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第8期頭條刊登了“依憲執政五人談”一文。參加座談的幾位先生是當今意識形態領域的名人，都是近年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佼佼者。他們打著依憲執政的大旗，卻塞進了許多私貨，兜售了許多奸偽，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有的地方太露骨，即便不是十分明眼的人也能看得明白。
他們打的旗號不可謂不光彩。他們表面上裝著順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依憲執政、依法治國的話頭說事，但是話頭一轉，就說開了什么當下人治思維有慣性，人治依然;什么社會現實同世界通行的法治精神有很大的反差也依然(請注意，《炎黃春秋》完全是把我們強調的法治精神與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所謂世界通行的法治精神放在同等位置對待、同日而語的)。從他們對這兩個“依然”做出的分析和闡述中，他們的私貨，他們的奸偽就一一晾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一兜售于市了。
一曰強調建設“思想市場”。郭道暉先生在座談中說：“要建設法治中國，首先建設思想中國，而要建設思想中國，必須要有思想市場。”什么是思想市場呢?就是說，“應該有一個像自由經濟市場那樣的思想市場”，因為，“十八大已經確定要把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因素”(按：這個表述明顯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表述不一致)，而“市場經濟應該影響到上層建筑，影響到思想”，還說，“如果經濟上由市場配置(按：這句話簡直出格到了驚人的地步。三中全會決議中什么地方有這樣的表述呢?)，思想理論上沒有一個自由的市場，沒有一個供大家交換新鮮思想的市場，是不行的”。話說得閃爍其詞，倒也頗直白，郭先生的意思是聽得懂的，這就是：思想理論領域必須像自由市場那樣開放。那么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開放呢?就是說，再不要“動不動就說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那樣的話。如果老說這樣的話，我們就連“在世界上立足的地方”也沒有了。那么我們應該做什么呢?郭先生說，那就是“與世界法治文明接軌，要吸收人類的普世價值”。說到這里，郭先生終于把他自己心里的盤算托出來了：把普世價值引進中國，把西方文明引進中國，這樣，中國就可以在世界上“立足”了。什么敵對勢力的思維云云，那是不能提的，提了，法治思想就建立不起來，法治社會也建設不起來。按郭先生的這個思路引申下去：這個社會上也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敵對思維吧。郭先生口口聲聲宣稱依憲執政，干什么都要循憲法的精神和原則行事，郭先生總不會沒有讀過憲法第六條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其他相關條文及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相關論述吧。我國正是遵循著包含這些內容的憲法，處在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環境中，保持著高度警覺建設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穩穩立下足來，，并已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何來不能在世界上立足之有呢?郭先生不讓講敵對勢力思維，又熱切要求在他急欲開辦的思想市場里交換什么新鮮思想，他的原心態是什么，也就紋絲不爽地曝光了。這里，還必須點出來的是，我們歷來堅持，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里馬克思主義必須占指導地位這樣的根本方針，郭先生在講話中幾乎是絕口不提的，因為這樣的方針恐怕是完全合不上郭先生的胃口的。
二曰“馬克思主義喪失了生命力”。這樣兇險的話出自講授政治學的一個教授之口。這位先生在發言的開頭先是把《炎黃春秋》大大恭維了一番，說什么《炎黃春秋》是溫和的、理性的，“發表了這么多對國家有積極作用的建設性文章”。而人所共知的事實是，這個刊物既從不溫和又從不講理性(按：當然是分對誰溫和，對誰講理性)，國家面對的只是一大堆有消極作用的破壞性文章。對《炎黃春秋》如此捧場還嫌不足，這位先生在發言的結尾部分，又擺出一面孔阿諛諂媚的姿態聲稱，“衡量《炎黃春秋》以前所發表的言論和一切文章都是沒有問題的……它澄清了很多誤解，澄清很多對歷史、對當代認知上的偏差……《炎黃春秋》是公共理性的一個很重要的平臺，是腦袋很重要的一部分”。《炎黃春秋》自然是極中意聽取這類肉麻話語的。因此，它就毫無愧色、從容地全文照錄地刊登了這位先生的這段“頌詞”。所有這些，我們只在這里略略予以曝光，并不打算展開。這位先生最發飆的話是：“以前的儒學、馬克思主義，任何東西，一旦國家把它奉為正統以后，就處于長期停滯的局面，最后喪失生命力。”作者罔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袤土地上充滿了活力，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個最巨大的現實，卻惡意攻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喪失了生命力，還有比這句話詛咒得更兇險的嗎?作者的學問已經“淵博”到是一個國內名牌大學教授的地步了，卻對中國土地上一個名揚寰宇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土圍子極盡恭維拍馬之能事，又盡情發出了一通把馬克思主義貶到已經死亡的毒誓，想必是非常得《炎黃春秋》的歡心了。
三曰黨置于制憲而不守憲的尷尬境地，實際上存在一個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張千帆先生在發言中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實際上是回答了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張先生這一對習總書記所言的“解讀”，說明他是認為我國在實際上存在著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的。這里且不說張先生這樣擅自的“解讀”是何等的膽大妄為，所謂“黨大還是法大”其實是一個偽問題。在黨的領導下，制定了憲法和法律，代表了人民利益;憲法和法律的每條每款代表的也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黨的領導下，依法執政，依法治國，兩者融通契合，何來孰大孰小?提出黨大還是法大，實際上是把黨和法律惡意地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如果說黨比法大，那么黨提出加強依法執政，推進法治建設，以法治國，就是虛偽的了;如果說法比黨大，不啻說黨的領導出了什么問題，要由法來管、來糾正，而法有可能管不上、糾正不了，那么黨又怎么能真正做到依憲執政、依法執政呢?有人甚至提出，為保證依法治國，共產黨員要退出法官隊伍，這不是使黨和法兩者之間的關系完全對立起來，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嗎?習近平同志說過：“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習總書記這段話把黨和法的關系說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徹。作者通篇講良法、良治、良序，卻完全回避這三個“良”，正是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而關于加強黨在這方面的領導，他在講話中毫無展開，無片言只語，這不顯得很反常嗎?
四、用習仲勛同志的旗號和影響壓人抬己。打出習仲勛同志的旗號，作為《炎黃春秋》身上披的虎皮，是《炎黃春秋》很自鳴得意，深為自賞的一招。江平先生的發言中特意提到，當年，習仲勛同志曾提出要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他覺得很好，云云。用習仲勛同志來掩護自己，這對《炎黃春秋》來說，也不是第一遭。人們記得，前些時，《炎黃春秋》曾經登了習仲勛同志夸獎《炎黃春秋》辦得好的題詞。一般讀者不了解習仲勛同志當年是在什么情況下題的詞，難免信以為真。《炎黃春秋》真真的是把仲勛同志的題詞給自己做了廣告。習仲勛同志是我黨一位著名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黨一位具有高度威望的革命前輩，但是在他的身后，他是不可能知道《炎黃春秋》近一二十年來走了一條由反骨未顯到反骨畢露的越來越墮落的路子：瘋狂推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力圖引進西方政治制度框架，叫嚷黨不能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等等，這些文章在每期《炎黃春秋》上都充斥皆是;而竭力反對黨的領導，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把數不清的臟水潑到習仲勛同志本身十分敬重的開國領袖的頭上……這方面更是惡行累累，擢發難數!習仲勛同志能對這些惡行點贊、稱好嗎?顯然，現在抬出習仲勛同志來，除掉刻意褻瀆、誣辱習仲勛同志，還能有什么別的意圖呢?
關于習仲勛同志曾倡議建立不同意見法。這當然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值得認真考慮研究的倡議。我們當下的全部法律體系中尚無此法。但實際上當下思想多元、價值觀多元，各種思想、價值觀的話語表述在媒體上還有什么不同意見不能說的呢?《炎黃春秋》滿滿登登地享受了還正在享受著無所不敢說，無所不敢詛咒的，幾乎是無以復加的言論自由，這恐怕在普天下都是罕見的。當前，雖無保護不同意見法，但是不同意見受到保護，早已是一個每日每時都能見到的慣常現象了。《炎黃春秋》特意抬出習仲勛同志來，是有他們自己不可告人的用心的。說到底，拉大旗，扯虎皮，從來就是《炎黃春秋》的慣技，我們不必為此感到愕然。
《炎黃春秋》有足夠的智慧施展其奸偽、狡詐伎倆。它長于在自己的文章中塞進大量私貨。他們使了多少花招，安了多少釘子，多少人跌入他們挖的陷阱，被他們乖乖地牽著鼻子走。他們自以為得計，竊喜不已。但是他們已經唯心唯到沖昏自己頭腦的地步。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他們有濃重的自戀癖。他們硬是不顧他們的不光彩伎倆和騙術屢屢被人識破、戳穿，他們還是要一路行騙下去，真是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
2015年8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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