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富汗的現實
阿富汗的現實是什么？
一是與中國接壤；二是“帝國的墳場”；三是與中國沒有歷史宿怨齟齬；四是與中國沒有重大國家民族利益沖突；五是與中國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大不相同；六是塔利班正在卷土重來掌握阿富汗國家政權；七是正在重新掌權的塔利班表示重視對華關系，聲稱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反華。
以上七點，大概誰也否認不了。
二、“公知”的陷阱
塔利班剛表態，中國“公知”立馬跳出來給中國劃了個道兒——“看塔利班，我們也許只需要一種鼠目寸光”，“要文明還是要野蠻？”“要用一種短鏈條視野和短鏈條正義的角度來看塔利班重掌政權這件事”，“要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基于文明與野蠻的最基本分野，來做出我們的判斷”……（【三言兩語87】孫立平：看塔利班，我們也許只需要一種鼠目寸光）（?【賣茶者說18】孫立平：挺塔是非：文明與野蠻之間有一條清楚的邊界）。
“公知”的水平真不是蓋的，“三言兩語”就把中國和阿富汗的國家關系問題變成了如何對待塔利班的問題；再把如何對待塔利班的問題變成人性還是獸性、文明還是野蠻的大是大非大問題——“恐怖主義好不好，應不應當遇事就可以傷及無辜，甚至草菅人命？”“應不應當對女性平等對待，應不應當婦女上街必須穿上罩袍，違反了某些清規戒律就要施以酷刑？”“女孩應不應當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人們基本的自由權利應不應當得到保障？”“人們應不應當生活在一個平靜而沒有恐懼的環境當中？”“要不要尊重歷史文化遺產？抽象一點說，要文明還是要野蠻？”……
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角度看，塔利班的對華表態沒什么不好。只要說到做到、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反華，那中國和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和平共處毫無問題——本來歷史上就沒有宿怨齟齬，也沒有重大國家民族利益沖突，只要確保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那怎么可能不和平共處？老一代革命家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太英明了。只要堅持照辦，即使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仍然能相安無事，保持和平。
但按“公知”劃下的道兒就大不一樣了：塔利班臉孔再熱也只能貼上個冷屁股：即使你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反華，那也容你不得——獸性之輩，野蠻團伙，文明之敵，漢賊不兩立，冰炭不同爐……敢跟塔利班政權交往，那就是“與恐怖主義、血腥、野蠻、暴戾和極端非理性同流合污”。結論：“人權高于主權”——中國必須高舉“普世價值”的大旗，跟“野蠻獸性文明的敵人”血戰到底，什么和平共處，什么互不干涉內政，全泥馬扯蛋。
這就不免讓人很想不通：
第一，阿富汗的事不該由阿富汗人管嗎？別人管得著嗎？管得了嗎？從19世紀的英國到20世紀的蘇聯到21世紀的美國都跑去管，結果呢？三個當年的超級大國都管不了，為什么如今“公知”還要中國硬趟阿富汗這灘渾水，接過美國的槍，一頭扎進“帝國墳場”？
第二，肆意干涉它國內政、強行換上合乎自己心意的政權——這意味著什么？戰爭。西方國家到阿富汗大打出手為所欲為，見勢不妙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怎么胡作非為都毫無顧忌，反正與阿富汗不接壤，諒你打不著我。而跟阿富汗接壤的中國有這個條件嗎？如果對方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安定和平，那當然應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現在是這種情況嗎？如果沒有遭到侵犯，憑什么僅僅因為鄰國政權不合自己口味就要與之敵對、不惜將和平的中國置于戰爭狀態？
第三，塔利班聲稱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反華，為什么不應該歡迎？難道一定要逼他與中國為敵、與各路恐怖主義勢力合作、利用與中國接壤之便支持中國內部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勢力在中國制造暴亂嗎？
第四，“公知”口口聲聲的“文明”、“人性”，“從常識出發，從內心的基本良知出發”，“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來，站在最基本的人性的角度來思考”，怎么實際導致的結果卻是敵對、戰亂、殺戮、恐怖主義？
……
對所有這些質疑，“公知”早有答復：閉嘴，誰叫你想那么多的？“只需要一種鼠目寸光”，“用不著高深的理論，用不著深邃的思考”，“從常識出發，從內心的基本良知出發，不過多考慮宏觀背景，不過多去想下一盤大棋，對事情做出簡單明了的判斷”，不要怕“對一些宏觀的、長遠問題的忽視與誤判”……總之一句話：“跟著感覺走”——或者說，跟著“公知”的忽悠走。什么國家安全，什么長遠利益，什么兵兇戰危，什么內政主權，統統扔一邊去。
“公知”主張的“鼠目寸光”是忽悠老百姓的，人家自己可是深謀遠慮得很：
——只要用“人權高于主權”對待塔利班，那自然就為別人用“人權高于主權”對付中國開了口子，這夠深謀遠慮的吧？
——在塔利班的阿富汗問題上不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能指望別人對中國遵守嗎？
——能在塔利班問題上對國家安全“鼠目寸光”，還能指望在其它問題上有多深謀遠慮嗎？
“公知”的深謀遠慮還遠不止此呢。
對中國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公知”憂心仲仲：抗疫危害了“個人自由”，大大的不好——“我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擔心出現一種全球政府，把人類鎖進沒有自由的給定命運”，“要隱私還是要健康？通過手機對個人的行蹤進行追蹤，涉及不涉及隱私？涉及。”“健康碼涉及不涉及隱私？涉及。”“隱私閃退，監控上位。”“以權力和市場為雙重動力的對隱私的侵犯，不但進展神速，而且甚至達到遠遠超出人們想象的程度。”“熱愛自由、看重隱私的人們，竭力做出出于本能的反抗，但這些反抗太微弱了”……于是“公知”一面冠冕堂皇宣布“只能由專家來判斷，我們外行沒有說話的份兒”，一面鼓吹向“群體免疫”，“向病毒投降”——“【三言兩語83】孫立平：是否投降：這也許是個技術性問題”，“當世界上基本實現群體免疫的時候，我們怎么打開國門？”“當別人醫學手段成熟大面積運用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落后，行政手段對付傳染病不可持續”，“應當把新冠病毒作為一種常駐病毒，與之共存。也就是說，在對待新冠疫情上，我們應當有思路上的轉變”……
再追溯得遠一點。早在2006年3月4日的“新西山會議”上，這位孫大“公知”就與宣布中國共產黨“非法”的賀衛方一唱一和，把改革定性為共產黨與市場經濟的非法“通奸”——這夠“深謀遠慮”的吧？有這份功力，這份老謀深算，難怪今天“三言兩語”就能利用塔利班問題給中國挖了個大陷阱，忽悠得一大幫“粉絲”鼠目寸光跟著感覺走，不知不覺認同了“人權高于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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