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民的翹首企盼中，惡毒侮辱志愿軍英烈的“大V”羅昌平終于被送了一紙“傳喚調查”的通報，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筆者注意到網絡上關于這件事的討論，除開某些為羅昌平生硬洗地的言論，很多人一上來就提到羅昌平曾經的“調查記者”、“反腐斗士”身份：
胡大主編的《環球時報》也發了一篇“銳評”，把羅昌平侮辱英烈的行徑說成是“刷存在感”、“太想出風頭了”，同樣刻意提到羅昌平“曾經推動了司法機關對具體貪腐高官的追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羅昌平利用其“大V”的影響力公開發表侮辱英烈的言論，這是最基本的事實；而某些人一上來就扯羅昌平“反腐”的“功績”，這說明“南方系”至今還有著很強的迷惑性啊。
首先，羅昌平侮辱英烈的行徑無關所謂的“言論自由”。擱現在有英烈保護法懲治他，擱以前筆者也是要撰文反駁、痛罵他的。
羅昌平侮辱的對象，是那些為了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在反對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人民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從這一點來講，羅昌平是人民之敵，而非人民之友。
受過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在媒體行業從業十多年的羅昌平，之所以發出侮辱英烈的言論，不是因為其“無知”，而是由其根深蒂固的階級立場和價值觀決定的，他對于中國革命是抱著刻骨仇恨的。
而這樣的人，多年來利用其媒體大V身份掌控著話語權，不知毒害、誤導了多少“打工人”的子弟。
第二，羅昌平的表現絕非什么“太想出風頭了”，觀其以往的微博言論，絕對是一個慣犯，而且是“有組織”的慣犯。
多年以來，羅昌平就在微博上肆無忌憚地“侮辱”人民領袖毛主席，用“蛋炒飯”惡毒咒罵毛岸英烈士：
劣跡斑斑的羅昌平這么多年過去了，依舊安然無恙。此次羅昌平微博被“保護性”禁言到10月14日后，沒有絲毫的懼意，反而跑到今日頭條發了一條動態，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樣”的囂張：
而羅昌平的囂張，自然有其囂張的資本。
當年秦火火在網絡上大肆造謠、興風作浪，得到一眾大V轉發，其中便有羅昌平；造謠多了，秦火火就定期“自殺”、換馬甲，這些大V繼續轉發。秦火火與一眾大V之間形成了謠言“生產-銷售”的關系網，其實生產謠言的秦火火不過是小嘍啰，這些大V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而“出了事”卻只有秦火火背鍋。
我們難道不該奇怪，網絡那么大，羅昌平們怎么就那么快就找到秦火火的新馬甲？雖然，秦火火落網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但這背后的關系網真的被清理干凈了嗎？
他的知名度是他以前工作的媒體平臺給的，這些關系網實際上也是他在這些媒體平臺工作時建立起來的。
羅昌平事件輿論發酵以后，有人挖出羅昌平前《財經》同事李廷楨2018年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羅昌平絕對控股的“法網傳媒公司”在廊坊醫院院長跳樓那件事情上，屬于“榨尸油”，比吃“人血饅頭”還要惡劣。李廷楨在文中寫道，“公司做公號也是做生意，無從判斷羅昌平公司這種稿件只是為了吸引眼球，還是背后另有希望主導輿論走向的金主。”這篇文章還中肯地指出：
這其實就牽扯到筆者今天要談的第三個問題。
第三，羅昌平的“反腐”是“平臺”行為還是“個人英雄主義”？羅昌平的“反腐”真的是為了社會正義嗎？
羅昌平事件輿論發酵過程中，他的前記者同仁出來“現身說法”：
而羅昌平就是這樣的“小地方的年輕人”。
1980年12月出生于湖南漣源的羅昌平，中專畢業以后進入湖南當地一家電力雜志工作；20歲時辭掉了原來的工作開始“北漂”生涯；25歲就出任“NF報系”北上創辦的《新京報》的深度報道部主編；29歲時又擔任了胡舒立創辦的《財經》雜志的副主編。可謂是少年得志。然而，羅昌平“北漂”之后到底經歷過怎樣的“西方培訓”經歷，我們根本無法從公開的報道中獲悉。
按照百度百科的介紹，羅昌平做“調查記者”和媒體人的這些年，可謂“戰果豐碩”，獲獎無數，其中最有知名度的就屬舉報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
而據李廷楨的爆料：
這其實就解釋了我們的一些疑問，僅以所謂“調查記者”的身份，羅昌平怎么就能搞到那么多翔實的舉報材料？一則是利用其主編、副主編之類的身份，占據了其他同事的勞動成果，二則是“有人給媒體喂料”。
第二點不是李廷楨的文章講的，但通過前些年的反腐，很多秘聞都是通過胡舒立新創辦的《財新網》爆出來，我們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說白了，羅昌平其實是充當了媒體“工具人”的這么一個角色；而媒體平臺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充當了“工具人”的角色。
如此，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NF報系”和某些媒體的反腐是要充當怎樣的工具人角色。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知道“腐敗”現象是怎么來的。一個公認的事實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不腐敗的國家之一。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經濟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政治上則有工農群眾“大民主”的有效監督。恰恰是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打破了這樣的基礎，才導致腐敗不斷滋生，彌漫到社會上上下下各個角落。
在私有制下，腐敗現象幾乎是必然要發生的，只是在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早已通過“政商旋轉門”將腐敗及利益輸送“合規化”。
然而，中國畢竟是有社會主義傳統的，人民群眾“反腐敗”的呼聲很高，“NF報系”自然也就順勢而為，在這個過程中收獲了大量的民心。媒體監督的正面作用首先應該肯定，但“NF報系”的反腐卻又是別有用心的。過去很多年間，它們所有的反腐報道，最后的指向不是抨擊私有化、抨擊權力在市場環境下尋租的根源，而是單一地將矛頭指向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只反權力，不反資本”；在收獲民心的同時，也在增加老百姓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向往。
而更為惡劣的是，某些媒體把反腐敗當作定向打擊的工具。2009年8月，通鋼改制風波發生之后，羅昌平在2009年第17期《財經》雜志推出了一篇調查報道《通鋼改制之殤》。這篇報道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新的爆料，主要內容已經被各個媒體報道過；但是，對同樣的事實《財經》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敘述和結論。
羅昌平的這篇報道將通鋼改制說成是“個別惡性事件”，無視國企私有化過程中腐敗大量存在的事實，聲稱“‘改制’并非突如其來，更非‘黑箱交易’”，“不僅始于2005年的整個通鋼集團改制，一直有‘陽光改制’之稱”，同時將網絡上對通鋼私有化的抨擊說成是“大部分不是事實，小部分則有曲解”……
按照這篇報道的口徑，通鋼的工人骨干成了煽風點火、制造仇恨的壞人；私人老板反倒成了無辜受害者；通鋼的困境全是由國企的低效造成的，最后導出一個結論“國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
通鋼事件早已經蓋棺定論，相關腐敗分子即便當時沒有完全落馬，天網恢恢，后來的幾年間也相繼落馬了。
回過頭來看，羅昌平在通鋼事件的報道中的具體做法和價值立場還不明顯嗎？
我們再說另外一個例子，2019年12月18日，羅昌平拿著私人老板給的材料寫了篇舉報文章《一位副省級高官的斂金術和多面孔》，最終導致史文清落馬。
2010年10月-2015年7月，史文清擔任了贛州的市委書記。贛州擁有全國30%以上的中重稀土儲備、有著“稀土王國”之稱，稀土濫采現象也十分猖獗，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一夜暴富的神話。史文清上任之后，奉命整治“贛州稀土私挖濫采現象”，可他卻在整治過程行敲詐、索賄之事，給錢的就不整，不給錢或錢給的不夠的就挨整，這是典型的“黑吃黑”。所以史文清調離贛州之后，贛州稀土私挖濫采依然猖獗。這樣的史文清當然該被千刀萬剮，然而，給羅昌平遞材料的就一定是“好人”嗎？早已經下海找食的羅昌平真的是“學雷鋒做好事”嗎？
根據這幾天網絡上當事人的爆料，羅昌平從《財經》離職后創辦或參與創辦的多家公司實際上就是公關公司，包括現在的天椒法務集團，也是公關、中介性質，利用其以前在大媒體平臺工作建立的媒體和律師關系，幫人打官司，私下勾兌，從中牟利。
“單飛”之后的羅昌平，其實依然充當著“工具人”的角色。不同的是，他在平臺工作時是給一個階級充當“工具人”；“單飛”后則是給這個階級中的個體充當“工具人”。
這就是“羅昌平反腐”的主要真相。
而這樣的羅昌平作出辱罵毛主席、侮辱英烈的行徑也就不奇怪了，這是由他的階級立場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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