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同志是研究毛主席的專家，筆者曾經拜讀學習過他的很多好文章，最近網上發了一篇署名耿來意的文章《似曾相識：從《野百合花》到“傷痕文學”》（以下簡稱《似》文），文章將延安時期王實味《野百合花》事件與改開后流行的傷痕文學聯系起來，稱“它們的根是連在一起的”，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恰當的。
為什么？在筆者看來，因為二者性質完全不同。雖然從表象上看二者都是暴露陰暗型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處，但從實質看，它們各自的生成背景、表現形式和實際效果并沒有共通之處，因而從本質上來講并沒有可比性。反之，如果我們僅從暴露陰暗這個表象出發將二者聯系起來，不僅不能深刻理解二者各自的本質特征，混淆二者之間根本的差異，而且容易得出所謂暴露陰暗就是錯誤的結論，而這樣的結論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暴露和歌頌不過是文藝表達的不同形式而已，二者只是表達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并沒有對錯高下之分，而且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需要這兩種表達方式。下面就分別談談二者的具體情況。
關于王實味《野百合花》事件，《似》文已經講得非常全面具體，事情的起因是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組題為《野百合花》的雜文，對延安的一些“黑暗面”，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等提出批評。
現在回過頭來看，王實味的錯誤不過是以理想主義視角，不能正確理解由受客觀條件限制，延安出現的某些干部特權現象和不民主的問題，也即“陰暗面”。不論他主觀認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但客觀上確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而且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階級矛盾斗爭白熱化的關鍵時期，他一再高調堅持自己的主張，起碼說是不合時宜的。但從另一角度講，王實味作為一名積極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帶著理想社會的憧憬，面對現實中存在的差距，不加分析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更多表現出的是思想上不夠成熟，書呆子氣比較重，缺乏社會實踐生活的磨礪，對他采取的正確辦法應該是以引導教育為主，而不是把他當作壞人，一棍子打死。
盡管王實味寫的文章確實被敵人所利用，作為攻擊延安的靶子，但不能主觀的斷定他寫這些東西的目的原就是為了破壞革命。再說他所揭露出的干部特權現象和不民主問題的端睨，雖然存在某些認識上的不足，但不是完全沒有正面意義。要不然，新中國成立后，為什么毛主席會一再強調干部特權問題，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決。毛澤東時代所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乃至最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說都與解決干部特權化而演變成黨變修、國變色的嚴重問題有關。毛主席就說過：“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因此，放到幾十年后再看，王實味揭露的問題確實具有防微杜漸的警示意義。
因而，我們不能片面的認為王實味的問題關鍵是因為其揭露了共產黨的陰暗面，這樣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客觀上起到低級紅高級黑的作用，使人們對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產生負面看法，毛主席自己就說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因為歷史上只有反動派因為懼怕群眾，不準群眾揭其短，而真正的共產黨應該是歡迎人民批評監督的。也因為如此，當毛主席得知王實味被錯殺的消息時，才異常氣憤地說“還我一個王實味”，還說要把他放在“三五九旅”就好了，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而之后的許多年里，毛主席多次提到王實味，王實味的名字在毛主席的記憶里再也抹不去。事實上，錯殺王實味，不僅未解決問題，而且給國民黨反動派污蔑共產黨的口實，配合他們掀起的反共浪潮，其后果不可謂不觸目驚心，教訓深刻。
再說傷痕文學。傷痕文學是以盧新華197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傷痕》為代表的一種文學思潮，故名思義，傷痕表達的是一種悲情，無疑也屬于暴露“黑暗”的文學范疇，而其關鍵點在于其要表現的是誰的傷痕？為什么要表現這樣的傷痕？而關于傷痕文學的研究已經有諸多詳盡的論述。
簡單地講，傷痕文學表現的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被整的當權派干部和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也即所謂的“傷痕”。而他們為什么會整，用當時的話語講，對當權派干部來說是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對大多數知識份子來講，不過是落實共產黨所提倡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進行思想改造的政策。
同樣，幾十年后回頭來看，當時的做法錯了嗎？難道中國沒有出現走資派？難道知識分子紛紛脫離群眾、有么做精神貴族、要么滿腦子精英主義思想，這樣的現象還少嗎？當然不可否認，在當時政治環境下，確實存在魚龍混雜、某些過偏過激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不是主流，不是方向、更不是本質。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而傷痕文學的要害就在于通過極度渲染悲情，故意放大甚至歪曲事實，以偏蓋全，以表象代替實質，把特定群體的遭遇偷換為全民族和全體人民的遭遇。而且它還將上述特定政治環境故意遮蔽，采取“采取宜粗不宜細”的辦法，將事件發生的背景虛無化、碎片化，因而把一場嚴肅的政治運動歪曲成不可理喻的瘋狂內斗。
可見，傷痕文學要表現的所謂傷痕，其控訴的是什么？其要達到的目的又是什么？為什傷痕文學會在改革之初大為流行，且至今盤據文壇要津？正如曹征路老師所說，那些傷痕文學作者眼中有多少有淚珠兒，至今哭訴沒完沒了。
美籍華人作家邊芹說傷痕文學是由美國人策劃的，錯在境外敵對勢力，劉繼明老師專門寫文章進行辨析澄清，指出傷痕文學出現主要是內因，既便有外因也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直接地說，傷痕文學之所以占盡風光，至今長盛不衰，就是因為順應了政治正確。新時期文學一方宣告文學要脫離政治，另一方又如火如茶地大搞去政治化的政治文學——傷痕文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正如劉繼明老師在《“傷痕文學”這筆應該算在誰頭上？》一文指出的：“傷痕文學是文革失敗的產物，是毛澤東試圖讓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用共產主義思想改造知識分子政策失敗的活生生案例，同時，也是中國由人民民主時代進入精英民主時代的典型癥候。”這才是傷痕文學的本來面目。
盡管傷痕文學從外部來看，也確實是通過暴露陰暗面來展示其所謂的傷痕，但這種陰暗面顯然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和裁剪性，本身就有明確的主觀動機，更突出地表現為形式為目的服務，因而具有強烈的理念先行特征。
通過上述分別介紹，我們已經知道，雖說二者在形式是看起來都是暴露陰暗面，但其表達的內容、表現的形式和達到的效果完全不同，幾乎沒有任何聯系，切不可混為一談。
以上不一定對，歡迎批評指正。
2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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