來面目，也更加深刻地領會到了毛澤東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必要性、重要性。
毛澤東歷來堅決反對只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字句里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以及幻想通過“照葫蘆畫瓢”、機械照搬國外革命經驗而取得革命勝利，而是倡導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中實現突破、獲得發展。他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形成對城市的包圍，待條件成熟再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重要思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理論，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明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果，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進程，體現出了理論創新的巨大勇氣和魄力。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前所未有的新思路，是史無前例的新探索，與當時“左”傾教條主義者所主張的城市中心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實踐證明，只有從中國實際出發，開辟出適合中國特點的革命新道路，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形成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轉折意義，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比較深入地認識到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和危害，標志著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已逐步得到黨內多數人的認可和接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在此基礎上，毛澤東于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號召全黨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是在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中取得的，是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取得的，它表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而不是“圣經”，開始更加深入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機械模仿，更不是無的放矢、削足適履。
正是由于實現了堅持與發展、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結合，堅定不移地推進理論創新，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毛澤東思想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中國革命、如何進行中國革命等問題的深刻思考，是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其科學性、真理性已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得到充分證明。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深刻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正如毛澤東所言：“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創新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反映，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要求。理論創新不僅豐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極大激活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也有效指導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不斷發展。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的一系列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百余年來，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在新的時代條件、實踐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必須始終致力于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
結語
事實上，所謂“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內在地包含著“能不能”和“是不是”兩層含義，即“山溝里”能不能出馬克思主義，所出的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此，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在中國，要出馬克思主義，必然離不開“山溝里”;如果離開了“山溝里”，離開了農村地區和農民群眾，那么就很難出馬克思主義。再者，“山溝里”出的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呢?表面上看來，“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是有悖于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甚至有人稱之為“邪說”和“怪論”，但它卻是“中國化”而非“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特性創造。“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運用的結果，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是為解決中國問題、指導中國革命而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如羅榮桓所指出的：“有人講，毛澤東同志是山溝里出來的……所以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這種把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具體運用到中國革命實際中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才是對中國革命真正有用的馬列主義!”毫無疑問，“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它賦予了馬克思主義鮮明而旺盛的生命力。
“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本質是實事求是，是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曾強調，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當然，這樣的結合是異常艱難的，畢竟在“山溝里”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在實踐中會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毛澤東也曾因為堅持“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而受到黨內的排擠、打壓。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并非一帆風順的，其間充滿著各種艱難和曲折。但是，“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所彰顯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正確方向和務實精神，以及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高度自覺和巨大勇氣，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應予以繼承和發揚的。新時代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依然需要我們立足國情，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不斷解答時代課題、回應時代挑戰中永葆生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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