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文藝界冒出了許多以夸張和編造的手法，不遺余力地抹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所謂傷痕文學作品。它打著“批判現實主義”旗號，與當時西方涌進的關注人性異化及丑惡的“現代主義文學”相契合，彼此相輔相成，形成一種影響深遠、綿延至今的文學趣味。
“傷痕文學”在題材取向上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所謂暴露陰暗面，以寫上山下鄉中某些知青個人的生活片段為多。在他們眼里，為了培養鍛煉青年、緩解城市就業壓力、加強城鄉融合、促進農村發展的上山下鄉運動，成了他們抹不去的傷痕。
許多人在質疑，如果說，將知識青年安排到農村去就業，經受鍛煉是受到傷害了，鋪天蓋地的傷痕文學出來了，那么，幾千萬職工下崗失業、生活無著就是更大的傷害了，為什么沒有一篇描寫下崗職工的傷痕文學？
一些知識分子在農村得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好的照顧和關懷，居然被說成是傷害，成天喋喋不休地喊痛叫苦。而這么多職工失去飯碗和生活保障，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難道這些所謂的作家就沒有一個人看到嗎？為什么這么多年來，沒有一部寫下崗職工哭哭啼啼，凄凄慘慘受迫害一樣的傷痕文學呢？我分析原因有這么幾點。
其一，是工人階級自強不息的品格使然。下崗失業者大多在國有企業工作，他們曾經是中國的脊梁。他們用汗水滋養了共和國，用熱血澆灌了神州大地，用堅定的信念和勇敢的奉獻支撐著共和國大廈！他們曾經以渾厚的嗓子高唱《咱們工人有力量》，眉宇間洋溢著自豪與自信。即使下崗失業了，他們面對困難，大多以堅強的意志和永不服輸的精神，擦干淚水和著汗水重新奮起，不為難國家，重新選擇自身發展的道路，開辟出一片新天地。因為他們知道，世上沒有救世主，只有靠自己奮斗，才能改變自己的境況。
而即使因年老體弱無一技之長者，也大多選擇沉默，有些人默默地被生活壓垮了也很少去喊一聲。他們不會像有些知識分子，盡管沒有受到什么真正的傷害，也到處申訴，成天哭爹喊娘，這樣就打動了許多人。一些好文者，添油加醋，有的是無中生有杜撰出了一部部的傷痕文學。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脆弱性，孕育出了傷痕文學。下崗工人的堅強個性，自強不息的精神不容易出傷痕文學。
其二，下崗者手里沒有話語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把大批職工下崗分流了。這些失業職工大多是工人，他們一般文化不高，有千般苦想說無處說，想寫又下不了筆。而掌握話語權的人并沒有下崗，他們沒有親身體驗，周邊或家人多過得好好的，哪來寫作動力？我常常在想，如果下崗失業的不是國企的工人，而是大批的知識分子，那他們還會沉默是金嗎？
其三，傷痕文學流行是有外部力量操弄的。著名作家邊芹于2016年3月22日發表了名為《“傷痕文學”話語框架竟然還是美國策劃》的文章，介紹了“傷痕文學”這一命題和概念的來歷：最近偶然聽到《傷痕》作者盧新華在接受“鳳凰網”采訪（“年代訪——我們年代的心靈史”第29期）時說的一段話，他說“傷痕文學”這個命名并非當時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而是他的小說發表后，“美聯社”發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傷痕文學”，中國媒體就轉載了。看得出來他并未意識到他提到的這個“文學史細節”意味著什么，也許他只是覺得最初的想法來自西方更權威。
1978年8月11日，小說在《文匯報》發表，遠在大洋彼岸的洋人嗅覺絕對靈敏，不時派記者來采訪報道，邀請訪問，世界文聯主席居然親飛中國與作者見面。對這股中國國內的文藝思潮，美聯社及時給予命名：“傷痕文學”，這絕不是偶然的！
受美國大財團支配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來到中國，讓一些渴望西方承認的中國人感到榮幸，敞開大門歡迎。馬悅然是“歐洲漢學會”主席，是“諾貝爾獎金委員會”的評委，他居然親自接見了初出茅廬的朦朧詩人顧城，并邀請他訪問北歐，游歷世界。這個馬悅然多次來到中國，他還從一堆作家里發現了得諾獎的人。
操弄“傷痕文學”不是什么新玩意，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西方勢力一直操弄“國際傷痕文學”，欲演變之。在西化的影響和引導下，傷痕文學寫作套路也成型了：樹立一個被摧殘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形象，男女主角必須“高慧美”， 勞動必須很艱苦，父母必須下干校，農民必須很愚昧，干部必須很無恥，愛情必須受挫折，社會必須很黑暗，返城必須很艱難。
而能把中國農村、社會和政府寫得越黑暗、越丑惡、越陰險，就越能得到西方的認可，可以去上學、訪問、揚名、游玩、居住，最要緊的是能得各種西方設計的大獎，包括諾獎，可以大把大把地來錢。于是國內文人趨之若鶩，不斷上演描黑述丑的大競賽。
西方勢力操弄傷痕文學的目的是西化分化中國，而描寫工人下崗失業的作品并不符合他們的價值觀，注定成不了氣候，所以就很少有人去寫下崗失業者的傷痕文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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