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劉正教授的最新專著《造神與造假》一書在臺隆重出版。
此書以鐵的事實和原始檔案證據，還原了真實的陳寅恪的重大歷史和被某些人吹牛造假所制造的大陸“陳寅恪熱”現狀。這個一貫反華反黨反毛反馬列的國民黨優秀黨員的陳寅恪真面目，終于大白于天下了。這對于熱衷造假和造神的陳寅恪粉絲來說，不亞于一顆重磅炸彈！
某些人為何要造神陳寅恪？錢昌明同志的這篇文章通過對比錢學森與陳寅恪在毛主席逝世后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揭示出了真相：他們不過是把陳寅恪當作反毛反共的工具而已。
論錢學森與陳寅恪的區別——兼談評判歷史人物的標尺
作者：錢昌明
錢學森、陳寅恪，同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兩位名人。一位是科學家，一位是人文學家，都是負有盛名的“大知識分子”。
錢學森雖小陳寅恪21歲，兩人經歷頗多相似之處：同是民國知識分子；同有出洋留學的背景；同是學成回國的愛國者；同都最終工作、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兩者的最大共同點就是：都是“愛國者”。
前者，1950年因要求返回祖國，遭受美國政府的政治迫害，歷經長達五年的軟禁、折磨而不屈，1955年終于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下，用12名被俘美軍飛行員換回。
1948年12月，蔣介石集團決定逃往臺灣，搞了一個“搶救學人”的活動，派專機把陳寅恪等人接到了南京，后再轉廣州；最后，陳終于拒絕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或香港的安排，留在了大陸，任教廣州嶺南大學。后嶺南大學合并于中山大學，終身為中山大學教授。1969年10月病逝于心力衰竭，享年79歲。
黨和政府尊重陳寅恪這位愛國學者，一直把他作為統戰對象加以善待。陳先后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中央有關領導人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都先后去看望過他。1957年省委書記陶鑄還親自關心他的眼疾治療，為他配了助手。他的右腿骨折，又給他派專職護士輪班照顧。胡喬木還關心過他著作的出版。
終陳寅恪一生，一直從事高校文史教學與研究，先后發表著述十余種。主要的有《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及《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總計二百余萬字。估計由于健康原因，他在1949年以后的著述，僅只《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兩本。
錢學森回國后，一直從事國防科研工作。他領導研制我國的“兩彈一星”工程，為發展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杰出科學家和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
評論人物，無疑應以業績、貢獻論英雄，而不是靠“胡吹”的虛名。
平心而論，錢、陳二人，陳寅恪的著名度遠不能與錢學森相比。錢學森是我國火箭、導彈之父，他的成就盡人皆知，自不必贅述。而陳寅恪，即使是在史學界，不過是一位“老教授”而已，尤其不為年輕一代學人所熟悉。為什么？因為史學界多以學術著述論高下。隨便舉幾個歷史學家，哪一個的成就不在陳寅恪之上？僅舉與其同時代的幾個：
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史有甲骨文方面的專長，有《青銅時代》，有《十批判書》，有《中國史稿》等大量著述；范文瀾有《中國近代史》、《中國通史簡編》等專著；翦伯贊也有《中國史綱要》《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等著述……
反觀作為歷史學家的陳寅恪，沒有寫過通史，也沒有寫過斷代史，其《隋唐制度淵源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不過是其長年授課講稿，充其量不過是個“專題史”，基本上是史料堆積。特別是在1949年以后，他僅寫了一部書評《論再生緣》（系文學評論著作，同史學根本挨不上邊）；另外，為妓女立了一個傳《柳如是別傳》，僅此而已。（且是在助手們的幫助下完成的！）即使是他的三本最主要的歷史學術著作——“唐史三書”（《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亦非什么史學界公認高質量的“權威”著作。僅被同校另一位隋唐史專家岑仲勉（岑長陳四歲，1948年起同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1961年病逝。岑氏留下《隋唐史》等專著達19種，論文200篇，共計近1000多萬字，堪稱“著作等身”！）提出的質疑、商榷之處就達七、八十處之多！
筆者在此絲毫沒有貶陳之意，僅是秉筆直書罷了。事實上，對錢、陳兩位愛國者，筆者與所有同胞一樣，都是予以高度認同與尊重的。
可是，從上世紀90年代起，精英們突然刮起了一股“風”：大捧歷史學家陳寅恪；痛貶人民科學家錢學森。
對陳寅恪，各路精英（大多不是歷史學者）可謂好評如潮：“空前絕后的國學大師”、“一代宗師”，“清華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一座豐碑”，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于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也有稱其為“近三百年來一人”，更有稱頌為“五百年才出一個的”學術領域“大人物”（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高度贊揚陳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吹捧他是傳承中華文化“真正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魂”；“黑暗大陸上自由主義的先行者”，一句話，陳寅恪已成了右派們頂禮膜拜、純金足赤，最具高尚道德、人品、氣節的“完人”！
對錢學森，右派們竭盡污蔑、貶斥之能事：“Z制政權的擁護者”；大躍進“畝產萬斤糧”幻夢理論炮制者；說他為1969年“東方紅號”衛星設置《東方紅》音樂，是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推手；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專欄作家蘇小和認為：錢學森“僅僅是做了一名工程師的工作，這距離一名卓越的科學家相距太遠”，“對人類的科學進步、文明發展卻沒有提供必要的貢獻。”他甚至否定錢歸國的愛國行為，認為這只是其出于對父親的一份孝心想回國探親未成，“不幸卷入了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利益沖突之中。美國拋棄了他，他別無選擇，只能丟下自己的研究事業，回到中國。”最后，“丟掉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成了“一條喪家之犬”！其用詞之刻薄，何其毒也！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呢？
說到底，是因為錢學森與陳寅恪，現在已不再是兩位“個人”；他們已成為從“舊社會”轉到“新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兩類不同表現的“典型”：
前一種，徹底改造原有的世界觀，能真正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立場轉到工農大眾的立場上來，他們已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錢學森就是他們的代表（包括鄧稼先等）；
后一種，不愿改變剝削階級的世界觀，不愿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愿意接受共產主義，堅持原先的固有立場，陳寅恪就是他們的代表，并最終成了反共右派的偶像。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到：“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里就存在著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
錢學森由于親身感受過美帝國主義的迫害，徹底看透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所謂“人道”、“人權”的虛偽性，回國以后，決心投入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懷抱，實心實意地為改變祖國落后面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奮戰。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下，他不僅努力工作，為中國的科技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更在政治上自覺地改造世界觀，自覺地把自己從“精神貴族”地位，主動下降為普通的工農勞動群眾的一員。他上交了自己的祖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終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成為一名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毛主席贊稱錢為“人民科學家”！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在反毛、反共逆流洶涌一時的日子里，在毛澤東思想的不肖子孫們改弦更張的日子里，正是錢學森堅持認為：公有制和毛澤東思想不可丟！他旗幟鮮明堅定地說：
“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同錢學森相反，陳寅恪不愿改變自己的剝削階級世界觀，不愿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工農勞動大眾，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共產黨、勞動人民“坐天下”的現實。憑著共產黨善待“愛國學者”的政策，他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共和國最高級別教授的待遇，住著中山大學校園里最好的兩層小樓（周圍有眾多參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環境優越，據說只有專門用于招待貴賓的黑石屋能與之相比），但想到的仍是個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結果，不惜化去十年時間，去寫那么一本基本上有人想看、卻沒人看得下去、最后被丟棄的《柳如是別傳》了！（《別傳》堪稱集資料堆積、八股文體、繁瑣哲學、脫離現實、自以為是、不知所云之大成的典范。讀者不信，不妨找來一讀試試）
正是陳寅恪矛盾的“遺民”心態，他的“遺著”終于被右派精英們看上了。陳寅恪的“遺民氣節”很快被反共右派“發掘”出來，于是他被當作與錢學森相對立的知識分子代表，被當作“寶貝”而大肆吹捧起來。這才刮起一股“捧陳貶錢”的妖風。
1982年，香港學者余英時首先發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其文認為：
1948年后到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對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充滿著明末遺民式的悲愁苦恨，認為陳寅恪晚年決不曾對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會“靠攏”、“認同”，甚至認為陳寅恪對當初自己“沒有投奔臺灣”的悔恨。
此論一出，內地的右派精英們就此大做文章。他們完全無視20余年黨和政府對陳的善待事實，大肆渲染共產黨“迫害”知識分子的罪行（陳在運動初期確實遭到了批判，但實際情況是他因腿殘，故連一次“批判會”也沒有出席過）。于是陳寅恪的形象就愈來愈“偉光正”；毛的“罪惡”也就越來越罄竹難書了！
1995年，南方作者陸鍵東趁勢出版了熱門著作《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煽情地將陳寅恪推上了“神壇”：
把“畢生養尊處優的陳寅恪，刻意塑造成一個時乖運蹇的悲情人物”；
把一位原先“默默無聞、在專業領域擁有中等影響力的普通歷史學者”，捧為成了“今天的文化偶像”；
“將一個人生幸福、學問尋常的歷史學者，化成一個百年難遇、令人嘆惜的學術大師和文化偶像”（李繼宏：《陳寅恪走上神壇之路》）。
風助勢，勢乘風。一時間，“陸著”迅速在大學校園里流傳開來，也成了風靡一時的熱門讀物。
就這樣，陳寅恪被吹捧成“學貫中西，能運用數十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是一位“開創了文史互證的生面”的學術“大師”。
很可惜，“陳寅恪神話”后來竟被一位認真做學問的“80后”、2003年畢業于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后輩所揭穿。這位后來主要從事翻譯專業的學者李繼宏，終于發現陳寅恪終生沒有任何譯著，只發表過兩篇英文小文，分別刊載于《哈佛亞洲研究叢刊》與《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的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兩篇文章總共十二頁，筆法極其幼稚，且屬于介紹性文章，顯然不足以證明陳寅恪有多高的外文水平與學術價值，只能證明其英文寫作能力，最多約等于如今水平較高的一名普通大學生。更何況在Han Yü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一文中，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譯，這也證明了陳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連基本的閱讀校勘能力都沒有”。（李繼宏：《陳寅恪走上神壇之路》）
曾經被某些精英吹成陳寅恪掌握20余種、甚至30幾種外語，“學貫中西”的偶像頃刻崩塌！
不過這不要緊，因為精英們看重的是陳寅恪的“氣節”，即所謂他提出與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說穿了，就是與共產黨的“不合作”精神——那才是最重要的，這與多高的外語水平和學問無關！
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沒有！
陳寅恪的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過是剝削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我幻覺”罷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社會上的任何思想、觀念，無不都是社會客觀存在在人們頭腦中的主觀反映。“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實踐論》）
《共產黨宣言》說得精辟：“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如果個人思想是符合時代的統治思想的，你當然是“自由的”；但正因為它是符合統治階級思想的，這種“自由思想”也就不可能是“獨立精神”。反之，凡是個人思想是不符合時代的統治思想的，它就會受到遏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既然受到了遏制，無從表現，“獨立精神”同樣也不復存在。
毛澤東講得徹底：“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非此即彼。
精英們拼命拔高陳寅恪的所謂“遺民氣節”，一再鼓吹他在1953年不接受郭沫若代表中國科學院，請他擔任歷史研究所二所所長的聘請，是與當局“不合作”的“氣節”表現。實在是言過其實。
何謂“氣節”？“氣節”是指一個人的志氣與節操 。它要求一個人能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認定的崇高的人生理念，集中體現了一個人的品格。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旦明白了真理，當晚死亦無憾。體現了一個人對真理、信仰的追求，也就是“殉道”精神。一個人要真正做到堅持真理與信仰，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上述儒家圣人對“氣節”的定義，陳寅恪究竟符合嗎？
其實，反毛、反共右派們拼命把陳捧成為具有高貴“氣節”的中華文明的“衛道士”，最終不是美化了這位大教授；反而是大大地羞辱了他！因為，即使是在文革挨批時期，陳寅恪也一再在向人們表白：他是“擁護共產黨的”！
陳寅恪辜負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對他的善待。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本來是可以更為有所作為的，可以留下一些更有意義的史學著作，個人精神上也可以更為愉悅與幸福。可是，實際上他因不愿意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留戀過去的“精神貴族”地位，不愿意自覺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結果只能是自找煩惱，落得個陷入一種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遺民心態”之中！
形容陳寅恪用“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寫就的《柳如是別傳》，原名為《錢柳詩箋證》，其實主要是講明末東林黨首領、禮部侍郎錢謙益的。東林黨人最講“華夷之別”與民族“氣節”，可是清兵入關，錢不僅不能“以死明志”，反而降清為官；后因降不得志，再辭官回鄉，與名妓柳如是共度老夫少妻的晚年。據說他們暗里又支持反清復明，錢被乾隆帝在《清史》中打入“貳臣傳”。
陳寅恪投入了全部情感，寫了錢柳二人，不能說思想上與他們沒有共鳴。說陳具有“遺民”心態，實不為過。
把一個為在歷經百年苦難“站立起來”的新中國服務、并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民科學家”錢學森，貶斥為“喪家之犬”；反把一個對留戀舊剝削制度，不愿跟隨時代前進的陳寅恪奉為今天的“文化偶像”、“民族魂”，如此評價歷史人物公正嗎？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就是當今右派精英們的真實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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